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點，50年前，農民兄弟已經入睡，10年前，人們已經吃完晚飯開始看新聞聯播了，而今天，很多人還在單位，晚飯可能在一小時以後，而“午夜新聞”才是他們的“新聞聯播”——工業文明和城市化，反映在時間表上，就是夜在人們的生活裏變得越來越長了。同一時間，不同的故事，在現代中國人民生活的進化史上，看看時間是怎樣開花結果的？

    　06：00

    1930’s，上海。弄堂亭子間裏的單身房客(也許是舞女，也許是文學青年)還在酣睡，一般的人家已經起床了，第一件事是趕緊到弄堂口倒馬桶、刷馬桶，上海的早晨就在刷馬桶的聲音中開始。20世紀30年代是上海城市發展的鼎盛期，大量的外省和國外移民涌入上海，佔當時上海總人口的80%，上海本地原住居民僅佔20%。大量的移民也使得上海本就狹窄的居住環境變得更加逼仄，上海人不得不在空間利用上做盡文章，用馬桶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馬桶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關鍵詞，據説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尚有500萬戶人家用馬桶，直到20世紀90年代完成舊房改建後，上海人才漸漸告別了讓他們倍感痛苦的馬桶。

    1960’s末期，在中國的城市裏無論男女老少，早晨6點一律在窗外高奏《東方紅》旋律的大喇叭聲中，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拿紅塑膠皮的語錄本，先敬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然後念上一段與當日工作和生活有關的毛主席語錄。這就是“偉大的林副主席”發明的“早請示”了。與此相對應的是“晚彙報”，晚上紅太陽落山之前，再次集中于毛主席像前，把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小結一下，排著隊，一個一個説，要狠鬥私心一閃念，最後合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自然有愛睡懶覺的人，常常早請示時起不來，然後“狡辯”説自己已經在心裏請示過了。對這樣的人，眼裏揉不得沙子的革命群眾自然深惡痛絕。

    1980’s初期，順德的花農搖著小船，把一枝枝還沾著露水的花送到省城廣州去賣。順德自古就有種花的傳統，從宋朝起就開始進貢奇花異卉。“文革”中，種花被當成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順德的花木砍的砍，拔的拔，一片凋零。改革開放後，順德的花農敏銳地嗅到了春天的氣息，在房前屋後、田頭地角自辟天地種植花卉。沒有人到府採購，花農就自己搖船送到廣州。

    2000’s世紀末，廣州。老人們依然是茶樓早市的主角，偶爾出現一桌年輕人，顯得分外醒目。那是加了一個通宵班的年輕人，可能是媒體的編輯記者，也可能是廣告人。忙了一夜，肚子餓了，去7-11未免太虧待自己，還不如去吃頓好的。如果不是熬了一個通宵，他們平時也沒有什麼機會喝早茶。清晨6點這個時間，他們要麼是在玩，要麼就是還在睡覺。如果這個時候碰巧有人已經起床了，那一定是不得已，比如公司給訂了早班機的飛機票。這人一邊罵罵咧咧地掙扎著起床，一邊想以後非得訂中午以後的機票不可。

    12：00

    1980’s初期，幾乎每個廣東人都知道廣東電臺有個專門講古(故事)，而且可以講古講到出神入化的楷叔。楷叔是當時的著名演員張悅楷，在電臺講《楊家將》、《三國演義》，人人愛聽。中午12：30是楷叔開始講古的時間，中午12時學生們一放學就急著往家裏跑，不少人還邊跑邊喊：“楷叔先別講啊！等我回到家再説！”一到家，飯也顧不上吃，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調頻到講古臺聽楷叔講古仔。這時，街上幾乎沒什麼人——大家都回家聽故事去了。無獨有偶，當時王剛演播的廣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也在全國範圍引起了轟動，捧紅了一個王剛不説，小説的情節也因此深入人心。在電視尚不普及的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聽收音機就是人們最理想的娛樂了。

