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編就 擬托“良友”

    在徐志摩遇難後，陸小曼一直想給志摩出個全集。趙家璧因為要出版《秋》一書向陸小曼徵求照片時，陸小曼就曾向他透露了編《志摩全集》的打算。後來陸小曼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後，她又對趙家璧説了這個想法。趙家璧是徐志摩的學生，他非常贊同這一建議。當趙家璧去徵求茅盾先生的意見時，茅盾也鼓勵他盡最大努力蒐集志摩的信札、日記，為中國出版界編出第一部現代作家全集來。於是，陸小曼和趙家璧分別找尋徐志摩的著作、日記等，並向圖書館和收藏家借閱文學期刊，收集散見各處而未編入文集的零星文章，並寫信向有關朋友徵求徐志摩的書信。

    經過多方尋找、索討，到1935年10月，稿子大致編好，一共有十卷。陸小曼發出的徵求信，反應很一般，因為當時徐志摩的朋友們都把他的死怪到陸小曼的頭上，認為是小曼害了他，所以她編全集，那些朋友不肯予以支援。當時徵得的書信，僅有致劉海粟十九通，致蔣慰堂九通，致郭有守九通，致郭子雄八通。陸小曼很失望，但她不願再去求人。她對趙家璧説：“即使應當交出信函的許多朋友都不來（她指的是胡適和住在北方的徐志摩其他朋友），我自己收藏的部分為數也不少，湊成一卷沒有問題，雖然其中有些信，我實在不願公開發表。另外有一部分志摩從國外寄回來的英文信，如能譯成中文，也可湊出二三十封。”這批英文信，據趙家璧回憶，後來小曼交給他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間就不知下落了。十卷大致收集好後，議定由趙家璧所在的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當時，陸小曼曾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週一封信，裏面提到了這個時期的工作和想像著快要印行《志摩全集》時的喜悅心情。信中寫道：

    志摩日記及書函正在抄寫中，只因信件太多，一時亂得無從理起，現在我才將散文、詩集等編好，再有幾天就要動手編書信了，那時定會抄就奉上的，好在也沒有多少日子了，雖是新産生的，可是其味或美得多，洵美也曾問我要志摩的東西，我也沒有送去呢。

    《志摩全集》大約三月中能出版了，到時一定送一份給先生看，只是我頭一次編書，有不對的地方還望你們大家指教才好。

    從信中看，可能那時陳從周已經有了想搞《徐志摩年譜》的意思了，所以向小曼要志摩的書信。而那時，陸小曼對出版《全集》充滿了希望。

    胡適插手 節外生枝

    1935年10月，胡適到上海。趙家璧做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樓宴請他，並請陸小曼作陪。席間，陸小曼就向胡適談了她和趙家璧已把《徐志摩全集》初稿編就的情況，要求他把志摩給他的信以及給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滬，也談到留在別人手中的幾本日記的事，最後還要求胡適為這套全集寫一篇序。胡適聽了以後，沒有什麼反應，似乎毫無興趣。

    到宴席後的第四天，胡適跟陸小曼講，他認為《志摩全集》放在“良友”出不合適，他建議改交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館長王雲五也表示同意，並願立即預支版稅兩千元。這對經濟困難的陸小曼來説，具有強大的誘惑力。陸小曼馬上找到趙家璧對他做了解釋，趙家璧也無可奈何，“良友”是小出版社，鬥不過商務，他也拗不過胡適，更兼陸小曼已決定由“商務”出了，他不好再説什麼。於是陸小曼跟商務印書館簽了合同，稿子隨即寄了出去。正要校對的時候，“八一三”戰爭在上海開始了，而陸小曼又生病好幾個月，等病好了再去問，得知商務印書館預備遷走，一切都處於紛亂狀態，根本談不到出書的事了。他們只是口頭答應，等安定了再出書。誰料一年年過去了，小曼卻從此與商務失去了聯繫。

    陸小曼受到沉重打擊。她後來寫道：“我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家裏，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運，我的心情也從此浸入了憂愁中。除了與病魔為伴，就是整天在煙雲中過著暗灰色的生活。”

    八年抗戰結束後，陸小曼跑到回遷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去問稿子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熟人，才知道他們當時是匆匆忙忙撤退的，先是到了香港，再轉到重慶。在抗戰時期，忙著出版抗戰刊物，根本沒有想到去出志摩的書。現在雖然遷回，但幾經輾轉，連館內的人也不知道稿子究竟在哪兒了。據説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慶。

    1946年的一天，趙家璧去看望陸小曼。當時他已在主持晨光圖書公司。陸小曼一見到他，就流下了眼淚。她近乎懺悔地對趙家璧説：“那年，胡適逼我把《全集》交給商務印書館，一方面是利用我急於要錢的心理來破壞我們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還在於，不願讓新月派詩人的全集，由你這樣一個青年來當編輯。特別是胡適對良友公司出的文藝書中，左翼作家如魯迅、茅盾等佔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興，因此他千方百計逼我把這套書拿出來。我當時也預料到，進了‘商務’這個大書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現在事實不正是這樣嗎？今天后悔也來不及了！”

    趙家璧對陸小曼勸慰了幾句，又問她是否還有其他的日記或遺稿之類，可和《愛眉小扎》等重新合編一冊？陸小曼説：“今年正好是志摩誕生五十週年，讓我再去找些未發表的日記編一本新書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記，還有幾本，都不在我這裡，而是在北平的兩個人手裏，我也沒有辦法去要。”

