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故居緣緣堂的故事
豐一吟

    近年來報刊上在介紹豐子愷的隨筆時,常常提到“緣緣堂隨筆”這一名稱,可能有讀者不完全了解緣緣堂的情況。

    緣緣堂是豐子愷故居的名稱。1927年豐子愷在上海郊區江灣的立達學園工作時,住在永義裏的校舍裏,這裡是最初的緣緣堂。後來幾經遷徙,最後於1933年在浙江省石門鎮建造緣緣堂新屋,抗日戰爭期間毀於炮火,1985年重建落成。

    豐子愷從1927年開始寫的隨筆,有許多都冠以“緣緣堂隨筆”的名稱。

    現將緣緣堂的情況詳細介紹如下。

    江灣緣緣堂

    豐子愷(1898-1975)誕生於浙江省石門鎮(當時屬崇德縣,現屬桐鄉市)。1914年在當地高等小學校畢業後,就讀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該校的圖畫音樂老師李叔同先生的指引下,豐子愷走上了專攻藝術的道路。師範畢業後,于1921年去日本學習了10個月,回國來先後任教于上海專科師範學校、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上海立達學園。

    立達學園位於上海北郊江灣鎮,豐子愷家當時住在永義裏9號的校舍裏。1927年農曆9月26日,豐子愷虛齡30歲生日的那天,李叔同先生(已于1918年出家)即弘一大師正在豐家作客。恩師對他的教育,不僅限于音樂美術方面,在佛教上也給予他很深的影響。他決定拜弘一大師為師,皈依三寶,作一名在家居士。於是,在樓下鋼琴邊釋迦牟尼像前舉行了皈依儀式,弘一大師給他取法名嬰行。

    就在這一回,豐子愷請求弘一大師為他永義裏的這所校舍取個宅名。弘一大師叫豐子愷在好幾張小方紙上寫上自己喜愛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把小方紙團成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先後拿兩次鬮,拆開來都是“緣”字,於是就將永義裏的寓所命名為“緣緣堂”。請弘一大師寫了一幅橫額,交九華堂裝裱後挂在永義裏的寓所中,這是緣緣堂“靈”的存在的開始。1930年遷嘉興,1932年遷上海,緣緣堂一直隨著堂主人豐子愷,形影不離。他所寫的隨筆也往往自名為“緣緣堂隨筆”。1931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豐子愷的第一本隨筆集,就取名為《緣緣堂隨筆》。其實那時的緣緣堂還是“遊擊式”的。

    石門緣緣堂

    直到1932-1933年,豐子愷已出版了20多本書,手裏有了一點錢。為了實踐母親在世時自己對她許下的諾言,便在故鄉——浙江省石門鎮(又稱石門灣)木場橋堍的梅紗弄裏造了一所房子。這才是現今一般人所指的緣緣堂。

    説起梅紗弄,其實明清時本名綿紗弄,明末清初,因弄北有5家打鐵店常將煤渣傾倒弄內,此弄漸被改稱為煤沙弄。1928年,路牌亦標此名。但豐子愷嫌其不雅,擅自在自己的信封上印上“浙江省石門灣梅紗弄八號緣緣堂豐宅緘”。1983年,石門鎮恢復用綿紗弄這名稱。

    這所緣緣堂是完全按照豐子愷自己的構思建造的:採用中國式的結構,取其堅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風,取其單純明快。全體正直,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樸素深沉之美。

    這緣緣堂位在豐子愷的世代祖居忄享德堂和豐同裕染坊(通稱老屋)後面,和忄享德堂隔一條梅紗弄。由於梅紗弄是南北向的,所以緣緣堂通向梅紗弄的大門是向東開的。本來,走進大門,就應該是屋前院子的側面,但梅紗弄和緣緣堂北面的大井頭這兩條路所形成的角度大於90度。造房子的工人為了佔足地皮,竟把房子造成南邊寬北邊窄。磚墻都已砌好並已粉上了白色,窗框也已做好,就差配玻璃涂漆了。可是豐子愷得知後,堅決要求拆掉重來。他説:“我不能傳一幢歪房子給子孫!”由於是磚木結構,可以搬動,只要花錢雇許多人來把框架抬正,把磚墻推倒重來就行了。但畢竟是大動干戈,所以此事在鎮上一時傳為美談。

    緣緣堂主屋南邊是一個水泥大院子,主屋是三開間二層樓的結構。主屋北邊是一個泥地小院子,種一排冬青樹,一個葡萄棚架下安一架鞦韆供孩子們遊玩。再北邊是三開間的平屋,廚房、柴間等都設在這裡。

