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説,泰國是一個神秘的宗教國度,特別是泰國有男孩短期出家的風俗。今天,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泰國民眾依舊信佛,供奉佛龕,但不少人所祈求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財富……
泰國,連同緬甸、寮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傳統地都信奉佛教。中國人習慣稱其為“南傳佛教”。佛教從印度傳入東南亞,不晚于西元3世紀。近200年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特別是20世紀最後30年來全球性經濟體系迅速擴展,西方的價值觀也隨商業文化傳播因風昌熾。對於外來文化的這種傳播或侵入,泰國社會抱著愛恨兼有或喜憂參半的情緒。泰國佛教由是不能不作出自己的反應,有了緩慢而無奈的改變。
依然信佛,但不再寄希望於來世泰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佛教新傳統主義的代表素拉 西瓦拉差指出:現代生活的誘惑使人們很難堅持道德的生活方式。佛教的比丘,在以往的數百年中,一直從事教育、醫療,並向社會示範道德。而今天,富人的子女可以上國立中學與大學,或者到國外留學,他們已經不用到佛寺去讀書。因此,僧人們昔日的身份和地位正在喪失。也有的已經不能堅持自己的操守,有的人抽煙,儘管他們管這叫做“服藥”,甚至還有吸毒的、積攢錢財並在銀行中開戶的……佛教的正法完全給忽視了,人們忘記了無貪、離苦和無嗔的教導。
如果我們認為: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已經削弱了泰國人民對於佛教的信仰,那又是失之偏頗的結論。到泰國旅遊的人,南北轉一圈後,就會發現,泰國的宗教仍然很有生氣。在泰國坐公共汽車,你會看到司機頭前的反光鏡上,總挂有一串串的花環、護身符或者一個符咒;儀錶盤上的平臺上,總放著一尊佛像。凡車經過的十字路口,多半都會有一個神龕,這就像曼谷的每幢大建築物的拐角處都會有佛龕一樣。在路口通常豎起紅綠交通燈桿的地方,那裏就有一個佛龕。過路人或者司機常常會停下來,花10銖泰幣(1銖泰幣約合人民幣0.2元)買一束花或一點清水放在佛像前。泰國不大,卻有3000座寺廟,有30萬比丘和沙彌。
據説,多數泰國人眼中的佛教其實是某種法術。這種觀念是受他們父母的熏習得來的。從小到大,他們每天、每週、每個季度,逢年過節都有各種供養的儀式。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生活在曼谷這樣的都市叢林中,人們隨時可能遭遇意外和危險,需要幫助和保祐,所以便祈求佛陀或別的神靈。
幾年前,我的泰國朋友曾經這麼説:“現代泰國人把物質生産的發展看成是積累功德的好機會。”所謂求功德,方法有多種:放生、佈施(可以是向僧人供食或者賑濟窮人)、起塔、造廟等。但泰國更年輕的一代已經不這麼做了。如那位泰國朋友所説,“以往,我呆的那家寺廟,每年都還有一些年輕人到廟上聽我們講經,還有的想在廟裏幹點義工,他們相信這樣可以獲得功德。但今天不會有這樣的事了。他們到廟裏來是為了休閒,要不就是來祈願什麼的。總之,現在的人不想來世的因緣果報,他們所關心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者財富等。”
佛教在泰國並沒有國教地位1998年以來,泰國佛教僧伽(泰國僧人組成的團體稱為僧伽———作者注)中有人一直想通過説服國會議員,在憲法中寫進佛教是國教的字句。這一點是為外國人所不太了解的。以往我們聽説,泰國是佛教之國、黃色僧袍之國,95%以上的泰國人都信佛教,因此,我們也許誤認為佛教在泰國具有國家宗教的地位。其實,19世紀初以來,泰國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從1932年的君主立憲革命以來,泰國雖然沒有明確聲稱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政治家們也沒有説要用憲法來肯定佛教的國教地位。佛教長老比丘們1998年以來的提議,應該放到社會背景下去考慮。這絕不只是原教旨主義情緒的流露,它應該與泰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經濟的波動相關。現代化造成了世俗化,也造成人們的倫理困惑和理想失落。現實的無奈令人更依戀傳統,而提高傳統的權威性的方法,就泰國而言,莫過於從國會去爭取佛教的國教地位。
20世紀90年代末,泰國發生金融危機,一週之內,幾千家工廠倒閉、數十萬工人失業、近50家證券公司關門。這种經濟打擊很快反映到佛教方面來:城市中的寺廟,以往似乎永不枯竭的佈施一下子斷了流。很快的,連每天一次出家乞食的和尚們也感受到了善男信女們的窘迫。當然,要説和尚們要求佛教擁有法律上的國教地位,同經濟的發展與相關的世俗化傾向有什麼關係,似乎有點牽強;我們很難證明宗教與無法捉摸的經濟危機之間,有什麼內在的聯繫。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數學上的推導關係。
泰國佛教對全球化作出反應
一方面是社會上人們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是僧伽部分成員的腐敗。面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佛教也作出自己的反應。20世紀70年代以來,泰國社會中迅速發展的中産階級,一直在尋求表達其宗教關懷的形式。最終在現有的正統佛教僧伽組織之外,出現了兩個佛教新宗派運動:靜無憂運動與法身寺運動。
“靜無憂運動”的創始人為菩提羅比丘。這位比丘熱衷於恢復傳統林居派的修行道路,強調艱苦的宗教修行生活與直接明快的解脫手段,他同他的追隨者都過著一種艱苦的生活。他們還嚴厲地批判泰國社會中的物質主義,批判正統僧伽和官方政治的腐敗。為此,它觸怒了官方機構,一度被官方取締。
從20世紀80年代起,另一佛教運動“法身寺運動”也在興起。這個運動承認人人都有佛性,説是通過修禪,人們便可以發現自己本來就有的佛之法身。法身寺運動發展很快,信眾的供養佈施也多,該寺的資産估計有3200萬美元之多,也就被人攻擊為以斂財為目的的偽宗教。法身寺運動的積極分子都是佛教居士。他們一般在週末到寺中修行,或坐禪或講經,平時都有自己的世俗職業。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政治觀念都比較保守,就像是泰國社會中的“雅皮士”。他們都是曼谷社會中的上流人,具有很強的精神化傾向。法身寺在泰國又被視為佛教傳統主義的一種表現。
在南傳佛教當中,歷來有著兩種傾向:一種主張堅持苦行,放棄世俗的物質享受,這叫林居派;另一種則認為不妨在村寨中甚至城市中生活修行,他們強調佛教世化俗的作用及對佛教義理的研究。上述的兩個新佛教運動,顯然都有林棲一派的宗教傾向的影子,但它更重要的是對現實泰國社會的批判。聯繫到這兩個運動最活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正是泰國經濟在上世紀末的經濟危機之前,享受著“繁榮的”全球化經濟積極成果的時期,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示?古老的佛教,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中,當面對規模空前的經濟生産方式及其氾濫的物質主義時,它的回應恐怕還不至於就只是消極性的吧?
《環球時報》(2002年09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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