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概念先須澄清。所謂“盛世”,指的是一國歷史上相對安穩發達的階段,這一點實不必與他國的歷史或世界史比較,就能判定。比如視漢代為盛世,是拿它跟戰國和秦末的亂世以及三國爭鬥的時代相比;稱唐代為盛世,是就兩晉南北與五代之間一段太平興旺的歷史而言。現代有一種比較法,源於西方史界,謂漢唐時中國經濟實力為世界之最云云。這種説法我們固然聽得高興,但它與向來就有的漢唐盛世之説無大關係;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結論:當時中國據實力僅為二流,漢唐盛世説仍能成立。
對康乾盛世也應這樣看。説十八世紀的中國工業産量佔世界的32%也罷,説當時的中國因無工業革命或因思想禁錮而不及歐西、日本也罷,這些最多只能作為旁參的視角,而不能作為判定盛世與否的主要標準。前有晚明之衰,後有道鹹之敗,比較起來,對康乾時期的昌盛局面不應有大疑問。當然,説是“盛世”,弊端也並不少,甚至有極重的病症,使得人們對盛世之名産生懷疑。文字獄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這是一場慢性病,根子在封建專制,只不過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劇、軍政控制愈嚴而終至於大發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時李贄(1527-1602)的書被禁毀,因為他“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殊不知清廷禁毀李贄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顧炎武記得明白:天啟五年朝廷頒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禁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日知錄》卷十八,“李贄”)。至於戮屍、滅族、株連之類,自然也非新發明;滿清統治者的所為,只是從語言文字上多找了些藉口罷了。文字乃是表層現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實質是“獄”,是對讀書人的壓服。關於文字獄,學界談論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慘烈和制縛思想的危害,而對其涉及的社會層面、破壞清代學術的程度等問題分析得不夠。在此我想指出兩點。
第一,捲入文字獄的以底層普通讀書人居多,中層次之,高層尤少。順治時,對一些曾經積極反清並始終消極對抗的名流就有意寬容。例如顧炎武,不惟親自領兵抗清,且先後六度訪謁明孝陵(最後一次是在順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對這樣的高士殺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於安定士心,樹立仁政的形象。當然,至康乾時,政局既穩,士人中若再有這類公開蔑視的舉動,已不會被容忍。而此時的中國讀書人,絕大多數志在博取功名,已無心反清復明瞭。雖然,在語言文字上,眷戀前朝的情緒仍會有所流露。對這樣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諷今、影射時政,清廷在嚴厲鎮壓的同時,多少也有所顧忌,擔心打擊面過大,反不利於維持統治。這就是為什麼乾隆要為自己開脫,説:“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諭)。一方面,這樣表白很虛偽,因為他明明是拿語言文字作把柄;另一方面,這類話確實顯出他有一點顧慮。漆永祥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乾隆時“禁書與文字獄並未涉及到高層知識分子和學界名流,而他們的著述中並不是沒有違礙字句。……統治者的注意力並不在高層知識分子和時賢名流身上,此應為當時事實”(《乾嘉考據學研究》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並舉了錢大昕為例。我認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第二,禁書和文字獄對於人性和思想的壓制,是不消説的。然而,它對於清代各門學術的破壞究竟有多大,須做具體分析。首先可以肯定,自然科學基本未受影響;換言之,中國科學遲至清代仍未發達起來,與政治壓迫無大關係。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滿清統治者並不排斥科學。如對西洋新學非但不禁,而且鼓勵著譯;並將明末以來的數十種西書載入《四庫全書》,其內容涵蓋天文、地理、數學、歷算、水利、人倫、教義、樂理、語文、製造工藝等多個方面。要説“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經在這樣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後面。抵制科學的傾向反倒是來自漢族士大夫內部,來自像楊光先那樣一批冥頑不靈的讀書人。但在新舊曆法之爭中,幾經反覆,最終是新法得勝;而勝負的決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過科學觀察:康熙七年,命楊光先和比利時教士南懷仁同測正午日影,結果後者以測算更為精確取勝。這是新科學對傳統科學的勝利,同時表明,科學在專制統治下也能生長。照此發展下去,科學新知有望先在高層知識分子中間傳播開來。然而,康熙末年與羅馬教廷因禮儀而起的爭端,導致先是禁止傳教,進而驅逐教士,最後中斷往來。對於業已開通的中西科學文化交流,這是致命的一擊。這方面的討論已屬另一話題。就我們的題目來看,我只想説,在這一事件中,國際政治交鋒和中西文化衝突所起的作用遠大於國內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受到的衝擊大得多。然而,對人文科學的各個門類,及一門中的各個分支,又須具體分析。史學方面,受重創的是明史以及有關滿清淵源和征服史的研究。經學堪稱興盛,受到的束縛未必大於明朝。性理之學及一般哲學問題被忽視,主要不是因為統治者禁錮思維,而是因為清儒自己就不喜歡;他們覺得這類學問無用,“實學”才有用。