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現代化早期,我們過多地學習的是美日模式,一味地追求高樓大廈、寬闊的大馬路、中央廣場等等這些非常表像的東西,基本上沒有去探求人家為什麼這麼做,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更何況,美日的城市建設也有許多突出的問題無法克服,留下了許多後遺症。我們步其後塵,沒有吸取教訓,避開早就出現的陷阱,反而照直沿著人家的老路走了過去。
上海在中國現代化程度比較高,這些問題也就特別突出。目前統計是有3500幢高層建築,能從其中辨別出完全是上海的建築的有幾幢?沒有。這也是我為什麼一再批評中國的城市在逐漸失去自我,在逐漸喪失地方特色的原因。
過於急功近利的商業操作也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弊端。開發商從商業利益考慮,儘量提高建築高度和密度,片面追求建築的向南特徵,這就使建築總體上趨向畸形,轉而要拿綠地來吸引住戶了,大片的綠地隨之出現,但是沒把握好,讓你覺得像是在郊區一樣,城市的味道淡了,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費。開發商比較容易走極端,他們不看城市的未來,只看眼前。
規劃一座城市不是生産一個工業品,可以拿出一個規格來每個城市都適用。這門學科發展到現在,就連一些原則性的東西都沒有達成,所以無法套用,只能摸索。
外灘的發展也可以看作一個摸索過來的標本。它的出現完全是一個政治産物,因為外灘,上海才從一個小縣城成長為一座城市。早期外灘建築格局的形成完全是功能性的,甚至可以説是隨機的。1291年上海建縣,是在現在的城隍廟附近。五口通商後,由於擔心外國人入城影響城內人的生活,於是在城外沿著李家廠一線,即現在的外灘劃定了一條線,給外國人居住。首先在外灘出現的主要是洋行,隨後就是銀行,然後是外國人的生活區,俱樂部、夜總會等等也就出現了。
外灘建築群落的形成應該説是1910年到1920年穩定下來的。光看當時的建築就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化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新建築》雜誌評選20世紀的世界建築,中國入選的建築只有兩個,一個是匯豐銀行,一個是海關大樓,都屬於外灘建築。評選標準可以質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説明瞭它的地位,可以説上海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亞洲的中心,比亞洲的任何國家或城市都要發達繁華。這些建築從何而來的呢?除了中國銀行大樓,即今天的總工會有中國人參與設計外,其餘均是外國人設計的。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的外國人達到了7萬人。經過工業時代的外國人聚居在這裡,給上海嫁接了中國最早的都市生活方式。
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外灘一直是被作為上海的象徵來看待。這甚至可以從那時候人們最常使用的上海皮包上看出來:印的都是外灘風光(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政治因素變成了政府大樓和萬人體育館)。
20世紀90年代的外灘改造是把它作為南北交通的主幹道來規劃的。由於上海租界是從東到西,這就使上海的南北交通不暢,所以1993年外灘的那條通路被拓寬為十車道。當時也考慮過把道路做到地下,但是未能實施,這就使進入外灘極不方便;外灘邊又考慮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建造了一道防洪墻,外灘最重要的親水的感覺又沒了,現在看來,這些都不大妥當,上海的工業色彩在減弱,外灘作為休閒空間的功能卻被淡化,這確實是失策的。
2000年至2001年,我參與的黃浦江兩岸規劃有了改變,我們把外灘概念做了改換,要讓它成為上海人的生活領域。原來的倉庫、工廠已經在逐漸遷出,銀行還是逐步搬回外灘,重新還原為一個金融中心,再加上蘇州河區域,我們要給黃浦江一個公共空間的大概念。從外灘改造的入選方案可以明確地看出這一點來。最後凸現出的,是一個有真正都市生活的上海。
我們不可能在10年內就把一座城市改造得多麼完美,多麼理想,城市就像是一張複寫紙,它不是一張白紙,畫完就完了,我們要在上面不斷地畫,最後重疊出的,才是它最理想的面目。
(鄭時齡: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城市空間與環境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
馬清運:外灘就是一條拉鏈
《新週刊》:作為一名在美國學習並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建築師,你所了解的美國的水邊工程有過怎樣的發展歷程?