    1980’s後期，作家路遙在談到創作轟動一時的《平凡的世界》的體會時説：“我的早晨都是從中午開始的。”通常情況下，他都是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寫作，淩晨兩三點或者遲至四五點左右入睡，第二天中午起床，一天的“早晨”這才算開始。有意思的是，路遙的聲名也是隨著中午《平凡的世界》的電臺小説連播而遠播的。他很不理解，為什麼政府規定的午睡時間那麼長，當想到正是日上中天的時候，我國11億公民卻在同一時間都進入夢鄉，不免有某種荒誕之感。他絕對沒有想到的是，10多年後很多年輕人的時間表也是“早晨從中午開始”。

    2000’s。在沒有演出的悠閒日子裏，模特李麗源的一天一般從中午開始。醒來以後，先在床上發一會兒呆，起床以後，胡亂吃點東西，就出門逛街。三里屯是她最喜歡的去處，在三里屯酒吧街中段的56號(北京模特們最喜歡的集散地)就可以坐一個下午。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什麼也不幹，瞎看看，時間就過去了。而像女作家棉棉這樣的派對動物，她的2002年5月10日是這樣過的：玩了一整夜之後，搖搖晃晃地回到家，繼續PARTY。玩到一半睡著了，然後又糊裡糊塗地在中午時分睡醒，馬上又盤算著下午3點之前趕緊把手頭的活幹完，好出去跳舞。

    18：00

    1930’s，上海。當時的文學青年、後來的美學家張若谷説，坐咖啡館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作家們常常提倡“咖啡座談”的生活。他寫道：“大家一到黃昏，便會不約而同踏進他們走慣的幾家咖啡館。他們一壁慢吞吞地呷著濃厚香醇阿拉伯人發明的刺激液質；一壁傾瀉出各人心坎裏積蓄的甜蜜，彼此交換快樂的印象，有時在燈紅酒綠之下，對面坐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向他們細細追訴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跡，傾聽一句兩句從鋼琴和提琴上發出來的旋律……”(見李歐梵著《上海摩登》)那種稍稍自戀的傾向和羅曼蒂克的氛圍也許是魯迅最好的嘲諷對象。

    1980’s，北京。還在清華上學的張朝陽和同學們一樣，晚飯後的6點就要到清華學堂去佔位置了。那裏的桌子特別大，燈光也特別亮，是清華學子們上晚自習的好去處，因而佔座也最難。那正是為祖國學習的年代，大學生們晚上幾乎沒有什麼娛樂，只知道一門心思攀登科學高峰。那也是個最重視知識的年代，在“文革”中荒廢了10年的一代人如饑似渴海綿般吸收知識，夜大的教室、圖書館，永遠是人滿滿的。

    21世紀，廣州。17：30是下班時間，但現在，報社的Jasmine還在改稿子。電腦裏放著許志安的歌，她一邊聽，一邊埋頭在電腦前敲著鍵盤；有電話打斷她，她夾著電話像位小提琴手一樣歪著頭，一邊手指還在鍵盤上嘀嘀噠噠地敲。電話原來是另一部門的同事，約她7：30在麥當勞吃飯，Jasmine盤算了一下，説了聲“OK！”，放下電話，繼續工作。得趕緊做完這兩篇稿，否則晚上就得加班了，她想。對於城市的大多數人來説，很少人在這個時候吃飯，他們的晚飯時間是兩三個小時之後，而且，在家吃飯的人越來越少了。

    21：00

    1940’s，著名記者斯特朗眼中的延安週末舞會是這樣的：週六晚上舉行的舞會是一週主要的社交活動。朱德幾乎每週都來，毛澤東大約一月來兩次。中國樂器和西洋樂器合璧，中國民間音樂和現代交誼舞曲相結合，還可以配合秧歌音樂跳四步舞。人們無拘無束，想跺腳就跺腳，想溜圈就溜圈。當時，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延安邊區的文化生活也頗為活躍。

    不過，在中國的廣大城鄉，這是個開始睡覺的時間，只有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即使已成“孤島”，已經打烊的商鋪反而襯托著一些娛樂場所的喧鬧，地下工作者混在各色紅男綠女中與日偽鬥爭著。

