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娛樂信報》是一張很年輕的報紙，有著一群很年輕的記者。他們團結奮進，在京城你死我活的報業競爭中闖出了自己的路。暗訪，我們常在電視中看到，但是，他們暗訪時是抱著怎樣的心情，是激動還是恐懼，是刺激還是害怕，這些在電視片中是體味不到的，下面這篇文章將帶您走入這個世界……

    作為一名社會新聞記者，不闖進陽光下的黑暗角落看看，總是件很遺憾的事。産生這種想法的原因，也許跟我小時候的理想有關。

    小時候的理想就是做名記者，覺得這個無冕之王很神氣，不施拳腳卻能讓邪惡的人産生畏懼。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成為記者。但這時發現，這個職業並非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尤其“不施拳腳，卻能讓邪惡人産生畏懼感”的理想，真正力求實現時，産生的第一感覺竟然不是瀟灑，更不是神氣，而是危險，甚至想到生命；道理很簡單，即將被揭露的一方首先想到的可能也是生命，從而産生你死我活的念頭並不奇怪。這時，作為記者考慮到生命危險不是因為懦弱，而是明智，有預想策劃才能使自己的暗訪進退得當，在掌握對方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才能揭露對方，從而避免讓更多人受害。這種工作固然存在危險因素，但很刺激，也很能讓人産生成就感。

    我的第一次暗訪

    我的第一次暗訪，是在《信報》剛出生一個月的時候。我通過線索得知，有一夥人在首都各大高校神秘出沒，並兜售一種叫作視保健的儀器。我趕到現場，首先覺得兜售者的形象、推銷方式跟兜售物件的高科技含量不相稱。要求對方出示産品説明書以及資格認證書時，他們説沒有。

    但聲稱確保品質、産品隨時可以退換。我假稱有許多同學可能要買，價格上是不是可以優惠點。對方説，因為是高科技産品，又是針對用電腦的大學生開發的，所以價格本來就定得不高，每只只能便宜2塊錢，也就是説每只可以便宜到98元錢。聽説有其他同學想買，這位民工裝束的婦女高興地給我留下了他們總部的電話。

    通過電話得知，這夥人自稱是香港高科技發展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現住在五棵松某旅館。得到確切資訊後，我就制定進入他們窩點的計劃。我先和北師大一些師生聯繫好，讓他們作為大批的“購買者”，並訂立“攻守同盟”，以防“穿幫”。

    次日，我把所有能證明我身份的證件都收起來，然後趕到他們的辦公旅館。僅看他們旅館的門面，就能覺察出幾分不對勁，樓門口花裏胡哨地張貼著“盲人按摩培訓班”，“艾滋病一針即愈”等海報。順著黑乎乎的樓梯上到三樓。果然在該樓西頭一間房門前發現“香港高科技發展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銅牌。敲開門後，發現裏邊就有一個打盹的婦女和幾部電話，整個屋子空空蕩蕩。我的突然到來，使主人很不高興，他撥了一個電話，隨之進來一個身材高大的男青年。對方像打量賊一樣，用眼睛搜尋我一遍。問我幹什麼的﹖我告訴他，是這裡的經理讓我來的，並且告訴他，我準備代理他們的視保健業務。對方似乎很不情願和我做生意，告訴我，明天他們經理才能從香港回來，讓我明天帶上必要的證件再來。然後，下了逐客令。

    一看這種陣勢，對於這家公司的性質。我已經明白八九分了。但我要拿到他們的儀器，經過專家檢驗，才能有力地説明他們的欺騙性質。

    第二天，“香港高科技發展公司北京分公司”裏已經有幾位年輕人在“恭候”我，首先把我引進隔間的屋子。其中一人要看我的證件，我説我是學生沒有證件，學生證也因為借書押在圖書館了。

    對方顯得很不高興。我説：如果不想讓我代理銷售也沒關係，但我一定要買一隻視保健儀器回去使用。對方説不要誤會，只是一般的程式而已。接著，對方讓我第三天再去。

    第三天，也許覺得我這個生闖進來的陌生人充滿誠意，他們開始用濃厚的廣東腔普通話給我講推銷策略：“主要銷售對像是那種學究型的教授和學生，還有那些整日趴在電腦旁的學生，一定要讓他們相信，這是高科技産品。”當日，他們和我簽訂了簡單的供銷協議。然後，在一個破信封裏摸出一枚印章在落款處蓋上。

    我將領回的“視保健”送到國家質檢總局、北京質檢局，專家們看了看，不禁啞然失笑：真荒唐，用電池驅動，讓一堆塑膠在眼皮上跳跳就能保護眼睛，那需要科學家幹什麼。同仁醫院的眼科醫生也説：想用簡單的物理原理改變眼睛的生理原理根本不現實，戴上這種東西會讓眼睛看東西更吃力，它非但不能保護眼睛還對眼睛有害。

