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期我們陸續報道了不拿工資的作家和拿工資的作家，至本期的專業作家算作一個系列。有的作家辭去令人羨慕的穩定職業專搞創作，有的作家既從事創作，同時也不耽擱自己的本職工作，還有的作家，是作協發給工資讓他們專業創作。自由寫作者和專業作家誰更能拿出好作品？作品與體制有關嗎？

    張煒：作品的優劣與生命品質有關

    寫作的優與劣，與專業非專業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一個人全身心投入寫作，不會在乎拿不拿工資的問題。多幾個錢或少幾個錢就會搞垮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這是誇張了。有人説中國不出大作品，要核是作家拿了工資。張煒説：“我才不信。生命的品質是不同的。你不給他工資，他的品質就改變了嗎？再説什麼是大作品，他們也不會認識。寫大作品與認識大作品，其性質和難度是一樣的。作家的名聲，作品的銷量，評獎，這些都是作家的陷阱。在商業社會中，一切以錢為標準，以錢來量化，這當然是藝術的死敵。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能夠與這個死敵和平共處。”

    談到《能不憶蜀葵》，張煒説：“不能説是完成了我的文學夢想或達到那個夢想了，但我通過它摸到了夢想的邊緣。它像一片燦爛的花地，逆光看過去，讓我有一種興奮迷離的感覺。如果以《外省書》和《能不憶蜀葵》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回頭看會發現自己寫過一些不忍卒讀的東西。我會重寫或修改，這使我花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等我沒有興趣去改寫的時候，再想動手也晚了。我相信，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判斷力在增強。”

    張煒經常讀一些老書，一些自己信得過的書。媒體上炒的，什麼趨之若騖的作品，拿過來看一看原來拙劣得可怕。張煒的書架每個月要清理一次。他的原則是，書架要乾淨，朋友要清爽，眼睛要明亮，心力要集中。他贊成中年人的“三不”：不看熱鬧的書，不去熱鬧的地方，不交熱鬧的朋友。

    張抗抗：專業作家體制的受益者

    1979年，29歲的張抗抗進入黑龍江作家協會，至今已有23年的時間。為了全力投入寫作，她放棄了回故鄉杭州的機會。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又有充分寫作的條件，對於一個剛剛走上文學道路、渴望寫作的人來説非常重要。張抗抗一直很珍惜，這也是她至今仍然待在黑龍江作協的原因。從進入作協起，她全力以赴，不斷寫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

    專業作家制的産生是計劃經濟的産物，往往不被西方作家理解。實際上，進入市場經濟前，作為寫作的人，沒有工資只靠稿費生存是不太可能的，這一狀況在進入市場經濟後才解除。出版機制靈活，稿費提高，一部分作家可以靠版稅養活自己，專業作家的工資制是過去時代的産物。但是從意識形態上講，這種生存狀態是否還應存在，專業作家制是否應該存在，還是另一個話題。

    從目前的中國文壇看，創作主流基本都是專業作家。張抗抗説：“我覺得總體上講專業作家有利有弊。好處是有穩定的工資，至少沒有柴米油鹽之愁；弊端是，沒有經濟上的壓力就會産生墮性，同時也會受到一些限制和束縛。但無論如何，從未來的發展看，專業作家制度早晚會取消。拿工資再拿稿費收入，這種特殊的勞動報酬方式以後隨著中國稿費出版機制的市場化，稿費標準的進一步調整而逐步改變。實際上專業作家協會已經不再吸收新的專業作家。”那麼嚴肅文學、純文學怎麼養活自己？好的作家、好的選題應該得到某些制度的支援。張抗抗認為應該探索通過各種方式幫助和扶持作家，比如設制各種獎項或創作津貼，以簽約制代替終身制，來幫助作家克服困難，扶持純文學的發展，增加作家的收入。當各種機制完善了，專業作家的機制可以取消了。

