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讀完周海嬰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不禁有點感慨。説只是“有點”，是因為書裏所記述所披露的一切，不管是否曾經知道，但都似乎似曾相識(大概是因為魯迅已被説得太多太多的緣故吧)，一切也都像是在“題中應有之義”的情理之中，沒有什麼太叫人感到“石破天驚”的震動之處。但還是有點“感慨”，是因為這畢竟是當事人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尤其是許多頗能説明問題的細節瑣事，道出了他這將近一生所經歷、所感受的某種悲哀——雖然他都是以平靜的語調在説。這是一種旁人無法替代的述説。而這一些往事出之於周海嬰先生那幾乎不帶文飾的直筆，雖然不能像一些哲人、文豪的回憶錄那樣在必要之處以大段議論鋪陳激發讀者的情緒和思考，卻也照樣能在那質樸簡單的幾句感受、幾句陳説中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此中的意味。看完全書，我的第一個感受是：作者果然沒有成為其父所憎惡的那種“空頭文學家”。就這一點，或許就足以告慰先人于地下了。

    第二個感覺是：作者到底還是個搞理工的，“政治上不成熟”，以致于還是把一些當隱、當諱的事和人筆之於書——儘管他不斷地表現出猶豫，不斷地為此道歉——但還是説了。我們真該感謝他這種“不成熟”，因為，有時候，就是這麼一點點瑣事、一點點細節、一點點直言不諱，才使後人既看到了作者的真我，又給後人留下了歷史的真實——而不必在種種曲筆和含混其辭中去猜那些隨著當事人逝去就將永遠無解的歷史真實。有不少這種“政治上正確”的回憶錄，作者對自己所親歷的那些人所共知的人物和事件作出了人所共知的描述，而對那些我們所信奉的理論常教導大家要去發現的更“深刻的、本質的、內在的”一切，照樣讓你“一頭霧水”。這種“回憶錄”用不著“親歷”，我也能幫他寫。人要是“成熟”到這個地步，那他一生的功名事業毫無疑問是可以保證的了，但若從歷史的角度看，就叫你哭笑不得。

    周海嬰的回憶給人的一個基本感受就是真實。我想，這既跟他學理工、搞科學的經歷和思考習慣有關(用他自己的話説，“我是講科學、講唯物的，不想帶著感情去談論”過去的種種事，“我不為長者諱”)，又跟他以那種特殊的身份所獲得的種種接觸和見聞後，在晚年的平靜回憶裏所感受的超脫與淡泊不無關係。或許，更與得之於他作為一個“講科學”的人晚年對一生所經歷的“科學”以外的事的認真反思。——須知他是在“政治覺悟高”、“政治上成熟”的要求和壓力下度過自己的幾乎一生的啊。這樣走過大半輩子以後，現在來個“驀然回首”，能不明白一些什麼，悟到一些什麼嗎？當然我不能説作者的所有陳説都真切無誤可作為“信史”的，非但記憶由於年代漸遠會有所誤，即便是同一件事實，從不同的角度，也是自然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言説的。我們能肯定的只是，它作為作者的心路歷程，作為其個人的思考和感受，有一種不加虛飾的真實。

