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概念先須澄清。所謂“盛世”，指的是一國歷史上相對安穩發達的階段，這一點實不必與他國的歷史或世界史比較，就能判定。比如視漢代為盛世，是拿它跟戰國和秦末的亂世以及三國爭鬥的時代相比；稱唐代為盛世，是就兩晉南北與五代之間一段太平興旺的歷史而言。現代有一種比較法，源於西方史界，謂漢唐時中國經濟實力為世界之最云云。這種説法我們固然聽得高興，但它與向來就有的漢唐盛世之説無大關係；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結論：當時中國據實力僅為二流，漢唐盛世説仍能成立。

    對康乾盛世也應這樣看。説十八世紀的中國工業産量佔世界的32％也罷，説當時的中國因無工業革命或因思想禁錮而不及歐西、日本也罷，這些最多只能作為旁參的視角，而不能作為判定盛世與否的主要標準。前有晚明之衰，後有道鹹之敗，比較起來，對康乾時期的昌盛局面不應有大疑問。當然，説是“盛世”，弊端也並不少，甚至有極重的病症，使得人們對盛世之名産生懷疑。文字獄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這是一場慢性病，根子在封建專制，只不過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劇、軍政控制愈嚴而終至於大發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時李贄（1527－1602）的書被禁毀，因為他“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殊不知清廷禁毀李贄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顧炎武記得明白：天啟五年朝廷頒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禁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日知錄》卷十八，“李贄”）。至於戮屍、滅族、株連之類，自然也非新發明；滿清統治者的所為，只是從語言文字上多找了些藉口罷了。文字乃是表層現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實質是“獄”，是對讀書人的壓服。關於文字獄，學界談論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慘烈和制縛思想的危害，而對其涉及的社會層面、破壞清代學術的程度等問題分析得不夠。在此我想指出兩點。

    第一，捲入文字獄的以底層普通讀書人居多，中層次之，高層尤少。順治時，對一些曾經積極反清並始終消極對抗的名流就有意寬容。例如顧炎武，不惟親自領兵抗清，且先後六度訪謁明孝陵（最後一次是在順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對這樣的高士殺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於安定士心，樹立仁政的形象。當然，至康乾時，政局既穩，士人中若再有這類公開蔑視的舉動，已不會被容忍。而此時的中國讀書人，絕大多數志在博取功名，已無心反清復明瞭。雖然，在語言文字上，眷戀前朝的情緒仍會有所流露。對這樣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諷今、影射時政，清廷在嚴厲鎮壓的同時，多少也有所顧忌，擔心打擊面過大，反不利於維持統治。這就是為什麼乾隆要為自己開脫，説：“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諭）。一方面，這樣表白很虛偽，因為他明明是拿語言文字作把柄；另一方面，這類話確實顯出他有一點顧慮。漆永祥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乾隆時“禁書與文字獄並未涉及到高層知識分子和學界名流，而他們的著述中並不是沒有違礙字句。……統治者的注意力並不在高層知識分子和時賢名流身上，此應為當時事實”（《乾嘉考據學研究》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並舉了錢大昕為例。我認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第二，禁書和文字獄對於人性和思想的壓制，是不消説的。然而，它對於清代各門學術的破壞究竟有多大，須做具體分析。首先可以肯定，自然科學基本未受影響；換言之，中國科學遲至清代仍未發達起來，與政治壓迫無大關係。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滿清統治者並不排斥科學。如對西洋新學非但不禁，而且鼓勵著譯；並將明末以來的數十種西書載入《四庫全書》，其內容涵蓋天文、地理、數學、歷算、水利、人倫、教義、樂理、語文、製造工藝等多個方面。要説“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經在這樣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後面。抵制科學的傾向反倒是來自漢族士大夫內部，來自像楊光先那樣一批冥頑不靈的讀書人。但在新舊曆法之爭中，幾經反覆，最終是新法得勝；而勝負的決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過科學觀察：康熙七年，命楊光先和比利時教士南懷仁同測正午日影，結果後者以測算更為精確取勝。這是新科學對傳統科學的勝利，同時表明，科學在專制統治下也能生長。照此發展下去，科學新知有望先在高層知識分子中間傳播開來。然而，康熙末年與羅馬教廷因禮儀而起的爭端，導致先是禁止傳教，進而驅逐教士，最後中斷往來。對於業已開通的中西科學文化交流，這是致命的一擊。這方面的討論已屬另一話題。就我們的題目來看，我只想説，在這一事件中，國際政治交鋒和中西文化衝突所起的作用遠大於國內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受到的衝擊大得多。然而，對人文科學的各個門類，及一門中的各個分支，又須具體分析。史學方面，受重創的是明史以及有關滿清淵源和征服史的研究。經學堪稱興盛，受到的束縛未必大於明朝。性理之學及一般哲學問題被忽視，主要不是因為統治者禁錮思維，而是因為清儒自己就不喜歡；他們覺得這類學問無用，“實學”才有用。而這種“反之於實”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實學”，首推天算輿地；人文科學中，則首推小學，即語言文字學。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分科，基於形音義的具細考辨，被認為是最實在的學問，因此又是通經致用的門徑。小學家吃的就是語言文字飯，一般都很謹慎，極少有人像王錫侯那麼大膽，不顧名號避諱，直指《康熙字典》之誤，以至被文字獄慘害。整個清代，字典業可謂蕭條，只出了禦撰《康熙字典》一本，這跟清廷對字典編撰的嚴控和文字獄的恫嚇作用直接有關。不過總的看，禁書和文字獄對小學影響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語言文字研究仍能發達，構成漢代以來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種形象的説法，稱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語言學史呈駝峰狀，即，漢代和清代併為兩大高峰）。