    自由寫作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張抗抗認為一方面可以自由創作，不受文藝觀念的制約，但當缺乏生活保障，迫於生活壓力，也許會進入另一種不自由，即為了生活寫一些更市場化的作品，這樣會損害純文學的發展。張抗抗自認為是一個舊體制的受益者，有充分的時間讀書寫作。為了寫作她避免了很多社會活動。每天上午，她處理一些雜事，翻翻雜誌，午休後開始工作，保證每天有4到5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晚飯後保證一個小時的散步，休息時看一個小時的書。張抗抗説自己還是比較喜歡玩，喜歡到自然中去運動，喜歡旅行。她打算休整一段時間再寫一些中短篇。

    二月河：想“躲”出去寫作

    以寫清史著稱的二月河近來常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他有很多雄心壯志，但是操作起來卻困難。因為社會活動太多，他的創作受到各方面干擾。有一些事能回避就盡可能回避，但畢竟還是有一些不可回避。曾經想“躲”出去寫作，遺憾的是自己身體不太好，而他的寫作所需的大量資料，也不適於外出。他幽默地説：“這不是背上一兩本書就可以離開，如果要背，要把圖書館背上才行。”創作需要時間、精力、心情，心理環境對自己的創作至關重要。心情好時可能創作出歡天喜地的作品，心情不好可能創作出的作品就很悲愴。

    二月河現任河南省臥龍崗區文聯副主席，沒什麼創作任務。二月河不願過多地透露自己的創作計劃，只要身體允許，他會努力做一些事情。空閒時，他常常閱讀現當代作家的作品，《山西文學》是每期必讀的，陜西一些作家的文章他也很賞識，比如陳忠實、賈平凹，鄭淵潔過去的童話他也很喜歡，儘管王朔批評過金庸，也可能批評過二月河，但這些都不影響他喜歡王朔早期的作品。二月河也不擅應酬。他真正接觸的只是自己的小圈子，是參軍入伍、下煤窯挖煤的一些“窮”朋友。談一個朋友談何容易，不是兩個人一握手寒暄幾句就成朋友了。

    二月河寫清朝皇帝出了名，找他寫電視的人便絡繹不絕。但由於身體的狀況，他始終不能繼續。他説：“我感覺應該休息一下了。休整一下再接著做。”閒暇時，二月河看些歷史、小説、散文、詩歌。不管別人對金庸的評價怎樣，他始終喜歡看金庸的書，梁羽生的也看，包括台灣的一些評論他也看。對於批評自己的文章，二月河尤其願意看，他説：“有些文章對我的批評很尖銳，看看笑笑樂樂，我感到這些人是很可敬的，坦誠直率，很可愛。一個人不能老聽好話，刺痛你的地方是刺激，我感到精神上的快樂。就像下棋一樣，將你一軍，你會不會很痛苦呢？這也是快樂，另外一種味道的快樂。一是説明他認真看了我的書，二是不但認真看了書，還認真研究了歷史——這是真正的讀書人才能寫出來的文章。我不是聖人。”

    目前《雍正王朝》的版本，南韓在翻譯，其他國家也有翻譯部分章節的。關於今後的寫作，二月河認定不太可能改變自己，也沒有突破自己的雄心壯志。當然不會在“皇帝”上下太多功夫了，他也要“當一回老百姓”。“一代詩宗”王漁洋一直是二月河關注的人物之一，王漁洋是清朝重要的文人之一，是刑部尚書，跟蒲松齡關係很好，當時他的名聲比蒲松齡大得多，蒲松齡也得到過他的關心和幫助。王漁洋的故里山東桓臺縣文化局誠邀二月河也為王漁洋寫一部電視劇，但是二月河似乎不置可否：“很多朋友把希望寄託在我這裡。文壇上沒有不落的太陽，如果説我是‘小太陽’，我也要落；期望值不要抱那麼大。”

