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向中德建交30週年的獻禮，中國前任駐德大使王殊撰寫的《中德建交親歷記》德文版近日在德發行。王殊也成了中德兩國媒體關注的對象。

    傳奇的記者生涯

    王殊，1924年10月生於江蘇常熟，14歲時離家到上海讀書，1942年就讀于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他天資聰慧，喜歡文學。在大學裏，除了刻苦攻讀英文和法文外，還進行文學創作，曾以“林莽”為筆名，在當時的上海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不少進步文章。他的文筆清新，文字優美。讀他的散文，常讓人回味無窮。其中一些已被收入《中國現代散文選》和《中國新文化大系》。

    1946年4月，他接受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來到蘇皖邊區教育廳任編審。解放戰爭開始後，他投筆從戎，到華東野戰軍（二野）當教員。從1948年9月開始，王殊在新華社開始了長達24年的記者生涯。

    “頂缺”記者到波恩

    1969年，新華社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逐步恢復在“文革”中由於記者全部調回而陷入癱瘓的駐外分社。王殊通過國內層層審查，等待派往英語或法語國家。而此時，新華社駐波恩惟一的記者項前同志被確診患了癌症，要馬上回國進行手術治療。當時，波恩只有新華社一家新聞單位駐站，這裡不能沒有記者。而王殊已辦好全部出國手續，要找會德語的記者已來不及辦理手續，因此，要他先去頂一個缺，等以後有了合適人選再去接替他。1969年10月，新華社軍管小組的負責同志通知他去波恩工作，並要求他在年底之前趕到。他雖感到意外和吃驚，仍服從組織安排，搶時間看了一些有關德國問題的材料，在1969年的最後一天趕到了波恩。

    他在新華社雖已工作了20多年，會英語和法語，是個老記者，但由於既不懂德語，又不了解歐洲和德國的情況，仍感到從未有過的沉重壓力。或許這反而成為他後來工作的動力。“要做好駐外記者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大力開展對外活動，結交朋友，觀察動向，做調查研究工作”。他認為，記者只有在對外活動中深入調查研究，才能做好新聞報道工作，提高自己的水準。到波恩後，他像以往一樣，走出辦公室去尋找朋友，建立友誼，除了官方新聞機構的負責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外，根據兩大本德國記者和外國記者的名冊，打電話拜訪他們。幾個月後，他認識了100多個記者，其中不少人後來成了好朋友。

    與此同時，45歲的他不畏辛苦，又開始學習德語。不管工作有多忙，他每天都堅持看報，跟蹤研究形勢，盡可能擠時間，閱讀關於德國及其同歐洲國家關係的藏書。工作打開局面後，他集中精力研究總社和外交部交給他的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蘇聯的戰略究竟是向西還是向東；另外一個是兩國關係如何發展，包括建交的可能性。

    1969年3月，中蘇發生了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從而引發了國內對前蘇聯是戰略東移還是聲東擊西的討論。王殊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以翔實的材料和數據證實，美蘇兩霸爭奪激烈，戰略重點在歐洲，前蘇聯戰略是向西，不可能向東。對發展中德關係他認為，首先要實事求是看待西德，在西德佔主導地位的是和平主義，不是軍國主義、復仇主義。戰後，西德經濟發展很快，也有擴大國際市場的需要，加強兩國之間的貿易和經濟關係，對雙方都會有好處。主張我國同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發展友好往來和經濟合作。

    建議邀施羅德訪華

    1969年9月，西德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民黨在聯邦議會選舉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同自民黨組成以社民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勃蘭特政府上臺後推行新東方政策，改善同前蘇聯、東歐和兩個德國之間的內部關係。新東方政策同聯盟黨的東方政策的區別在於，聯盟黨的東方政策主要是一直堅持聯邦德國的對外單獨代表權，不承認民主德國的存在，並且實行“哈爾斯坦主義”，不與任何同民主德國建交的國家（前蘇聯除外）建交。這種僵硬的政策使聯邦德國越來越無法與近鄰的東歐國家開展合作和建立關係。在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中，他優先考慮改善同前蘇聯東歐的關係，把同中國的關係擺在同前蘇聯東歐關係之後。勃蘭特在同前蘇聯、波蘭、民主德國簽訂的和約中，做出了一些讓步，這使在野的聯盟黨非常不滿。聯盟黨主張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並以此來加強自己在國內的地位。

    王殊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後提出，總的看，執政黨和反對黨都想加強同我國的關係。問題在於，西德政府採取的是先蘇後華的政策，在同前蘇聯、波蘭的條約和同東德的內部關係條約在聯邦議會通過之前，不可能有改變。而反對黨為了對政府施加壓力，積極主張同時發展同我國的關係。如果我們能邀請反對黨領導人訪華，將對政府産生相當大的推動作用。這些關於德國政局和中德關係的調研報告受到了外交部的內部通報表揚，周總理和毛主席看了後認為很有參考價值。毛主席于1972年和1975年兩次接見了王殊。

