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弗蘭茨 卡夫卡(1883.7.3-1924.6.3),在生命短暫的41年中,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布拉格度過的。1906年卡夫卡大學畢業,獲得法律博士學位,開始了孤獨而掙扎的生活。
在卡夫卡所處的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危機四伏。傳統價值偶像倒塌,幾千年的文明都是虛假的。尼采説“上帝死了!”,並提出“一切價值重估”的主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社會的習俗觀念已不同以往。卡爾 克勞斯對此這樣解釋:“準則制定者把性別關係顛倒了,女性被束縛在習俗中,而男性卻徹底解放了。”也就是説,良家閨秀必須守貞操、禮儀,把當處女作為理想。男子有義務學習有關性方面的知識,並經歷只能在妓館裏才能進行的事。所以布拉格當時除了劇院之外,還有許多妓院。卡夫卡在獲得博士學位的頭幾年裏,也受這種風氣的影響。雖然他膽怯怕事,但和妓女還是有接觸的。傳記作者克勞斯 瓦根巴赫認為卡夫卡和妓女的關係並不多,他自己也覺得這是卑劣的、齷齪的。這樣的男女關係也反映在卡夫卡的文學作品中,他在長篇小説中塑造的婦女形象,一個個都庸俗、頹唐、下流不堪。有的是職業娼妓,專以出賣肉體為生,有的把賣淫作為業餘愛好,有的是律師和城堡高級官員的姘婦,她們在小説中各司其職,對整個故事的發展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每當在故事進入高潮,在決定主人公命運的關鍵時刻,她們便出現,抓住主人公就往自己身上拉,她們一面給主人公造成種種麻煩,一面詐稱自己在幫助他。他的長篇小説《審判》的主人公,銀行高級官員K就這樣想過:“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幫忙。”K想到此,幾乎吃了一驚,“先是布爾斯特納小姐,後來是防衛的妻子,現在是這個小僕人,她看來對我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慾望。”
瓦根巴赫對此進一步分析,得出結論:卡夫卡在同妓女接觸時沒有假裝出來的熱情。作品中的類似妓女的婦女,同她們是不能結成良緣的。男人同婦女的曖昧關係來得迅猛,但決沒有什麼感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男女關係的發生,是因為主人公的好奇,這樣寫,滿足了作者卡夫卡積存在心中的願望——渴望集體生活。
卡夫卡是個內心孤獨的人,而且孤獨是他全力保持的狀態,因為寫作是他的生命。可他的寫作狀態在過集體生活時就會中斷,從而對卡夫卡而言,過集體生活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然而卡夫卡也有對他人的渴望,也懼怕孤獨。作為男人,他也渴望女人的愛和正常的生活。1908年卡夫卡曾寫信告訴好友馬克斯:“我如此急切地需要有一個人,希望他來愛撫我。所以,我昨天和一個妓女在旅館裏相會了。可惜那妓女年齡太大了,她再也不會有豐富細膩的感情了。我不能像對待一個偷情的女子一樣對待她。我即使沒有讓她吃驚,也至少讓她感到遺憾了。她沒有慰撫我,所以我也沒有慰撫她。”對卡夫卡而言過集體生活是一種理想,永不能實現。在卡夫卡最後整整10年的生涯裏,他一直進行著孤獨的內心戰鬥,戰鬥是激動人心的,同樣也是自殺性的。