    對於自由創作和專業創作，二月河覺得各有利弊。自由創作直接面向市場，有競爭，不努力就會關係“飯碗”問題；專業作家則有安全感。創作需要平和的心境，專業作家的心理狀態會好得多。如果把文學當作商品投入市場，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人文方面的啟迪未必拿來賣錢，文學有教育功能，而不是純粹的娛樂功能。當了專業作家未必有積極性，因為創作是心甘情願的事情。從長遠利益看，專業作家好一些。如果自由創作，也許不得不急功近利。文學的功利主義思想太重，對文學的妨礙很大，會干擾作家創作。那麼，如果以後專業作家的制度取消，是不是文學的品質也會有折扣呢？二月河説：“如果一定要改革，到時候再看。過去沒有專業作家，不也有《紅樓夢》、《聊齋志異》嗎？所有的情況都不是絕對的。你能説曹雪芹如果不窮困潦倒，《紅樓夢》就寫得

    更好嗎？”

    蔣子龍：寫作完全是緣份觸動

    有些作家的寫作已經成為生活方式，有沒有靈感都在寫。他們的靈感來得像自來水一樣，擰開就有話説。而蔣子龍認為自己的寫作完全是緣份觸動。不靠採訪積累寫不成長篇，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他説自己是比較“笨”的作家，得靠生活的衝動。長篇是有源頭的，找到源頭才行。長篇是這樣，短篇要靠自己努力，他寫東西需要衝動，寫故事寫得很動感情。他寫《空洞》，也是先有了生活的積累，有了觸動才會想到去寫。就好比電腦本來有這個軟體，有記憶體，一點擊，就正好出來了。但如果是386，怎麼點擊也上不了網。真正的內容來自於生活的體悟、觀察、結合。

    蔣子龍的個人生存狀態並不太瀟灑和從容，他太忙。他覺得不是他在追趕文學，倒像是文學在追趕他。有還不完的債，寫不完的稿，還有許多好書沒有時間看。有時竟不得不靠扔兒或抓鬮兒來決定首先寫什麼，但有時一部長篇小説已構思成熟，又有強烈的創作衝動，卻不能動筆。他有許多會，還要為作協刊物拉贊助。他重友情，不擅説“不！”。但近年來他在逐漸走出這個怪圈兒。他在努力做到：3個月到處轉、3個月讀書、花半年寫作。他感到大量的閱讀哺育了自己的智慧和心靈，開闊了自己的文學視野。不倦地閱讀和咀嚼，促進了自己對社會、對文學、對歷史和對自己的反思。他嗜讀的其實是兩本大書：有字的和無字的。

    蔣子龍現任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作為著名作家和中國文化的使者，先後出訪過東歐、美國、日本，最近率團訪問緬甸歸來，被緬甸國家領導人以國賓禮遇相待。他的作品風格總在追求新意。他説：“我吃風格虧吃得太多了，從《喬廠長上任記》、《赤橙黃綠青藍紫》、《人氣》，沒有風格的時候追求風格，有風格的時候風格會把你框住。只知道它不知道你，後來慢慢地好了。創造模式是作家的幸運。魯迅不是沒有風格，不是狹窄的風格。我感覺自己像孫猴子，變來變去還是有毛。”蔣子龍希望自己的風格有厚重感，能給人以思想的厚重，也能有機智幽默的一面。能做到這一點很難。蔣子龍説，他的小説一般很沉重，但實際上他不希望別人看得很累。

    王海鸰：專業和創作的矛盾不可調和

    王海鸰最近剛從國外回來。與國外的作家交談，他們關心的是中國作家拿不拿工資，拿多少？因為國外是沒有工資的，作家只靠稿酬。比如墨西哥的作家，版稅是中國的15倍之多。他們的作家協會也是自費的，卻有模有樣，有工會在協調，作家也不是散兵遊勇，相反，卻有一种家的感覺。王海鸰就想，倘若真有一個能成為作家的家，作家可以不必考慮工作。讓能寫東西的作家專心致志地為社會奉獻精神食糧豈不更好！因她本人就受這種痛苦的煎熬。王海鸰的職業和創作是相互干擾的。小説、電影、電視、話劇，沒有一個領域不涉及創作，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戲劇需要戲劇衝突，小説卻要抹平這一點。王海鸰説：“我是非常痛苦的，進退不能自如。在沒有影視時，戲劇是文學的産物，但是有了影視，戲劇受到的衝擊是致命的。事實上，我每年至少有4－5個月創作話劇，成功率卻很低。而國外的劇作家，一年能上一百多個劇本。我不希望我的東西只為少數人欣賞，但是完全放棄工作，生活就成問題。我覺得生活是第一重要的，尤其是到了成熟的年齡。沒有什麼比生活更動人的，寫出來的永遠沒有生活動人。”