    後來，陸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寫于1918年的《西湖記》，寫于1926年至1927年的《眉軒瑣語》，連同志摩親筆題名的《一本沒有顏色的書》，再加上原來已出的《愛眉小扎》和《小曼日記》，共五個部分，總題為《志摩日記》，于1947年3月由晨光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小曼在序中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心願：

    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認識他。這本日記的出版是我工作的開始……我預備慢慢的拿志摩的東西出齊了，然後再寫一本我們兩人的傳記，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願，那我一切都滿足了。

    胡適對陸小曼一向有好感，陸小曼也感覺得到。徐志摩死後，胡適便以保護人自居。他向陸小曼提出，要她與同居的翁瑞午斷交，以後一切由他負全責。陸小曼委婉地拒絕了。胡適很不高興。四十年代，胡適還從南京來過一封信，再勸小曼聽從他，由他來安排新的生活。這次，陸小曼沒有給胡適回復，胡適非常生氣，以後就不再和陸小曼來往了。

    失而復得 喜獲新生

    後來，陸小曼找到了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志摩的老朋友朱經農，讓他幫助搜尋志摩稿子的下落。朱經農不久回了一封信，説志摩的稿子並沒有丟失，還在香港，他一定設法在短時間內找回來。這個肯定的回答給了陸小曼一點希望，這時已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年了。

    但是，從此以後，卻又沒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的春天，陸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務印書館來的一封信，説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為不合時代，暫時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還，預付版稅，不再追還。不久，陸小曼收到了北京商務印務館寄來的書稿清樣和全部紙型。陸小曼看到在書稿的末尾由商務編審寫了個後記，後面簽署的日期為“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這應當是陸小曼請朱經農搜尋後，由編審重新整理髮排的。由於當時正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大戰役發動前夕，所以最後未能印刷出版。

    陸小曼看到稿子清樣，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戰勝利後的四年內，她奔來奔去，費了多少精力，也沒有得到最後答覆；而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要稿子還在，慢慢地就一定會有機會出版的！

    新中國成立，年近半百的陸小曼獲得了重生。1956年她被安排為上海文史館館員，這雖然是個虛職，但每月至少有幾十塊錢可拿，使她有了生活保障，也給了她鼓舞和信心。她後來還成了農工民主黨徐匯區支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種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這是陸小曼在《哭摩》一文中對徐志摩亡靈的表白。她終於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性——看書、編書、畫畫、寫文章。她除了不遺餘力地編輯出版徐志摩的作品外，還拿起筆寫了一些散文、小説、故事等，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還成了上海畫院專業畫師。目前存世的陸小曼畫作估計在百幅以上，分別收藏在上海中國畫院、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海寧市博物館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1959年，她被全國美協評為“三八”紅旗手。與志摩在世的時候相比，她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了。

    一天，友人韓湘眉由美國來華探親，順便來看望陸小曼。韓湘眉告訴她，在國外的朋友都很記挂她，以為她生活無著，想給她一點幫助。陸小曼聽了很受感動，但是她謝絕了朋友們資助她的錢。她説：“確實，解放前，我過得很苦，但是解放改變了我的一切，像我這樣消極悲觀的人，也開始了新的生命。”

    度盡劫運 海外面世

    1964年春，陸小曼開始用正楷筆錄《矛盾論》全書，準備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週年的節日獻禮。可是從夏天起，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這件事最終未能完成。在臨終前幾天，陸小曼囑咐堂侄女陸宗麟，把梁啟超為徐志摩寫的一幅長聯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畫長卷交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而《徐志摩全集》的紙樣，後來則給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關於《徐志摩全集》紙樣，以後還有一個故事。陳從周在《含淚中的微笑——記陸小曼山水畫卷》中説：“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紙版，我歸還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丟失了其中一冊。雖然事前我已與何其芳同志聯繫好，要寄北京文學研究所保存，但徐家在時間上拖了一拖，遂遭劫運。”

    1999年，筆者去上海訪問了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他對此事做了解釋。他説，事情是這樣的：1965年，陸小曼在華東醫院過世後，陳從周和我一起去陸小曼家裏，當我去時看到家徒四壁，東西不知給誰拿走了。只有一個箱子，是陸小曼臨死時托陸宗麟交給陳從周保存的。看了一下，裏面是《徐志摩全集》的紙樣，一共十包。因為上海只有我一家是徐志摩的直系親人，陳從周就把紙樣交給我媽保存。1968年，《全集》紙樣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了。1981年找回來一看還是十包。仔細翻閱，原來其中一包是政治學習材料。據説，陸小曼在擔任上海文史館館員後，曾組織過政治學習，因此有此資料。後來聽説當時紅衛兵抄去《全集》後，打開一看，湊巧看到這一包政治學習資料，他們就不敢動了，原樣封起來，在上面寫：“此是學習材料，要保管好。”這樣，另外九包真正的紙樣才得以保存下來。這樣看來，陸小曼當時過世時給我們的十包中，其中的一包本來就是政治學習材料。1981年拿回《全集》紙樣後，我母親就把它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1983年，這套《全集》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摘自《陸小曼傳》柴草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5月版

    《文匯報》2002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