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對於電影金馬獎來説是重要的一年。40年前，金馬獎創立；20年前，台灣新電影運動開始。似乎這是金馬獎值得慶賀的一年。

    但事實上，這又可能是近年來最尷尬的一屆金馬獎。年初，舉辦本年度金馬獎的預算被凍結；兩個月前，關於本屆金馬獎的各種批評就不絕於耳；甚至連新電影運動領袖人物侯孝賢出任評審團主席也引來頗多爭議……

    年初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前不久剛剛結束的金雞百花電影獎都遭遇到各自的尷尬，這種尷尬不僅僅屬於某個華語電影獎，更是電影獎所依附的華語電影工業生存狀況的濃縮寫照。在這個華語電影徘徊于困境與發展之間的時候，金馬獎四十年來的風雨歷程為華語電影業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即將於本週末揭曉的台灣電影金馬獎，1962年開始舉行，1964年停辦過一次，今年已經是第39屆了。放眼世界，金馬獎稱得上是歷史悠久的華語電影獎。

    然而這匹馬一路跑過來，卻有越來越力不從心的感覺。去年第38屆，由於主要獎項全給了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人，台灣電影幾乎全軍覆沒，本土派的“立法委員”們乾脆在審查“新聞局”的預算時凍結了補助舉辦金馬獎的1800萬台幣預算，聲稱要“新聞局”好好檢討一下：如果最後的獎都是給了非中國台灣拍攝的華語片，金馬獎是否還有舉辦的必要。結果金馬執行委員會差點因為預算凍結而斷糧，員工薪水一度發不出來不説，所有新年度的工作也都停擺，使得今年的金馬獎幾乎是在風雨飄搖的狀態下舉行。先天優勢後天不良

    平心而論，金馬獎最有資格成為華語電影代表性影展的電影節。一來它成立時間早，二來它既擺脫了將電影視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包袱，在觀影人口的包容度上，也比一切以商業為依歸的香港市場多元化；加上1980年代以來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打下的一片天空，電影節本身對外號召國際影人前來參與的吸引力也十分強烈。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其實是很有機會讓金馬獎逐步走出地域影展的局限，朝國際電影節的規模發展的。

    可惜的是，長期以來電影政策的搖擺不定，始終在所謂的商業—藝術、本土—開放等二分法的爭論泥淖裏打轉，主事單位的目光如豆可見一斑。加上本地電影工業景氣持續蕭條，電影人為了自身利益互相傾軋；長年吵鬧之餘，卻看不到幾部實至名歸的好電影、或一站出來就星光熠熠的頒獎典禮，使得社會大眾逐漸對這個電影獎感到不耐煩，對它的感覺有點像是雞肋一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事實上，和金馬獎(競賽性質)同時舉行的台北金馬影展(觀摩性質)，在邀請影片的格局上，始終都還維持不錯的水準，這必須歸功於早年承辦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現在已經是知名的製片人)，基於對電影藝術的熱愛，讓當時的影評人如黃建業、陳國富、焦雄屏負責國際影片的邀展事宜，在台灣外語電影市場還沒有像今天如此大量開放的環境下，適時給了饑渴的觀眾多元化的觀影選擇，也為影展本身帶來不少票房的收入。後繼者繼承這條路線，繼續發揚光大，讓不少歐美、日韓或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朗)的電影在台灣找到了發行的渠道，使得台灣是世界上少見的藝術電影發行熱絡的地區。而在華語片上，金馬影展也在1990年代初李行擔任主席任內，開始把各地的華語電影創作引進金馬影展作觀摩放映，接著又邀請中國內地影人參加影展，堪稱是兩岸電影文化交流的重要推手。

    然而競賽項目牽涉到名分與獎金，在面對金馬獎應該優先鼓勵本土電影人或是對所有的得獎者一視同仁的爭議時，大家還是又吵了好幾年，先是本土派佔上風，但後來本土電影有了獎金還是拍不出觀眾想看的電影時，忽然大家又都覺得金馬獎肚量應該大一點，不要計較那10萬20萬台幣的獎金。於是去年的秦海璐和劉燁才都抱了獎金回對岸。

    這幾年，在前任主席李行和現任主席王曉祥的積極奔走下，金馬獎的參展章程裏已經把報名資格改為只要是華語電影都符合參賽資格，工作人員也不再設限是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或是老外，在格局上算是得上是一個恢弘有氣度的電影節。但是早年台灣擔心中國內地來臺統戰的憂慮，今天反而情勢逆轉，對岸電影邀不過來了！