    王海鸰的生活分兩部分：部隊和演藝圈，寫作也是這兩個主題。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她的長篇小説《大校的女兒》是一部讓人動心的書，作者動心，讀者更動心。王海鸰自己也在説，它比《牽手》生命力會更持久。《牽手》最初是個劇本，情節比較簡單，《大校的女兒》則完全不受這種限制，因此情節豐富。作品是王海鸰對生活取其片斷的組合，取捨的依據是對主流生活的體驗。所謂的主流生活，就是所有的情感都是大多數人能體會的。王海鸰表現的就是這些。這跟作者的各种經歷有關。任何人的生活都是立體的，她不喜歡極端的、病態的。瓊瑤的言情小説太虛假，內地的小説又太沉重。她一直想找一個中間點，既好看又不通俗。《大校的女兒》就是這樣的作品。

    王海鸰寫電影、電視、小説、話劇都各有成就，但她最喜歡的是小説。小説是最大限度地不受限制，可以使個人想表現的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來。經常在話劇、電視劇、小説之間進進出出，每換一種體裁就得準備好長時間才能進入狀態。有時候她非常苦惱，如果有一天不寫劇本就好了。《牽手》之後，約她寫劇本的鋪天蓋地，並且出價都很高。這時她反而平靜下來。因為自己有十年沒寫小説了。結婚時經濟困難，被迫擱下了小説，她不斷地寫電視劇、話劇——這只是謀生，是給別人做的。現在《牽手》成功了，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否則有些東西可能會消失。這10年中，王海鸰有很多話要説，只有小説才能表達。她不想把才氣全用在賺錢上，她更想得到她看重的人的看重。於是王海鸰大概推掉了上百部劇本，決定寫小説。寫劇本她可以做到全天寫，只需要

    注重情感、對話、故事的編造就可以；寫小説需要文字功夫，她格外注意。她希望做到既好看又回味無窮，使讀者不感覺晦澀，沒有閱讀障礙。

    在王海鸰的書裏，她對於婚姻的態度非常豁達，承受苦難卻毫無怨言。然而實際上，她是夫貴婦榮的人，傳統色彩很濃。生活中她只能一個人扛起所有重擔，賺自己希望丈夫賺的那些，地位以及生活的保障。她説：“如果有這麼一個人，我寧願不要名和利。”現在王海鸰和兒子一起生活。每天早上8點鐘之後開始工作，那是她的黃金時間，晚飯後出去散步，準時睡覺。電視也不經常看，儘管她也寫電視劇，但她要按自己的心思寫，不受別人的影響。寫不下去時，她會讀給兒子聽。空閒她看書，什麼書都看，包括喜歡的不喜歡的，只要有朋友或媒體介紹説好，她就看一看再説。她想，既然有人説好，肯定有他的道理——讀過了她才發現，讀者太寬容了，有的作家只寫幾部好作品，其他的作品不論好壞，讀者也都看。

    下一步，王海鸰計劃寫兩部小説，人物命運都在心裏了，都是關於女人的命運的書，估計會很好看。她説：“因為大家也都關注這一情感領域。科學飛速發展，人性的變化卻微乎其微，沒有本質的變化。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如果反映現代，未必非寫酒吧，這只是皮毛。”