    在這種真實中令我感慨尤深並對作者深感同情的是，在一個偉人的身影下做一個常人是何等不易、何等不幸。當然我們整個民族都有在一個偉人身影下度過幾代的經歷，但這與一個更具體的、活生生的家庭、兒童的經歷又不是一回事。如果説，對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蕓蕓眾生而言，“政治覺悟高”的要求意味著某种經常性的“表態”和儀式的話，那麼它對某些特定的“選民”(如周海嬰)這個要求就達到了規定著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的地步，真個是“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而後已。這裡最典型的，莫過於作者在北大物理系學習所經歷的“橋牌風波”：“某日下午在宿舍裏，有幾個同學正在打橋牌，邊上還站有旁觀的，他們正在爭論一副牌的叫牌規則。這時我恰巧經過，停步在一旁聽了他們的爭議，忍不住插嘴，按橋牌的規則解釋了幾句。説完便離開了，不料從此在同學中間傳播一條‘新聞’，風言風語説：‘周某某這個人，整天打橋牌，不好好讀書……’後來竟傳到學校青年團領導那裏，……為此專門找我去談話，勸導我一番。意思是作為一個班幹部(我是共青團員)，又是某某的兒子，要顧及影響，不該沉湎于打橋牌等等。從此之後，嚇得我對學校和班上的任何文娛活動，一概不敢再涉足了。”如果説這件事是在向作者提醒著他作為偉人之後人(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我”)所應該當屈從的“自律”的話，那麼另外一些經歷，恐怕就是他怎麼自覺自律都無濟於事的尷尬了。作者追述了幾件他母親許廣平在1948年底到東北解放區，投身“到新的社會新的大中國搖籃中”(這是許廣平在兒子二十歲時寫給他的勉勵之語)之後，下船伊始(他們是乘船北上的)所遭遇的“意外的煩惱事”：急於“為人民服務”修好了公家的唱機，卻因音樂“喧鬧”而被反映到上頭；為了不再“闖禍”，處處“夾緊尾巴”(這竟然是來到“新社會”後的第一個感受和自我要求！)；活動中跟在茅盾夫人背後，卻一不小心跟上了主席臺，暴露了想當“政治家”的“野心”；言談中問及在東北出魯迅著作的出版社，被當作討版稅；為了把這些“討”來的版稅捐給“魯藝”，費心地提款、兌款(換成不隨物價動蕩貶值的黃金)，卻被“看成渾身充滿銅臭的資産階級”，以致于連和他們一起北上的人(還都只是“民主人士”啊)，都突然間對他們表現出“面若冰霜”，“惟恐躲避不及”……難怪作者至今“回想起來半個世紀前的這一段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陣陣的寒栗”。其實，人世間，種種誤解、誤會本是難免的，但把這變成有意的誅求就不妙了，而使這一切以革命的名義出之，尤為不妙。作者的父親就有過“積毀可銷骨”的感嘆，“眾口鑠金”、“三人成虎”、“誅心之論”這些成語也提示著這種情況和心態在我們這個文化中是古已有之。但，即使如此，也始終有著有識之士對這一種文化性狀持斷然拒斥的抗議、批判態度。但突然有一天，所有這一類積習(惡習)都以革命相標榜、把這説成革命的需要、建立理想的新社會的需要時，情況就突然變了，變得甚至連敢以剛正不屈面對舊的惡勢力的“有識之士”也都茫然失措，對於這樣一種以誅求為“自律”的邏輯竟以為然，在思想上繳械輸誠，甚至把這看成對崇高理想的認同、建立人間天國的必要。一旦到了這一步，我們的文化特性中惡劣因素的肆虐，就只是個遲早的問題了。我們當然不能以今天的“事後之智”去苛求當年的北上者，但即便在當時，不是也有一些以思想自由、個人自由的有無為原則，表現出了斷識的人嗎？即以事後之智論之，周海嬰在書中幾次使用的字眼“不寒而慄”，不也提示著還應當有的更深一層反省嗎？

    若干年前的革命話語中有這麼一個經典言説：“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其實，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又何嘗能自由、自主地選擇！讀罷全書，真令人感嘆：周海嬰這一生過得太壓抑了——雖然經常顯得很風光。他在書裏引述了自己父親極有先見的話：“我在這裡，被抬得極高，苦極。”——魯迅在這種“苦極”和別的“苦極”中及時地離開了世界，至少躲過了又一層“苦極”：那是把他抬得極高的另一位偉人在1957年對他可能的命運做出的嚴峻回答：“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其實，我們從另一些人的回憶中不難窺見資訊：魯迅自己對這種前景也曾有過預見。他惟一不曾預見到的恐怕是，在這美好的未來世界裏，他的“友與敵”——從蕭軍、胡風、馮雪峰，到“周起應”等“四條漢子”都一無例外地難逃大劫。他留在世上的親人——許廣平和周海嬰，都是以“識大體”的態度走過了這段歷史的。而“曆盡劫波”後，我們看到周海嬰先生以一種更為“識大體”的平靜而超越的態度反思了這一切，並且相當直率地寫下了自己真實感受到的一切。這真的很不容易。面對過去，面對歷史，可能的“反思”不外幾種：一是類似周海嬰這種心平氣和，也無所顧慮，不為尊者、長者諱，也不乏説出實話的勇氣的反思。這其實應該只是面對歷史的最基本的要求。在這之上，還有一種更為深切、更為痛切的反省：從自己到社會，從理論到歷史。這種“反思”就要付出代價，反思得越深刻，要付出的代價越大。那位曾是魯迅論敵的“周起應”先生和另一兩位比他更處高位的人，就是這樣的反省者。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大家也都知道。還有一種，就是根本不反省的“反省者”：大難之後，他們偶作“反思”科，反思的惟一結論就是當年左得不夠。

    周海嬰父親有兩句詩：“曆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在現在是魯迅的諸多詩句中引徵率比“橫眉冷對”兩句還要高的句子。但願作者的深意不要被鄉願化。有些“恩仇”是不能“泯”也不該“泯”的。我這裡當然不是對人而言。周海嬰先生以一種“曆盡劫波”後的平靜、從容和坦率的語調回憶了自己這七十餘年的經歷，是不是每個人在看完他的回憶以後都是感覺到同樣的平靜呢？

    《博覽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