    去年影帝影后都是中國內地得主的畫面還沒淡去，今年卻因為兩岸關係氣氛不佳，中國內地影片全面地拒絕來臺參展，例如《那時花開》就在報名後又撤銷，理由雖然是要參加巴西影展，但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金馬獎曾與中國內地方面約定，絕不私自邀請未獲當局同意的影片參展。

    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電影文化交流，早在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大陸第5代導演崛起時就已經從國際影展開始。在現在的情況下，究竟金馬獎還有沒有機會扳回一城，重返華語電影匯集地的盟主地位，其實也深刻地影響台灣電影未來的發展定位，這兩年將是很重要的。輔導金的連累

    嚴格來説，金馬獎到今天走不上國際舞臺，扮演華語片影展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和台灣“國”片輔導金始終無法脫鉤的窘狀，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在過去，由於金馬獎的舉辦經費多數是由“新聞局”撥款給由電影界龍頭代表組成的電影基金會，再由基金會設立金馬執行委員會來執行，和“國”片輔導金一樣，都是屬於輔導台灣電影的科目範疇。於是“立法委員”在審查預算時，自然就將二者聯想在一起，好像連體嬰一樣，其中一邊不對勁，就代表另一邊也有問題。

    自從台灣在1989年實行輔導電影拍攝製作的“國”片輔導金制度之後，輔導金電影每年是否能在金馬獎上有所斬獲，就成了認定輔導金是否有所成效的重要依據之一(其他例如參加國際影展、台灣賣座成績，也是評量的標準)。但事實上兩者的發展已經愈來愈歧異，金馬獎試圖擴大參展影片的範疇，輔導金則瀕臨存廢危機。在年初凍結“新聞局”的輔導金預算時，就有不少台灣導演出面呼籲，輔導金可以取消，但是金馬獎不能停辦。這似乎説明瞭輔導金舉辦多年下來，連曾經身獲其利的導演都已經不認同它在提振台灣電影上的效力。

    今年金馬獎評審團主席侯孝賢就語重心長地説：“輔導金叫導演太沉重。以前靠劇本獲選，投靠片商包拍，先被片商扣掉十分之二三的費用，用剩下的錢勉強拍的成品，品質大打折扣。現在分兩階段審核，每況愈下，因為初選者和投資片商不敢用高成本拍片，造成惡性迴圈。”

    侯孝賢指出，不少導演缺乏市場概念，抱著“過癮”的心態拿輔導金拍片，個人意識心態太重，難獲共鳴，所以他力主該廢掉輔導金，政府要輔導的對象，應該是第一次拍短片的年輕人，幫他們敲開學習拍片實務的大門，接下來，不能靠政府，必須要自己去闖。

    輔導金牽涉的問題十分複雜，在台灣已經討論多年，始終得不到最後的結論。因為每個不同環節的電影工作者都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找到最有利的位置。而官方其實也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的誠意，每年1億台幣的金額，對整個“政府總預算”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它要煩的事情夠多了，哪還管得到這麼一點小錢。而“立委”們早年在電影得獎時還抱著湊熱鬧的心態出來呼籲金額要再增加等等，但是現在得獎的幾率小了，觀眾又對台灣電影罵得兇，沒有言論市場的支援，根本不懂電影的“民意代表”就更興趣缺缺了。

    但是當楊德昌在多年前就宣佈不再角逐輔導金，李安在好萊塢腳步站穩不再需要這杯水車薪的輔導金，蔡明亮有了歐洲片商的支援，侯孝賢也登高一呼“廢輔導金、保金馬獎”時，或許已經讓我們看到金馬獎振衰起敝的一線曙光，至少大家已經了解，台灣電影的破敗不再是它的宿命，孿生兄弟也該是脫離母體各自獨立發展的時候了。

    台灣近10年來拍片量大幅減少，每年不過20來部的産量，在年底的金馬獎上自然不會缺席，不過由於輔導金電影的水準參差不齊，加上台灣電影創作已經給了外界“自己爽就好”的印象，除非是重量級的導演作品，否則輔導金電影多半在提名階段就已經遭到淘汰。當加入了港片和大陸影片等角逐者之後，如果又遇到本來就對台灣電影沒有善意的評審團，呈現的自然更是一面倒的結果。這也正是“金馬獎等於台灣電影輔導失利”的批評由來。