馬清運:城市本身起源大多都是在水邊,現代美國的許多城市仍然是鄰水而建,像我生活時間比較長的費城,就是在兩水之間,而紐約、舊金山等等都是。在以前,美國的水邊建築工程都是出於工業化的考慮,為水上運輸而建,主要都是船塢啊之類的。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運輸業的重心從水運轉向鐵路,水邊的建築大多空了下來,無論從功能出發,還是考慮市容,這些都對城市有不良影響,於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整個西海岸都經歷了一次水邊工程的復興,大約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完成,應該説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改造。這次改造基本上把城市的水邊建築從最基礎的運輸功能轉移到了生活層面上來。水給了城市很多超現實的、可遐想的空間。另外,在建築學上,沒有水邊工程這個專有名詞。
《新週刊》:你如何理解水對一個城市的意義?
馬清運:中國文化是一種陸地文化,我們的祖先對水有一種懼怕的情感,認為水會威脅人的生命,這和他們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關,相對而言,西方有航海傳統,比中國人容易親水一些。水對城市的意義在於:它能比較容易地塑造出一個有主題的城市環境。沒有水的城市建築佈局都會比較延續,缺乏變化。而水給城市一個新的空間感覺。你看,水邊的路適宜行走,它就可以延長人的戶外步行時間,營造出一種氛圍,人因此而變換了生活的節奏;水邊産生的新的商業形態,使城市功能更趨近生活,你會覺得城市生活的時間段都被拉長了;水在城市中的位置比較邊緣,可以舉辦各種活動,而在城市的廣場——一般都是在市中心——容易讓人感覺到那是政治集會,有危險因素。國外很多活動都在水邊舉行。
《新週刊》:你預測中國城市建設中會興起外灘熱嗎?
馬清運:肯定會。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上海、廣州等城市江邊的房地産打著“無敵江景”的廣告,房價都比較貴,這就説明瞭水邊建築的商業價值。美國也是如此,船塢倉庫經過改造,形成一種鋼鐵結構、面積寬敞的建築風格,加上起初房價低廉,特別受到了一些從事藝術的人群的喜愛。這個人群往往得風氣之先,甚至走在流行之前,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人士的效倣,對城市生活影響很大。説到底就是水邊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城市,我想,中國的城市發展也會走到這一步。
《新週刊》:你對中國最著名的外灘——上海外灘目前在城市生活中所發揮的功能作何評價?其中有哪些誤區?
馬清運:從發生的機制上來説,中國的外灘都沒經過工業時期,這就使它和國外非常地不同。上海外灘建築現在還主要是屬於在社會體系中最高的一層的銀行等公司機構,上海外灘建築發展到現在,基本上沒有介入到生活格局來。它除了給那些銀行提供了一個有歷史感的地址、給外地人提供拍照留念的地方外,沒有任何價值。為什麼這麼説?第一,晚上7點半以後,外灘建築裏的燈光就全部熄滅了,這就是説,上海外灘的建築有20萬平方米的話,那麼外灘就有20萬平方米沒有加入到晚上7點半以後的生活中;第二,上海外灘已經上升到一個紀念碑的象徵意義上,在一定的路段還有交通管制,這就打亂了相當多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上海外灘應該把銀行全趕走,植入新的商業功能,成為晚上可以亮著燈的生活場所,進入到上海人的生活中來。
《新週刊》:那你如何展望改造後的寧波外灘?
馬清運:在我看來,外灘就是一條拉鏈,它把城市的外部文化和內部文化連接在一起,而現在看上海,它只有拉鏈的一半,另一半就不知道去哪了。要是想把外灘做成一個風景區,是太容易但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寧波的外灘會實實在在地在城市生活中發揮出最大的功效,因為外灘本身有這樣的主題,有這樣的環境,有這樣的公共性質,有這樣的延伸性。如果一個外灘達不到這一點,再漂亮也是白搭。你看四處建大廣場,到最後都成了外地人去旅行拍照的地方,本地人反而不願意去,這簡直是諷刺。寧波的外灘建築會是一個有豐富細節內容的群落,遠看並無特別,但是身在其中的時候,會有全新的空間和視覺體驗,它會完全和生活融為一體。我希望寧波的外灘改造完成後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起碼有一半的寧波人晚上不呆在家打麻將了,一個是來浙江旅遊的人不再把寧波當作一個歇腳打尖的地方,要留在寧波過夜了。都市不是農村,它應該有豐富的夜生活。
《新週刊》:寧波老外灘改造項目中,對處於新規劃區中的古建築計劃如何處理?
馬清運:總體原則是我們和市政府達成的:整個工程的1/3是保護古建築,1/3是為了延續老外灘的風貌,另外1/3是給寧波注入新的生活內容。現在外灘上的古建築,我會很理性地把它保護好,並溶入到整個外灘建築群落中來。(馬清運:寧波外灘改造項目設計總監,美國建築師協會會員,馬達思班合夥人)
《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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