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文藝報》的評論家張陵先生提出了一個“拯救閱讀”的口號,讓作家出版社十分欣賞,遂以此為題,計劃出版“拯救閱讀叢書”。編輯還專程去上海,請回了巴金先生顫顫巍巍的四字題詞:拯救閱讀。時值今日,該叢書已出版了潘婧的《抒情年華》,然“拯救閱讀”的口號卻一直未能在社會上響亮起來。
“拯救”二字深明大義、責任高懸、舍我其誰,但它在劈頭蓋臉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卻有些力不能逮,就像一個垂垂老者,自身尚且難保,更休提挽狂瀾于既倒。而在我看來,“拯救閱讀”的提法,有點衝著讀者來的意思,因為,一到了閱讀階段,作家們遁身無影,白紙黑字全扔給了讀者,拯救不拯救,拯救誰不拯救誰,著實讓讀者犯難。
其實,我明白出版社和評論家的意思,“拯救閱讀叢書”的“編輯小語”也説了:“時下小説,需要不需要拯救,暫且不做定論;但作為編輯再沒有比看到乾淨、透徹、簡明、樸實、精妙的小説更高興的事,再沒有比看到佻薄、淺陋、卑俗、空洞、市儈的小説更痛心的事了。”好,這回我們終於殊途同歸了。看來,要“拯救閱讀”必須先“清掃寫作”。
眼下的寫作是一種什麼狀態呢?正像出版社的編輯所説,有讓人高興的,也有讓人痛心的。但我認為,痛心的事要比高興的事多,否則,就不會有人提出要“拯救”,更不會有出版社要響應。那麼,何以會出現那麼多淺陋、卑俗的文字垃圾呢?
如果你還不知道大作家托爾斯泰離家出走和死亡的真正原因,不妨讀一讀周國平先生的文章《私人寫作》,它還有助於揭開上述疑惑的謎底。
托爾斯泰一生發表了很多偉大的著作,但他仍有一塊不能示人的“私人寫作”禁地———日記。為了尊重自己的內心生活,保持心靈的秘密,他和夫人索菲亞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戰爭。夫人不能理解,為什麼她已經成了這個人的妻子,還不能看他的日記。托爾斯泰卻決不讓步,甚至把日記藏在靴筒裏,但還是被索菲亞翻了出來。托爾斯泰痛苦地説:“我過去不為別人寫日記時有過的那種宗教感情,現在都沒有了。一想到有人看過我的日記而且今後還會有人看,那種感情就被破壞了,而那種感情是寶貴的,在生活中幫助過我。”無奈,82歲的老作家終於離家出走,並在10天后病死在一個小車站上。托爾斯泰的“精神潔癖”讓人感嘆。我想,他這麼看重只屬於自己的精神活動,也一定不會將不適於讀者看的東西隨便寫給讀者看吧。如今,我們的文壇空前繁榮,寫手如過江之鯽,但恐怕沒有多少人在寫日記了。因為,“私人寫作”已經公開化、社會化了。一切的慾望、原始的衝動、隱秘的想法,都不加節制甚至濃墨重彩地呈現在讀者眼前,有時禁不住讓讀者替作者臉紅。
托爾斯泰認為,寫作的職業化是文學墮落的主要原因。這真是穿透時空的真理。不是心靈的需要,而是發表、出名、謀生的需要,創作怎麼能不成為製作?甚至變成了“排泄”。
如今,寫作環境和作家要堅守的東西也不同了。哈姆雷特時代,莎士比亞只考慮一個問題:生存還是毀滅;而現在我們的一些作家要考慮很多問題,比如,送人參還是西洋參,請中餐還是請西餐,要版稅還是要稿費,發佈會還是研討會,一渠道還是二渠道,上床不上床,簽售不簽售……理想與激情的消解,讓作家變得務實而庸常,空洞、淺陋的生活又複製出空洞、淺陋的文字。而拉關係、走後門,送禮獻身搞吹捧,又製造了一批聲名鵲起、頭戴桂冠的偽作家。
當然,我們不能不吃不喝整天就想著“生存還是毀滅”,那未免太形而上了;但也不能吃飽喝足了老想著脫掉衣服依偎著誰,那也太形而下了。每個時代都賦予了作家不同的寫作題材和寫作空間,關鍵是要像托爾斯泰那樣為心靈而寫作,為你的人格和榮譽而出力。最起碼也得知道哪些是可以公之於眾、能給自己爭臉的;哪些純屬“個人隱私”,應該永遠爛在肚子裏,不宜拿出去賣錢的。這應該是“寫作須知”的第一條。
《工人日報》 200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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