卡夫卡這種近乎自虐的鬥爭模式早就固定下來了。1907年,24歲剛工作的他,寫信給初戀女朋友説:“如果你對我有一些感情的話,這感情只是憐憫,我對它的回報是恐懼。”這是他給婦女寫信的常見口吻。從1912年起,他三次解除婚約,有兩次是和同一位女性。其中一次訂婚時間和解除婚約的時間相隔只有幾個星期。情況往往是這樣的:卡夫卡愛上某個女性(有許多在年齡上相差較大),一開始總信心滿懷,熱烈地寫信,坦露自己的愛,像個熱戀的男人一樣,於是決定訂婚。可是這個念頭一産生,就開始轉向。卡夫卡十分地不安,什麼也寫不了,在日記中流露出自己要和周圍斷絕關係的念頭。他經常在訂婚前就想逃開,找個理由説明婚姻是不可能的。據説卡夫卡三次退婚的由頭分別是:和未婚妻女友的關係被揭發;查出患有結核病;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然而他自己也承認這些説法都不是關鍵,是他對婚姻的恐懼才促成了種種藉口。更有甚者認為卡夫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誘發了自己的結核病,以逃避婚姻,緩解不安。他和女友的關係也表明他心中對婚姻的抗拒,卡夫卡在訂婚前十幾天的信中寫“訂婚其實不存在”。
卡夫卡和女子的關係是不平常的,他渴望愛情,卻不具備婚姻的能力,其實成年之後,他的生命中從沒有少過女性。他的心若即若離,比如在和女友菲莉絲第一次解除婚約不到兩個月,他又開始想念她,次年又再次見面。後來又第二次與菲莉絲訂婚,結果不到一個月又因為所謂結核病的藉口再次解除婚約。卡夫卡不是對菲莉絲沒有感情,1912年他著名的小説《判決》的封頁就寫著將此書獻給菲莉絲。1914年7月卡夫卡因為與菲莉絲女友格蕾特的關係暴露,與菲莉絲第一次解除婚約。當時面對眾人質詢的目光,卡夫卡一言不發,然後8月份他開始寫作著名的《審判》。卡夫卡不是不愛那些女人們,但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他一和某位女子確立親密的關係後,就會跑得遠遠的,找到另一位女子,似乎這樣才能緩解他心中的壓力和恐懼。在1917年7月和菲莉絲第二次訂婚和12月與之解除婚約後,1919年5月36歲的卡夫卡與另一位女子尤裏雅訂婚,然而至1920年4月與尤裏雅解除婚約期間,他一直與一位小自己12歲的女子米蕾娜書信來往甚密,而且據説這是卡夫卡認為最了解自己內心的一位有才華的女性,他曾經把自己的日記交托給米蕾娜。1920年下半年卡夫卡開始寫作《城堡》。卡夫卡的創作高峰期的到來總和婚姻問題有時間上的關係,我們有理由判斷其中不僅僅是偶然的契合,他內心的矛盾無人能知,我們不禁要問,他真的一直在找女人幫忙?
其實這樣既依賴又抗拒的關係,在卡夫卡同朋友的關係中也有所體現,只是沒那麼明顯。一般的研究資料和卡夫卡自己的筆記記錄表明,他是為了寫作而內心掙扎的。但是作家不計其數,像他這般也是不多,這是卡夫卡的又一種逃避方式吧,其心理結構的根源可回溯到他敏感的天性和童年的父子關係上,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無論如何,卡夫卡成為了卡夫卡,我們對這樣獨特的個體生命的解釋的努力永遠是有限的。
文章最後我要設想的是,卡夫卡的靈魂是善良質樸的,那些女子們是值得愛他的,但是他的獨特也一定給這些女子們的生命歷程帶來了不堪的重負。在卡夫卡聞名世界的時代裏,我更加希望知道那些女子們當時和後來是如何度過了一生。比如那位雖然不夠年輕聰慧,卻很實在的女子菲莉絲,她和卡夫卡糾葛的時間最長,卡夫卡曾經與之有過大量的通信。在卡夫卡面前,她要做出怎樣的讓步,才能二度與之訂婚再解除婚約。特別是在得知自己的好友格蕾特與卡夫卡的關係後,又需要怎樣的寬容和理解才能釋懷。又比如格蕾特當時21歲,據説她曾經生過卡夫卡的孩子,但她始終保持了對孩子身份的沉默姿態。可以設想她的一生將因為其年輕時的遭遇而徹底改變,在那個婦女沒有多少生活道路可能的歲月,她又是如何獨自一人保守秘密和尊嚴的呢?還有那位年僅20歲的多拉,1924年在41歲的卡夫卡去世的床前,她悲痛得昏厥過去。她又將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和未來?我始終認為活下來的人有説話的權力,女性不僅僅是歷史偉大雕塑的背景,當卡夫卡的問題浮出水面的時候,總該有人為那些沉默著的女人説點什麼,以保持女性的立場和價值。
《中華讀書報》20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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