    1960’s，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佔據著晚上的幾乎所有時間。即便是大年三十晚這種本應是闔家團圓的日子，北京工人體育場裏照樣開著萬人批斗大會。所有的娛樂已經被取消，包括那令人對“50年代”懷念不已的大學校園裏的舞會。在北大女學者趙園的回憶中，自己忘了有沒有穿過漂亮裙子。她記得有位歸僑同學，曾在週末晚上宿舍僅余兩人時，向她展示從國外帶回的衣裙，平時她只能委屈它們壓在箱底。上山下鄉的知青們此時要麼東遊西蕩到處找吃的(説難聽一點就是偷)，要麼就是躲在蚊帳裏，打著手電筒看難得一見的書。

    1970’s，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去看露天電影。即便要走十幾二十里的山路，即便放的電影都是老掉牙的、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老片子，都不能阻擋人們對露天電影的熱情。去看露天電影對孩子來説是一個大節目，對大人們來説則是一個社交活動，給青年男女提供了交往的機會。

     1980’s，中學生們上完晚自習後急急忙忙趕回家去看《排球女將》，還有後來的《射雕英雄傳》、《上海灘》等等。自己家還不一定有電視，一般是有電視的人家把電視(黑白的)慷慨地拿出來與大家共用，一個小小的電視(14寸已經算大的了)前總要圍上十幾個人，不到主人家把電視關掉絕不罷休。而大人們則熱衷於跳舞，把辦公室的桌椅搬走，把食堂整理整理，再借一個簡陋的錄音機放放音樂，就可以開跳了。舞曲多半是《深深的海洋》、《山楂樹》、《紅莓花兒開》之類的蘇聯歌曲。那也是那個時代難得的消遣了。

    2000’s。還是前文的模特李麗源，夜幕開始降臨，李麗源開始用手機給朋友發資訊，約著一塊兒吃飯。當然，有些朋友因為公司加班，只能在寫字樓裏用盒飯將就一頓了，但她們約好了加完班後可以在某個酒吧見。李麗源的夜晚，在晚飯以後才正式開始。活動無外是泡吧，在一家坐厭煩了，就換另一家。玩到肚子餓了，就七八個朋友一起，坐上計程車去宵夜，確切地説是吃早飯。北京24小時營業的店並不多，無非就是永和豆漿。終於回到家裏，一般都是早上6點以後了。

    00：00

    　1930’s，上海。還是在《上海摩登》中，有人這樣描寫上海之夜的動人之處：“上海的子夜因無數的珠寶而閃閃發亮。夜生活的中心就在那巨大的燈火電焰處。”

    “印度手鼓的節拍，色慾的交響曲，上百個樂隊的音樂聲，曳步而舞，身體搖擺，休止符，慾望的濃煙——燈海裏的慾望，那就是歡樂，就是生活。”

    “快樂，杜松子酒，爵士樂。上海一切是無拘無束。伴舞女郎——一毛錢到一美元，她們親親熱熱，俄國的、中國的、日本的、朝鮮的、歐亞混血兒，有時還有其他的。”

    這大概就是上海被稱為“十里洋場”、“不夜城”的緣故。

    1990’s，網際網路的普及改變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半夜12點還沒睡的人在過去會被稱為夜貓子，現在，整個晚上泡在網上，白天睡大覺的網蟲大有人在。

    2000’s，24小時便利店、24小時自助銀行、24小時藥店、甚至還有24小時營業的移動通訊營業廳，都為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的“夜歸人”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利。對廣州人來説，子夜不是一個夜晚的結束，而是開始。早些時候廣州夜生意僅限于百貨、餐飲等行業。隨著廣州經濟的發展，市民生活習慣的改變，廣州夜生意的內涵不斷擴寬，除了傳統的夜茶、卡拉OK外，銀行、深夜洗車甚至電信行業的深夜服務都應運而生。有數字説，從每日入夜起計算，廣州的餐飲、文化娛樂、銀行市場等夜間生意額，佔全日全市消費市場的一半以上。傳統意義上的深夜已經被廣州人視為等閒，所以他們到別的城市怎麼也不習慣：怎麼搞的？晚上還不到10點所有的商店就已經打烊啦？街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還有，連賣煙的士多都沒有！！真要命！

    《新週刊》200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