    以今年為例，提名電影中除了《美麗時光》是獲得1000萬台幣輔導金的電影外，幾乎其他的輔導金電影都得不到青睞，這時候就有金穗獎的青年導演們攻擊金馬獎獨鍾情外片，歧視自家電影的言論。在筆者看來，這實在是非常狹隘的見解。

    當金馬獎已經是華語片的重要視窗，如果一味計較它是否應該鼓勵台灣本土電影，只會讓電影節固步自封，走不出台灣島。而台灣的創作者如果不能敞開心胸，培養出就電影論電影的心態，還在那裏要政府的施捨、要老百姓繳稅養電影的話，真的就只有自取滅亡的路。評審制度有待確立

    金馬獎多年來始終被批評在得獎名單上缺乏個性，既沒有奧斯卡融合專業與民主的通俗取向，也做不到戛納電影節的精英口味。以至於在作為一個電影節時，無法呈現獨特的風格，自然也就缺乏吸引電影人或觀眾參與的魅力。

    金馬獎在評審制度上的搖擺不定，從早期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官方評選，到産官學界各有代表的評審團制，甚至還仿傚過美國的奧斯卡、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做法，由電影從業代表票選制，每樣都試過，但是每種方法都無法取悅所有的人，這正是典型的官方影展在轉型為民間電影節時最容易遇到的問題。

    政治解嚴之後，少了官方的干預，金馬獎卻像墻頭草一樣，每年的得獎名單口味眾多，不一而足，甚至還有媒體批判評審團是以接近分贓的方式給獎。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為早期金馬獎對票房還有相當程度的助益，電影得了獎上片往往大賣，所以片商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在評審名單中運作自己的人馬護航。然而現在的金馬獎早已經失去了商業效力，無論得不得獎，對票房的影響其實很有限，此時再出現金馬獎路線之爭時，其實就是單純的評審口味或專業度的問題了。

    評審的遴選影響得獎名單，每年的評審都是基於不同的目的出線，金馬獎的風格自然年年不同。過去由於金馬獎的“老闆”是電影基金會，而基金會成員又多半是片商，當基金會是遴選評審團的主要角色時，評審的組成往往不離預期。哪些評審和哪些片商交好，大家其實心知肚明，但是又苦於沒有證據，只好以公佈討論內容作為規範。然而這樣做實在不足以約束早已有得獎名單的特定評審，以至於每年獎項揭曉後的決選討論內容，總是成為當年度電影界的笑話大全，許多脫離電影、毫不專業的言論屢屢出現，加上得獎影片事後上映時被觀眾訕笑，無形中使得金馬獎的公信力日益下降。

    不過以筆者的觀察，金馬獎在去年王曉祥上任主席之後，的確在評審團的組合上展現了前所未見的強勢作風，電影基金會成員被阻隔在遴選名單之外，因此儘管有去年《藍宇》和《榴木連飄飄》大獲全勝的情形，來自輿論的批評卻已經不復往年，這是值得鼓勵的。今年在侯孝賢同意擔任評審團主席後，他也扮演一如其他國際影展主席的強硬作風，包括堅持評審過程事前事後都不公開，邀請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香港的評審團成員參加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原本邀請的田壯壯無法成行，原因不明)，我們看到評審名單中出現了日本傑出的新銳導演行定勳，南韓導演金弘準，香港電影節總經理、同時也是資深影評人李焯桃，作家韓良露等人，儘管整體的專業水準仍有些許落差，但對多年來為人所詬病的金馬評審制度，至少已經有了改善的契機。媒體反應呈現疲態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金馬獎的造勢和話題，似乎也隨著台灣電影的蕭條，逐年在遞減中。

    眾所皆知，一個電影節成功與否，除了有沒有值得討論的電影和引人注視的明星出席之外，關鍵往往也在媒體的造勢。媒體重視、報道多，觀眾自然會注意，反之媒體漠然，不予重視，大眾恐怕連它舉辦過了都還渾然不知。在台灣，不只電影節有這種現象，許多文化性的活動，現在都很難吸引媒體的目光。理由很簡單，活動太多了，而媒體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下早就領悟到什麼樣的議題有賣點，什麼樣的內容讀者或觀眾才會看，所以一旦沒有明星、沒有內鬥、貪污或醜聞，只是每天同樣的一班人在記者會上疾呼吶喊：“救台灣電影！”不僅記者麻痹，觀眾也只會對台灣電影或金馬獎更沒有興趣。

