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四年，雜七雜八的書看了不少，可多數淺嘗輒止，惟一還得意的倒是把錢鐘書先生五本《管錐編》精讀了一遍。我發現，其實，越是飽學如錢先生者，方法越不神秘，基本思路就是人人都能努力做到的“讀書無勢利”這五個字。他説大經大典有價值，小詩小説也有嚼頭，原不容存勢利眼的，故筆下就往往康得黑格爾和無名作者的零星語一塊兒引證，絕了。讀書仿佛觀海，宏深處固然壯闊，冷不丁泛起的小浪花也未嘗不可觀，淺學如我，也算有點體會吧。

    許多比較文化專著常常涉及愛情觀，可那些術語名詞實在費神。有一回讀巴金的《憩園》，姚國棟一聲悵嘆直讓我相見恨晚——“中國人講戀愛跟西方人講戀愛完全不同，西方人講了戀愛以後才結婚，中國人結了婚以後才開始戀愛……”可算原汁原味的比較文化？儘管是在某種程度上、一定範圍內，你能説它沒道出什麼實質性因由？更妙的是，後來讀《飄》讀到第二章，郝思嘉無意中來了這麼句：“凡是做女人的人，愛情是要等結婚之後才來的。” 哇，竟又一下推翻了前者！一中一西，兩部毫不學術的小説，在愛情觀比較研究上難道不足取資嗎？

    中華書局出版了張中行、金克木和啟功三位先生合寫的學術讀物《説八股》，讀後大開眼界。不過在八股起源問題上我覺得還有商酌的餘地，那是偶讀《孽海花》的意外收穫——第三回唐卿道：“制藝體裁的創始，大家都説是荊公，其實是韓愈。你們不信，只把《原毀》一篇細讀一下。”一掃陳言，極具新見，可以做出很好的論文來的。

    由八股想開去。《紅樓夢》第五十四回有個著名的賈母論戲情節，我注意到，“史太君破陳腐舊套”作為“推陳出新”創作規律的生動闡釋已經進了不少寫作學教材的相關章節。這當然很好，但我認為這個例子豐富的寫作心理學奧妙還有待抉發。賈母指出那些戲文之所以模式化是因為作者“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拿今天的話説不就是“創作焦慮”？怎樣克服這痼疾？契訶夫一個不太為人熟知的劇本《海鷗》裏，特烈普列夫一席話不啻良劑——“問題不在於舊形式，也不在於新形式，而在於人寫作的時候根本不考慮什麼形式，人寫作是因為所寫的一切自然而然地從心靈裏涌流出來了。”兩相對照，頗能予人啟發。

    錢鐘書先生曾對青年朋友説，一個人只要書讀多了，自然就會有比較，有領悟，有或多或少充滿樂趣的發現。信然！我想，這也是“讀書無勢利”的最好注腳。

    《中國文化報》200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