而這種“反之於實”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實學”,首推天算輿地;人文科學中,則首推小學,即語言文字學。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分科,基於形音義的具細考辨,被認為是最實在的學問,因此又是通經致用的門徑。小學家吃的就是語言文字飯,一般都很謹慎,極少有人像王錫侯那麼大膽,不顧名號避諱,直指《康熙字典》之誤,以至被文字獄慘害。整個清代,字典業可謂蕭條,只出了禦撰《康熙字典》一本,這跟清廷對字典編撰的嚴控和文字獄的恫嚇作用直接有關。不過總的看,禁書和文字獄對小學影響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語言文字研究仍能發達,構成漢代以來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種形象的説法,稱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語言學史呈駝峰狀,即,漢代和清代併為兩大高峰)。
小學和經學是清代的兩門顯學。兩門學問的關係又至為密切:小學家大都兼問經學,經學家也大都兼事小學;而史學往往也由經學家和小學家兼做。經學家或小學家的興趣,甚至及于天算、輿地等等。這些門類相互牽引、共同發展,構成清代學術的主體;經康雍至乾嘉,中國傳統學術就是這樣發達了起來。而幾代學術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會條件,那就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説的:“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欲以從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近世歐洲學問多在此種環境之下培養。而前清乾嘉時代,則亦庶幾矣。”(中華書局1954年版47-48頁)對梁啟超的這一説法,以往學界有贊同的,也有懷疑的。與本文的話題聯繫起來,如果我們承認康乾為盛世,則學術的興旺和社會對學者的禮遇就都得到了解釋;反之,如果視康乾為黑暗時代,梁啟超的論點恐怕就站不住腳,同時也無法理解學術何以會繁榮起來。我個人對梁氏之説一直信疑參半,因為它不易證明。支援其説的例子(生活優裕的學者)很多,反面的例子(窮困潦倒的學者)也不難找到。顯然,僅憑單個案例説明不了問題,需要找出共點和規律。一方面,應把學界視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面,對構成學者階層的成分應作剖析。正是沿這一思路,我在《17-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學——中西語言學史斷代比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書中做了一個調查,大抵步驟如下。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981)、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1995)三部書中,述及清代小學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確定。我便將這81人作為分析的樣本。其中,進士、舉人57人,舉孝廉、鴻博9人,諸生、貢生17人。於是可知,他們中的大多數(87%)參加過科舉,並且多數取得了學位。而一旦有了學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們中領取官俸者多達62人;加上雖不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應聘編校典籍、主講書院的共7人,合計佔了72%。這意味著,大多數學者有固定收入,解決了溫飽問題。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這81人的平均壽命,達到67.30歲!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根據社會人口學的統計,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根據現代的一項調查,“中國科學院系統在職科學家的平均死亡年齡只有52.23歲,加上離退休人員,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齡只有63.33歲”(《南方週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許會説,81人的樣本太小。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一點。為驗證上述數字,我又擴大調查範圍,從《傳統語言學辭典》(許嘉璐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條目的234位小學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們均出生於1600-1850年間,生卒年份確鑿。這裡只舉一個統計數字:其平均壽命為65.38歲,與第一個樣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論了。這裡統計的81+234位小學家,是清代學界的代表群體。他們中的多數正像梁啟超説的那樣,“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生活水準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為生活安穩,有利健康,他們才能長壽;也正因為物質生活有保障,學術活動才能順利展開。當然,我們這樣立論,是把清儒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就個體來看,則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壽。
總之,從學術史上看,清代學術繁榮在乾、嘉,孕育則在順、康,“康乾盛世”之説是可以成立的。
《中華讀書報》2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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