    媒體沒有興趣報道金馬獎，主要的關鍵還是近幾年無論本土電影、港片(中國內地電影就更不要提了)在台灣賣座都奇慘無比，即使有大明星如劉德華、鄭秀文主演的電影，依舊不到一週就下檔，直接進到影碟市場或有線電視中。明星拉不回觀眾，華語電影成了小眾娛樂，於是金馬獎的熱度往往只有一天的壽命，頒完獎隔天的新聞滿滿好幾張，之後就有如亞特蘭提斯一般，沉回神秘的大海，等到水晶折射角度對的那天，才又出現在世人眼前。

    而這樣週而复始的迴圈，似乎也就成了金馬獎的宿命。新電影二十年春天就要來了嗎

    也許看到這裡，不少人都會認為，金馬獎或者台灣電影大概已經沒希望了。然而從一些蛛絲馬跡當中，筆者還是樂觀地認為，當嚴冬來時，春天還會遠嗎？如果台灣電影已經到了這樣萬劫不復的地步，難道它還不觸底反彈嗎？

    今年金馬影展的活動中，筆者參與最多的，是“台灣新電影20年”以及“台灣電影新勢力”這兩個單元。前者是20年前的金馬獎參賽片，後者則是今年台灣電影整體交出的成績單。兩相對照，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對比。

    1982年，由四名年輕導演楊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張毅以低成本拍攝出的《光陰的故事》，在當時獲得票房成功與媒體的好評。這群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在題材上審視台灣的歷史經驗，並創造出以深焦攝影和長鏡頭運動為主的美學風格，台灣新電影運動自始展開。

    20年後的今天，在新電影運動中及1990年代後具有代表性的40部影片，包括《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恐怖分子》、《童年往事》、《小畢的故事》、《我這樣過了一生》……重新回到電影院和許多當時根本還沒出生的觀眾見面，回顧這個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運動和它所産生的電影，我依舊認為那是台灣電影最輝煌的年代。只是這些作品的導演，除了少數人如侯孝賢、楊德昌還在堅持拍片外，其他人幾乎都不在電影界了。

    至於幾乎全數是新一代作者所構成的“台灣電影新勢力”，除了張作驥《美麗時光》比較為人所知外，其中有不少都是新電影導演的學生。在這些人當中，我看到了一些和當年新電影一樣有想法、有獨特語言的作品，例如鄭文堂的《夢幻部落》、蕭雅全的《命帶追逐》、鄧永星的《7-11之戀》、楊順清的《扣扳機》、楊力州的《過境》、鄭有傑的《石碇的夏天》，都有驚喜。

    新一代的台灣導演，顯然很清楚新電影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不是成群結隊搞革命，反而一步一腳印在經營自己的電影夢，廣告和音樂MTV顯然是他們最重要的養分。例如蕭雅全、鄧永星，都是拍了多年的廣告片，再以集資的方式拍出處女作。例如鄭文堂，先在公視拍紀錄片，再逐步發展為電視電影格式的劇情片。仍在台灣大學經濟係就讀的鄭有傑，在拍短片的同時，則是接拍音樂錄影帶維生。筆者看到的希望在於，這些作品都有相當程度的技巧，不若以往連攝影構圖都不懂的導演，也申請到輔導金；電影的內容也都言之有物，至少不再是無病呻吟的夢囈。這些新人，就是台灣電影日後的種子。

    在今年的金馬獎中，雖然台灣電影只有《美麗時光》獲得9項入圍，但其實下半年的台灣電影，有著濃厚的文藝復興氣息。拒絕參加金馬獎的《藍色大門》，是易智言在《寂寞芳心俱樂部》後的第二部作品，歷經多年廣告片拍攝的訓練後，易智言在影像上呈現驚人的進步，加上成功的選角和對青少年心理的細膩掌握，使得這部校園小品，成為年度台灣電影的驚喜，可惜的是出品的吉光電影公司以“不想再遭到金馬獎的屈辱”而拒絕參賽(與過往的不愉快經驗有關)，堪稱今年金馬獎的頭號遺珠。

    至於挾著好萊塢資金與科技，走《臥虎藏龍》模式而拍成的《雙瞳》，導演也是新電影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陳國富，歷經多年的策劃、製片和導演歷練，陳國富發揮他最擅長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市場整合策略，做出一部真正融合各式商業元素于一爐的驚悚片。

    儘管有人認為這些電影只是在同一時間出現，並不代表台灣電影已經走出谷底，但是從某些電影集體所呈現出的活力，筆者還是忍不住要説：“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南方週末》 200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