    主屋前的水泥院子圍以很高的磚墻,粉成白色,當時稱這種墻為“包墻”。

    這一切都是直角形的。那麼,和梅紗弄之間的那塊南寬北窄的三角地怎麼辦呢?緣緣堂主人把它圍一道矮墻,向梅紗弄開一個門。這門內有一條路直通水泥院子東側的大門。這條路兩旁各種一株重瓣桃(重建後的緣緣堂改種廣玉蘭)。那個尖尖的小三角則用來養雞養兔。水泥院子的東大門上方,面向院子的一面,以凸出的字形做出主人手書的“欣及舊棲”四字,以表示主人對舊棲老屋的感激懷念之情。三開間的房,樓上樓下都被隔成前後兩間,前大後小。樓上中央的前後房之間設有走廊。西前間給豐子愷的三姐豐滿(離婚後)及其女兒居住,還特地從中隔出一小間來供豐滿做佛堂用。東後間作盥洗和廁所用,其餘都是臥室。樓下中央後間是過道,前間是客廳,鋪地方磚,其餘五間都鋪地板。客廳中央懸挂一幅中堂,為吳昌碩的紅梅圖。上方是一塊以數十年陳舊的銀杏板製成的匾額,上面鐫刻著馬一浮所書“緣緣堂”三個大字和一篇偈,偈的內容如下:“能緣所緣本一體,收入鴻蒙入雙眥。畫師觀此悟無生,架屋安名聊寄耳。一色一香盡中道,即此囗囗非動止。不妨彩筆繪虛空,妙用皆從如幻起。”這是豐子愷在《告緣緣堂在天之靈》(1938年)一文中追憶的,有二字代以囗囗,想必是記不起來。匾額兩旁挂兩副對聯:弘一大師書寫的華嚴集聯“欲為諸法本,心如工畫師”和堂主人自己書寫的杜甫詩句“暫止飛烏才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他把“將數子”改為“才數子”。)廳的東西兩壁則挂弘一大師書寫的《大智度論十喻讚》。樓下東前間為起居室,壁上懸挂沈寐叟的書法和幾幅古畫。東後間為扶梯間和過道。西前間為主人書房,壁上懸挂弘一大師所書法華經普門品集句長聯:“真觀清凈觀,廣大智慧觀;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後來又以二樓臥室為書房。)水泥院子裏有兩個花壇,種著茂盛的芭蕉和沒有結子的櫻桃樹。(有時為了自慰,緣緣堂主人去市場買些櫻桃來挂在樹上,人們還以為真的結了子呢。)

    緣緣堂落成後,豐子愷又親自繪圖定制了一批與堂的風格相符的既合理又實用的中國式傢具。

    緣緣堂主人對自己的設計十分滿意。他借用北宋文學家王禹《黃崗竹樓記》裏的話説:“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于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緣緣堂的建築費共6000元。而這6000元完全是豐子愷用開明書店所贈的那支紅色派克自來水筆寫出來的。主人把這座建築視為至寶,他説:“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調,我決不同意。”

    緣緣堂時期,是豐子愷創作的黃金時代,有許多隨筆和畫都是這個時期發表、出版的。

    由於幾個大孩子要到杭州去念中學。從1936年開始,豐子愷在杭州租下別寓。春秋常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度過,到放寒暑假時才回緣緣堂來住。就這樣,從1933年春落成,到1937年秋為抗日戰爭爆發而離鄉背井,在緣緣堂一共住了五個年頭。但豐子愷後來在自己所作的一首詞裏有“千里故鄉,六年華屋”的説法。如果不是他記錯的話,由此可以推斷,緣緣堂是從1932年年底就動工建造了。

    永訣緣緣堂

    1937年11月6日,石門鎮遭日寇轟炸,迫使豐子愷一家連夜逃到離鎮五、六華里的南聖(亦作南深)。豐子愷的胞妹雪珍自幼在這裡的蔣家當童養媳,後來嫁給蔣茂春。得知石門被炸,蔣茂春馬上划船出來,把大舅子一家接到了南聖,安排住在族人蔣金康家空著的新屋裏。11月15日,豐子愷還帶了長女陳寶到緣緣堂去取過一次東西。從此,主人就和緣緣堂永訣了。

    11月21日,聞説石門已架起機槍大炮,桐鄉已經開火了,豐子愷一家當天便逃離南聖,經杭州,到桐廬小住,後來又經蘭溪來到萍鄉,在學生蕭而化的蕭家祠堂空屋內暫住。

    1938年2月9日,接早年立達學園同事裘夢痕2月4日從上海發出的明信片,説:“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部焚燬,不知尊處已得悉否……”

    聞此消息,家人都很悲傷。豐子愷則先後寫下了《還我緣緣堂》(1938年)、《告緣緣堂在天之靈》(1938年)和《辭緣緣堂》(1939年)三文,以抒發自己對故鄉懷念和對敵寇憤恨的心情。他在《還我緣緣堂》一文中説:“緣緣堂已被毀了。倘是我軍抗戰的炮火所毀,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毀時必然毫無恐怖之色和悽慘之聲,應是驀地參天,驀地成空,讓我神聖的抗戰軍安然通過,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敵侵略的炮火所毀,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時,一定發出喑烏叱吒之聲:‘我這裡是聖跡所在,麟鳳所居。爾等狗彘豺狼膽敢肆行焚燬!褻瀆之罪,不容于誅!應著爾等趕速重建,還我舊觀,再來伏法!’”

    緣緣堂究竟如何被焚,何時所焚,現在都不得確知。但據豐子愷的堂侄女豐桂回憶,豐子愷一家11月21日離開南聖後僅兩天,緣緣堂就燒掉了。只因當時戰亂阻隔,消息傳遞遲緩,到次年1月才在上海的報紙上登出。如果這一説是正確的話,重建後的緣緣堂墻上的説明文裏所説的毀於1938年1月,應作1937年11月。

    被焚後,據説緣緣堂的煙囪有一時還未倒下。這在豐子愷于1938年7月所寫的《佛無靈》一文中提到過:“我的老姑母……有信來,末了説:緣緣堂雖已全毀,但煙囪尚完好,矗立於瓦礫場中。……”

    《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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