    查舜：把自己交給讀者

    現為寧夏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的查舜，近年來不斷有重點作品作推出。去年8月，他的長篇小説《青春絕版》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中、短篇小説處女作集《拯救羞澀》今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拯救羞澀》是一部很有爭議的中篇作品，脫稿10餘年，查舜曾投寄多家刊物，都未能受到青睞，只被西北邊地一家州級刊物登載了部分文字。誰知時光進入21世紀，這部作品又引起關注，被中國作協主辦的一家刊物以頭條位置隆重推出。

    查舜認為目前專業作家的體制對他本人來説很適合。他當農民、搬運工、小學教員……經歷很多，有太多的感受和生命體驗。以前都是零打碎敲地寫，總覺得遠遠不能滿足自己表達的慾望。對查舜來説，現在最需要的是時間，時間對作家太重要了。這種重要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讀書，一是寫作，當然另外還應該有感受生活的時間。過去寫詩歌散文，可以利用工作的業餘時間完成，如果要完成規模大一點的長篇小説，必須爭取完整的時間。而現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意義不同。過去沒有電視、媒體也不發達，晚上可以安心看書寫作；現在文化生活豐富了，如果把握不好，即便擁有充裕的時間，也一樣寫不出好作品。

    有人認為專業作家制度應該取消，查舜倒覺得，取消應有個大前提，必須是我們的出版制度、發行渠道及媒體都有一定的民營化參與。目前出版界還存在門難進、事難辦、臉難看的問題，不純粹看作品。另外就是稿費比較低，作家單靠寫作很難生存。但是查舜不主張年輕人搞專業創作，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生活閱歷。專業作家雖然也體驗生活，但大多數是旁觀者，好比原來是運動場上的運動員，專業作家就成了裁判。

    現在查舜在文聯工作，卻依然回到農村的土房子寫作。他覺得城市生活節奏快，對寫作心緒産生影響，寫不出好東西。他的4本書就都是在老家寫的，他説：“專業作家必須要生活在最基層，必須到神經末梢去體驗，給自己留個了望哨。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流暢，自己心裏踏實，也經得起時間考驗。人也好、作家也好，生活越貼近大自然的綠色，就越能體驗整個質樸的自然氛圍，作品的氣息也會受到環境的熏陶。但是我們又不能固守這個地方，要抽時間到外面開闊視野。世間一切真知産生對比，沒有鑒賞，沒有比較，就不可能認識得非常深刻。”

    賈興安：不求多只求精

    從1992年的第二屆合同製作家開始，現任《散文百家》主編、市作協秘書長的賈興安已是河北省作協的第五屆專業作家。河北作協開始實行合同製作家，打破作家終身制。河北省是比較早地實行合同製作家的省份，引入競爭，各種獎懲措施嚴明，制度細緻。而身兼刊物主編的賈興安在單位根本脫不開身。刊物人手少，6個人支撐著一份純文學刊物，同時他還要搞創作。可是從河北文學界説，他的發表量和創作情況比不上班的作家都多。近年來他出版3部長篇小説，總共有200多萬字。中篇有十五六部，短篇、隨筆、散文、電視劇，轉載有二十多篇次，如《景物與一些人》、《一號違捕令》、《黃土青天》、《皆大歡喜》，中篇小説《狗皮膏藥》被改編成電影。

    賈興安倒是覺得，如果不工作而單純寫作，效果未必好。有的作家還挂職生活呢，自己本來就處在生活中，何必辭職專業寫作？而且他認為自己所從事的刊物主編和寫作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工作對寫作是一種調節。他跟同事們聊聊天説説話，處理一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種放鬆，上班就等於休息了，最起碼他離開了電腦。儘管事務處理會中斷小説思路，但他認為，不管寫什麼長篇短篇，構思成熟了，即使擱很長時間，整個思路不會有影響。具體文字上，細節上不會影響整體構思。也可能當時的情節沒有了，但構思還有，沉浸下去照樣會有好的效果。

    當然，如果時間更多，賈興安的作品寫得可能會更多。但他不求多只求精，想寫得精一些，爭取構思成熟後就寫好，起碼要自己對得起自己。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