    1971年中旬，美國總統國家安全特別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北京。事後發表公報宣佈，尼克松總統將於次年訪華。這在西方引起了很大反響。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許多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此時，執政黨在為自己先蘇後華政策辯護的同時，表示要加強同中國的接觸以早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反對黨則要政府迅速採取措施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原聯邦政府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時任基民盟副主席、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施羅德兩次對記者談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交換意見。1972年2月21日，王殊在同施羅德接觸後不失時機地向中央建議，邀請施羅德以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訪華，這樣既可對政府造成一定壓力，促進政府發展同中國關係，又不至於過分得罪政府。

    在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和周總理關心的是發展同西德和日本的關係。周總理經過反覆斟酌，同外交部商定，以外交學會名義邀請聯邦議院外委會主席施羅德訪華。1972年7月14日到7月28日，施羅德對中國進行了為期2周的訪問。這是聯邦德國第一位政界領導人訪問中國，打開了兩國領導人直接對話的大門，施羅德回國後的當天就乘專機向正在奧地利休假的謝爾外長彙報情況。此行使他對中國的發展及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認識。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聯邦德國應同中國儘早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兩國關係迅速發展，中方委派王殊為中國同聯邦德國建交談判代表，德方的談判代表為外交部政治司司長史塔登。經過40天的談判，他們在9月29日草簽了兩國建交聯合公報。10月11日，聯邦德國外長謝爾同姬鵬飛外長正式簽署了建交公報。從此，兩國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

    奉命調任駐德大使

    兩國建交後，毛主席點名把王殊從新華社調入外交部，任命他為我駐聯邦德國使館參贊，作為臨時代辦負責在波恩籌建中國駐聯邦德國的使館。1974年9月，王殊被任命為駐德國大使。1976年底，他奉命調回，結束了在德國從記者到駐聯邦德國大使的經歷。

    時光荏苒如白駒過隙，到2002年10月11日，中國同聯邦德國建交已30年了，建交以來，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政治上，中德兩國高層互訪頻繁，領導人保持著密切聯繫和接觸。經濟上，1972年建交之初，兩國貿易額只有2.74億美元，2001年中德的雙邊貿易額已達235.3億美元，德國已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中國市場最大的歐洲投資國，今年中國首次成為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德友好關係枝繁葉茂。人們在慶祝中德建交30年的時候，自然也忘不了王殊為中德建交做出的重要貢獻。

    平凡的人生

    王殊年近八旬，他的經歷極富傳奇色彩，40年代採訪報道解放戰爭，50年代在朝鮮採訪板門店談判，60年代進非洲叢林報道第三世界革命，70年代在波恩牽線搭橋促成中德建交，被毛主席、周總理點名調進外交部。後來，擔任過《紅旗》雜誌主編，外交部副部長，80年代在維也納擔任駐奧地利大使，回國後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問及他多年來工作的經驗和體會時，他認為記者工作與外交工作雖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大力開展對外活動，深入進行調查研究。而且要把這些得來的材料和印象由表及裏、由此及彼地反覆研究，做到心中有數、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實際的判斷，提出有研究價值的看法。”他從不為別人的論點提供論據，不囿于一些框框和條條，而是根據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坦率地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對那些文風不正、善於溜須拍馬的人他總是不屑一顧。

    他重視交朋友，也善於交朋友。他淵博的知識，以及他人格的魅力，吸引了許多人。在他的朋友圈子裏，有政府總理、總統、外長等政府部門官員，如德國前總統謝爾、前總理施密特、科爾；有金融界人士和企業家；還有所謂的名牌右派原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他的為數眾多的記者朋友為他了解德國情況打開了窗口，又為宣傳報道中國做了很多工作。除了這些大人物外還有許多小人物。在他當了大使後，仍同原來當記者時結交的老朋友保持聯繫。1973年他認識的一位阿爾卑斯山的老石匠，近30年來每年春天都給他寄來一封信，並附有一張貼滿了山區新綠的嫩葉和鮮艷的花瓣的硬紙片。多年後，只要他去德國，總是抽出一些時間去看望這位已住在養老院的老人。

    王殊1990年退休後仍身兼數職，他是外交官聯誼會顧問、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外交學會理事，中德友協會長，還是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常舉辦國際問題講座。現在還任世界發展研究所的名譽所長。至今他仍筆耕不輟，除了撰寫一些國際評論外，還是《新民晚報》夜光杯專欄作者。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7點起床後，每天自己做早點並每天早8點還要給兒子做早飯。之後散步一小時，就開始寫作。近幾年來，他撰寫了《不尋常的談判》、《我在音樂之鄉維也納》、《中德建交親歷記》等著作和無數篇散文及政論文章。還打算寫一部外交官在國外的小説。他如此勤奮工作，使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的真實寫照。

    他還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共有3個子女。孩子們年幼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工作，孩子都是由保姆帶大的。但他們之間關係很融洽。小兒子在北京德國商會工作，王殊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夫婦雖已年邁，但很多事情仍親自動手。他的人生經歷是這樣的傳奇，卻又這樣的平凡，就像是一抹紅霞，一縷清風，一顆璀璨的星星。

    《生活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