    小學和經學是清代的兩門顯學。兩門學問的關係又至為密切：小學家大都兼問經學，經學家也大都兼事小學；而史學往往也由經學家和小學家兼做。經學家或小學家的興趣，甚至及于天算、輿地等等。這些門類相互牽引、共同發展，構成清代學術的主體；經康雍至乾嘉，中國傳統學術就是這樣發達了起來。而幾代學術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會條件，那就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説的：“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欲以從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近世歐洲學問多在此種環境之下培養。而前清乾嘉時代，則亦庶幾矣。”（中華書局1954年版47－48頁）對梁啟超的這一説法，以往學界有贊同的，也有懷疑的。與本文的話題聯繫起來，如果我們承認康乾為盛世，則學術的興旺和社會對學者的禮遇就都得到了解釋；反之，如果視康乾為黑暗時代，梁啟超的論點恐怕就站不住腳，同時也無法理解學術何以會繁榮起來。我個人對梁氏之説一直信疑參半，因為它不易證明。支援其説的例子（生活優裕的學者）很多，反面的例子（窮困潦倒的學者）也不難找到。顯然，僅憑單個案例説明不了問題，需要找出共點和規律。一方面，應把學界視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面，對構成學者階層的成分應作剖析。正是沿這一思路，我在《17－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學——中西語言學史斷代比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書中做了一個調查，大抵步驟如下。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981）、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1995）三部書中，述及清代小學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確定。我便將這81人作為分析的樣本。其中，進士、舉人57人，舉孝廉、鴻博9人，諸生、貢生17人。於是可知，他們中的大多數（87％）參加過科舉，並且多數取得了學位。而一旦有了學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們中領取官俸者多達62人；加上雖不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應聘編校典籍、主講書院的共7人，合計佔了72％。這意味著，大多數學者有固定收入，解決了溫飽問題。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這81人的平均壽命，達到67.30歲！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根據社會人口學的統計，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根據現代的一項調查，“中國科學院系統在職科學家的平均死亡年齡只有52.23歲，加上離退休人員，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齡只有63.33歲”（《南方週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許會説，81人的樣本太小。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一點。為驗證上述數字，我又擴大調查範圍，從《傳統語言學辭典》（許嘉璐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條目的234位小學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們均出生於1600－1850年間，生卒年份確鑿。這裡只舉一個統計數字：其平均壽命為65.38歲，與第一個樣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論了。這裡統計的81＋234位小學家，是清代學界的代表群體。他們中的多數正像梁啟超説的那樣，“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生活水準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為生活安穩，有利健康，他們才能長壽；也正因為物質生活有保障，學術活動才能順利展開。當然，我們這樣立論，是把清儒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就個體來看，則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壽。

    總之，從學術史上看，清代學術繁榮在乾、嘉，孕育則在順、康，“康乾盛世”之説是可以成立的。

    《中華讀書報》20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