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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時報》10月18日第3版右下角的一小塊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武夷山編譯的“域外新書”，專門介紹了澳大利亞學者賈絲婷 拉芭勒斯蒂爾的學術論著《科幻作品中的兩性之戰》一書，該書對美國科幻作品中的女性和女性主義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其實在國外科幻界，對女性科幻作家的關注和研究久已有之。參照主流文學理論的發展，女性批評很早就介入到科幻領域當中，對科幻作品的分析也專有女性主義分析這樣一個流派。只不過介紹到國內的資料十分稀少，目前僅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吳岩和《科幻世界》的姚海君所寫的一些零散評論當中有所提及。
事實上科幻與女性的關係由來已久，況且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科幻小説恰恰就出自女性之手——轟動至今的《弗蘭肯斯坦》即為著名詩人雪萊之妻、女作家瑪麗 雪萊所創作。在這部歌特式的感傷主義作品中，女作家講述了一個利用器官拼湊進行造人活動的科學家的故事——但是很不幸，那個被製造出來的怪物最終走上了反叛弒主的道路。
也許正是因為作家的性別特徵，才使得雪萊夫人敢於把如此理性和邏輯的科學當作一種因素注入到文學作品當中去，敢於將科學與過去小説中所涉及的歷史、戰爭、愛情等因素相並列，作為作家與讀者共同關注的對象，繼而産生出了近代意義上的科幻小説。
然而在當時，科學更多的是以一種理性的姿態面對世界的——至少在反映科學的文學作品，或者乾脆説在“科幻小説”中似乎是這樣。理性就是理性，情感就是情感，不能説是完全對立，至少也要截然分開。與此相伴隨的，則是在20世紀上半葉科幻的“黃金時代”，科幻文壇中鮮有女性科幻作家的出現。男性科幻作家稱霸多年，把這種話語優勢發揮到了極致。而這種“不平等”的局面，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浪潮”運動才告結束。
不錯，正是“新浪潮”運動為更多的女性科幻作家打開了大門。説起來也屬正常，因為“新浪潮”並非局限于科幻領域的一個流派，而是20世紀60年代遍及社會各領域的一場文化運動，而這一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女權主義的興起。此外，“新浪潮”運動中將科幻作品文學化的傾向，無疑也成為促使女性作家嶄露頭角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其他文學領域一樣，在科幻文壇中，女性作家以其獨特的視角、細膩的感覺、柔美的語言以及與男性截然不同的話語特徵，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離奇而美麗的故事。當然，她們往往太多感性，對科學細節的設定可有可無，但對人類內心的發掘卻決不馬虎；她們沉湎于幻想，甚至可以説是想入非非，結果作品要麼新奇得出眾，要麼則讓人覺得離題萬里不知所云（女性科幻作家肯定會對此嗤之以鼻）；而女性科幻作家最大的功績在於她們對女性人物的重新詮釋，因為在她們之前，科幻小説中即使有女性人物的存在，也是一個模糊而蒼白的簡陋符號，不讓人感覺多餘已屬僥倖，更談不上什麼性格清晰、有血有肉了。凡爾納的作品以其著名的“父親—兒子—僕人”（或者變體“叔叔—侄子—僕人”、“舅舅—外甥—僕人”）結構而著稱，從無女性人物左右局勢，要不是《八十天環遊地球》中印度女人等零星女性的點綴，其作品環境簡直就成了“男人國”了；而素以邏輯和推理著稱的阿西莫夫，雖然經常性地請一些女性角色出場（比如蘇珊 卡爾文，機器人心理學家，她被成功地塑造為“機器人的姐姐”），但這種貌似公允的安排又讓人覺得多少有些力不從心；即便是以構造精彩故事著稱的海因來因，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也屬平常，讓我們怎麼看怎麼像是後來好萊塢大片裏千人一面的性感明星……之所以會出現黃金時代這種“作家不會寫女人同時也避免寫女人”的局面，按照阿西莫夫近乎戲謔的説法，認為一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使然，寫女人一不小心就會出現麻煩；二是當年的科幻作者多為年輕小夥，對女人沒有什麼經驗。
難道科幻世界真的要讓女性走開？幸好——
女性科幻作家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否定答案，無數的優秀作品也對此做出了良好的詮釋。
在我們所熟悉的國外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當中，還可以找到一個相當顯著的特徵，那就是她們多喜歡構造一個獨立的世界。這種做法簡直太合乎邏輯了！一個獨立的世界才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自成一體的邏輯和規則，女性科幻作家正是借助這種奇特的方式，來完成自己向男性話語霸權的挑戰——在一個特殊的語境下構成的話語優勢。
隨便舉個例子：在科幻界廣為人知的女性科幻作家，當推美國女作家厄休拉 K 勒吉恩。勒吉恩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獲得過文學碩士學位，著作等身，其代表作《黑暗的左手》曾獲雨果獎和星雲獎兩大科幻獎項，有“科幻女皇”之稱。《黑暗的左手》所描寫的就是一個與地球人類原本毫無關係的一個世界——一個被冰雪覆蓋的、被稱為“冬”的行星。在這一背景下，女作家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智慧種族開拓疆土的故事。除此之外，類似的科幻女作家還有很多很多。
由此可見，對於女性科幻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不但應該，而且相當重要，遺憾的是國內科幻界對此重視還十分不夠。
《中華讀書報》200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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