    我把暗訪經過形成文章發表後，“香港高科技發展公司北京分公司”從北京消失。

    最危險的一次暗訪

    在暗訪經歷中，最危險的一次是對公主墳手機黑市的暗訪。

    早就聽説公主墳站口一 帶的手機黑市非常瘋狂，我決定隻身前往試試。當天，我把一位朋友的“退休”的大磚頭拿上。朋友也説，反正這種手機也用不著了，放在家裏也是放著，如果價格適中，説不準還真能換點錢回來。

    誰知，到了黑市才發覺，這些人眼界特別高，剛把“退休”手機一齣示，對方就笑得前仰後合：説我是秦始皇時代的人。在他們的笑聲中，我慢慢地從兜裏摸出剛剛買的Ｔ18愛立信手機。

    這時，我則務實地考慮我本身的利益，明知他們在巧取豪奪，但因為沒有證據，就是我報了警，他們也不會承認，我豈不是白白丟掉一部新手機。我決定要回手機，但事情發生了變化，剛剛握著我手機的青年，變得很猙獰，他轉過臉向我晃晃空空的雙掌：“你給我看明白點，誰拿你的手機了﹖”我也覺得奇怪，我是一直在注意那位青年的手的。見我滿腹狐疑的樣子，那位青年特意捏著我的手讓摸摸他身上所有的口袋，發現手機真的“蒸發”了。對方見我緊追不放，其他青年便把我向兩間門面房中間的屋子推，屋子裏沒有燈光，很暗，自來水從黑屋子裏流出來，淌了一地。

    一個青年在一輛破小三輪車上撒尿，其他人一個勁把我向黑屋裏逼，看看勢頭不對，我決定不要手機了，拼命擠出人群。我心中明白，這些人一旦發現我內衣口袋裏的記者證，後果不堪設想。我奪門擠到門外，並衝過手機店門口的車流，站到馬路的另一邊，掏出朋友“退休”的手機準備撥打110。這時一個陌生青年從裏面出來，從口袋裏掏出手機扔給我，我打開一看，確實是我的Ｔ18愛立信手機，但我納悶的是，剛剛圍攏的青年人中，沒有這個扔手機的年輕人。看來，他們還是害怕報警的。

    最有成就的一次暗訪

    暗訪永定河採砂，是我考慮很久的一個話題。在暗訪之前，曾有人直言不諱地告訴我，真正敢在永定河採砂的人，一般都有涉黑嫌疑。你一個人前往，對方把你推進磕砂機，你連根完整的骨頭都別想撿回來，或者用鏟車挖個坑，把你埋進去，只是幾分鐘的事……對方越講得恐怖，越激起我探究的慾望，並且覺得可笑，在這樣一個法制社會，難道就能允許這些人無法無天地幹下去了，豈不助長了這些人的邪惡？永定河是北京城的主要泄洪水道，難道能因為他們獲取一些蠅頭小利，而讓北京市民或北京市民的子孫品嘗他們留下的惡果？

    我決定前往看個究竟。機會很快來臨：2001年12月9日，我們和一位民警採訪另一件事，無意中發現石景山鐵路兩三站前面的河道裏有人瘋狂採砂我和攝影記者王巍及那位鐵路民警商量後，決定對他們進行暗訪跟蹤。河床裏，一輛大鏟車吼叫著撕刨永定河河床，幾輛8噸卡車排隊等候裝車，王巍適時地拍下他們的瘋狂行為。

    上午10時，我們尾隨其中一輛卡車，發現靠近堤壩的河床被軋出一條路。“卡車”裝完車向東開出３00米左右，一名“看報人”爬上卡車進行苫蓋。接著，卡車拐上京原路。記者一直駕車尾隨，七彎八拐，“目標卡車”在離採砂地約５公里的地方停下。記者發現，這裡已經砂石成山，卡車只能順“山”盤旋而上，記者通過門衛打聽，這裡屬於北京市政某混料廠。

    第二天，記者又約好那位著便衣的民警，以諮詢開小砂石廠的名義，踏著滿地冰碴、廢舊鋼管、碩大的鵝卵石走進那些夜裏偷偷採砂的小砂石廠……

    由於和那位民警配合默契，暗訪進行得很順利。之後，我們將暗訪形成文章發表。觸目驚心的事實，引起北京市委領導的震驚。見報第二天，副市長劉敬民就給北京市水利局局長、北京市環保局局長髮去親筆批示，限令快速查處。在北京水利局、環保局、公安機關等單位的聯合整頓下，永定河內採砂行為銷聲匿跡。

    回首《信報》出生的５00天時間裏，幾乎每期都有我的報道，不管是關於公安部門的報道，還是親身暗訪形成的文章，只要是那些以摧毀社會邪惡方面的報道，總是我最喜歡的。歷經種種險境，但我不後悔。一來，是因為它的美好結果，二來，我們畢竟沒有辜負社會對我們《信報》的信任。

    (摘自《老實交代》，臺海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價：20.00元。社址：北京景山東街20號，郵編：100009)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