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月19日到9月6日，2002年全國大專辯論會在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中播出。與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辯論熱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世紀的這次辯論賽得到的關注顯然要少得多，比賽沒有吸引到贊助商，收視率大不如前，除了大中學生群體外，真正熱心的觀眾並不是很多。而在網際網路上，一場關於“辯論是否已經死了”的討論卻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其中對辯論賽持批評態度的佔了絕大多數。在風光了十年之後，是什麼使辯論賽的光環暗淡了呢？

    是辯論還是表演

    一項調查顯示，54.90％的人認為現在的辯論“簡直是作秀”。一位曾經喜愛這項活動的人這樣形容現在的辯論：“滔滔不絕，聲嘶力竭，手舞足蹈之後是一頭霧水。”有人評價説：“聽到‘對方辯友’透出的一股子虛偽和呆板就煩。”著名學者余秋雨幾年前曾批評説，現在的辯論前期準備太多，現場即興智慧太少。

    準備過度的辯論賽不可避免地成了“辯論表演”，評委們打分的時候也只好更多地看誰“表演”得更精彩。於是著裝、手勢等“形象”的得分比重被加大了，而觀眾卻漸漸厭倦了這種“表演”形式的辯論賽。本次大專辯論賽的組織者顯然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評委之一的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趙林代表組委會表示，將加大自由辯論、盤問和觀眾提問部分的評分比重，盡可能減少提前準備的比重。但從比賽來看，組織者的一番苦心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辯論場上你來我往看似熱鬧，而真正的短兵相接卻極少，往往是你説你的，我説我的，要不就來個“對方辯友又間接支援了我方觀點”這樣的語言“串場”，以顯示“現場感”。決賽錄製現場甚至出現了這樣可笑的一幕：導演發現一位四辯的辯詞沒有錄全，這位四辯竟然流利地把辯詞又表情豐富地演繹了一遍。觀眾在佩服其背誦工夫之餘也恍然大悟：“居然沒有一點兒即興的東西。”有人忿忿不平：這不是表演麼？

    什麼使辯論走入了誤區

    是什麼使辯論賽走進了“表演”的誤區呢？北京理工大學的楊東平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辯論賽特別是全國性的辯論賽已經成了很多學校為提高知名度而競爭的場所。學校領導很重視，學生的壓力很大，帶隊老師要立‘軍令狀’，學生在比賽前要封閉訓練幾個月。功利心太強導致了辯論賽的準備和表演過度。”與此不同的是，港澳臺地區的學校普遍把辯論賽作為一種業餘活動，台灣東吳大學在參加大專辯論賽時竟由高年級學生帶隊，這在內地的高校看來是不可想像的。楊東平教授深有感觸地説：“這才保持了辯論賽的正常功能。”

    的確，在全國大專辯論賽上奪冠進而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是一項誘人的榮譽。從1993年第二屆國際大專辯論賽掀起高潮以來，每次參加比賽的大學都名聲大噪，每次奪冠的隊伍甚至選手都贏得了相當的社會聲譽。想贏怕輸的包袱壓上了很多學校的肩頭，一所曾經獲得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的大學甚至不敢再派出隊伍參加辯論比賽，曾經獲得該校校內比賽最佳辯手的學生自嘲地表示：要是輸了，學校的臉往哪兒擱？

    另一個讓辯論走入誤區的重要原因，是辯論已經不僅僅作為比賽而存在，它也成為電視節目的一種樣式。電視辯論賽也是很多電視臺的“名牌欄目”，電視臺熱衷於搞這樣的“有文化品位“的比賽，當然首先是有可視性。所以，幾乎所有的辯論賽都是錄播，選手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演員”，不僅要衣著光鮮，有時甚至要“補鏡頭”。

    尋找救治良藥

    該如何解決辯論越來越趨向於表演的問題呢？很多人獻計獻策，不外乎改變相對乏味的辯題和改變有些死板的規則。以本次全國大專辯論賽為例，很多觀眾包括某些評委都認為辯題的設置不夠精彩，在全部辯題中，似乎只有“網聊有聊還是網聊無聊”算得上是一個好辯題，其餘的大多數辯題不是顯得過於陳舊，就是説理痕跡太重。現場的觀眾由於難以深入到辯題中間去，而提出的問題又必須經過評委投票才能通過，因而一個有效問題的提出都顯得很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評委表示，辯題的選擇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如果能放開手腳精選一些貼近生活同時更加實際的辯題，一方面能使比賽迅速進入有實質接觸的攻辯，另一方面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事先準備的作用。相對於辯題的格式化和思路近似，辯論規則其實已經逐漸有了大幅度的修改，而改變的中心就在於立足於“辯”而不是“論”，很多民間的比賽也對此作了有益的嘗試，比如增加自由辯論的時間，增加正反雙方的盤問。有人也提出，出現答非所問的情況應該由主席叫“停”，並要求被問方作答。擔任過很多辯論賽評委的余秋雨認為：“規則是必需的，連玩牌都要有規則，但這個規則不要太細，要更人性、更公正、更好玩。”

    真正意義上的辯論不應成為名利的墊腳石，也不應是純粹技巧的展示，它應成為一個思想閃光、能力展示的場所，給人以啟迪和快感。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説：“辯論不應該承擔學校競爭的功能，還是讓辯論回歸辯論吧。”

    《光明日報》200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