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貴的文化財富
■周巍峙
俞振飛先生是我國當代享有盛譽的京昆藝術大師。由於多年交往,多次觀賞俞老的精彩表演,俞老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印在我的心上,似乎昨天我還坐在俞老的家裏,聆聽他對振興昆劇的親切教誨和他對後人所寄予的殷切厚望,此情此景,雖是回憶,卻總是受到鼓舞,得到啟發,從而更加深了對他的思念。
俞振飛先生博采眾家之長,積累了豐富的舞臺藝術經驗,把昆劇細膩高雅的表演融化到京劇中,形成儒雅秀逸、超群絕俗的“書卷氣”風格,將京劇小生的藝術品位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俞振飛先生生前曾提出,振興崑曲要依靠兩支大軍,一支是專業大軍,一支是業餘大軍。事實上,他畢生所做的工作就是這兩件大事。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古老的昆劇已經衰落,他在從事京劇演出活動的同時,沒有忘記肩負起振興昆劇藝術的歷史使命。他不僅以精湛的“俞家唱”,培養了大批崑曲愛好者,而且經常參加昆劇的演出活動,為昆劇藝術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還與梅蘭芳數次合作演出昆劇,借助梅蘭芳的聲望,為昆劇振興登高一呼。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出任上海戲曲學校校長,培養了如蔡正仁、岳美緹、張洵澎、華文漪、梁谷音、計鎮華、王芝泉、蔡瑤銑、劉異龍、張靜嫻等一大批昆劇骨幹力量,他們都已成為當今昆劇舞臺上的中堅力量。去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昆劇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産代表作”,這與俞振飛先生畢生為保護和振興昆劇藝術而做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俞振飛先生是一位學者型的表演藝術家,他文化底蘊深厚,學識淵博,且又十分謙和,誠懇待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在戲曲界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親和力。1986年,文化部成立振興昆劇指導委員會,特聘請俞振飛先生出任委員會主任。我專程來上海,代表文化部向俞老送上聘書,並表達對他的尊敬。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團結了許多昆劇界的老師和優秀學員,通過各種方式,卓有成效地進行了大量昆劇傳統劇目的搶救整理和學習繼承工作。他還親自傳授劇目,指點表演技巧,並認真錄製了自己的表演劇目,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十分寶貴的財富。
特別要提到的是俞老達耄耋之年,仍在上海參加業餘昆劇愛好者學唱崑曲的群眾活動,當他與大家共歌一曲時,是那麼認真,那麼神采飛揚,這使我非常感動、敬佩並由衷地感謝。
振興昆劇,是個系統工程,要靠方方面面的努力和協作。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崑曲自身的藝術魅力和藝術價值不斷深入地征服人心。今天我們紀念俞振飛先生百年誕辰,研究討論俞振飛先生的藝術,是為了更好地學習俞振飛先生的藝術,學習他對昆劇藝術始終如一的真誠敬業精神。在堅持先進文藝的發展方向,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過程中,我們要善於繼承,勇於創新,在昆劇劇本、表演、培養新的人才等方面狠下功夫,更好地通過昆劇自身的藝術魅力,實現昆劇特有的、其他藝術所不能替代的藝術價值,擴大它的觀眾面和社會影響力,特別要努力爭取青年觀眾,真正達到昆劇的振興與繁榮,以此來紀念我們尊敬的俞振飛先生。
俞振飛表演藝術與中國文化
■岳美緹
在俞老的藝術觀中,“文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內容,他非常強調“文化”對於演員的重要性。我十八歲改學小生時,俞老就要求我習字學畫,讀書寫毛筆字。他經常給我們學生寫信,書信的往來,本身是在引導我們多寫多看,培養我們各方面的素養。他對於文化的理解,並不僅僅只是指讀書,而是多方面的藝術修養。他一直説,平時要多接觸詩詞、書法、繪畫、音樂、舞蹈,潛移默化地可以陶冶性情,提高鑒賞能力,使人追求較高的藝術境界。比如他在舞臺上的服裝自成一格,這就是因為他懂得繪畫。這使他對於顏色的搭配、圖案的設計有著相當的敏感。但他又不只是簡單地追求一種繪畫上的美,而是從小生行當、人物的特點,來確定服裝風格。這一個很小的例子,説明深厚的文化積累賦予了俞老別具一格的“藝術”眼光,使他具有非同一般的審美情趣。
然而一個演員不僅要具備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將文化具體地表現到作品中去。俞老表演藝術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人們可以從他的表演中深刻感受到中國文化的藝術規律與審美精神。俞老在論集中寫道:臺上的動作都不能丟掉一個“圓”字,這個“圓”字,不僅抓住了昆劇表演的“神”,更抓住了中國文化精神的“魂”。而只有像俞老那樣具備深厚文化功底的演員,才能從具體瑣碎的藝術現象中,如此深刻而準確地抽象出並把握住藝術規律。
如果説“圓”讓我們看到了俞老的表演與中國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種契合,那麼從他所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俞老的表演從骨子裏都散發出中國文化的審美精神。概括地説就是“氣韻”與“意境”。
俞老塑造的人物總讓人覺得與眾不同,超凡脫俗。一個身段,一個眼神,一顰一笑,都有一種獨特的神韻,其非凡之處不在於動作技巧,而在於一種“氣韻”。
線條、氣韻、意境三者的結合,是線上的形式結構中傳達出“氣韻”,從而追求一個惟美的意境。這樣,就把中國的線的藝術傳統推到了一個極致,也是將昆劇表演提升到了一個文化的高度。是一次表演文化層次的提高。可以説在俞振飛的身上,人們看到崑曲的表演藝術已不僅僅是一種技藝,而是一種文化。
二十多年前,我去杭州向周傳瑛老師學戲。傳瑛老師非常崇敬俞振飛。一次他説起在他們一代學戲時崑曲小生都叫“一步生”。所謂“一步生”就是小生的臺步跟旦角差不多,步子很小;而小生的蘭花指、水袖、身段擺動的幅度也都與旦角相近,纖細秀氣;唱時的聲音也以尖細的假聲為主,很明顯地帶有一種“脂粉氣”。而俞老認為舞臺上的小生都是才子或文人,故一定要有“書卷氣”。所以從他開始,小生的臺步與身段動作才漸漸放開;發聲用嗓也以真假混合聲為主,明顯地區別於旦行。因此“書卷氣”成了俞派小生表演藝術的核心內容。傳瑛老師説崑曲小生從“脂粉氣”演變到“書卷氣”,就是俞老對於昆劇藝術最大的貢獻。
從“脂粉氣”到“書卷氣”的轉變,其意義並非只是對於小生行當的一次氣質上的提升。對於昆劇的整體美學風格也是一次重要轉型。俞老將“書卷氣”賦予昆劇,從更深的層面上説,是將文化融入昆劇的表演藝術之中,使昆劇更深邃更大氣。
文化造就演員,演員也造就了文化,這是俞老師留給我們最大的啟迪。
今天向俞老學什麼
■徐城北
今天我們紀念俞老百年誕辰,重要的是要研究和繼承俞老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産。我以為,文藝工作者至少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學習俞老。
一、學習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橫向上兼及京昆兩個大劇種。俞老年輕時,京劇與崑曲之間的隔閡很大,甚至就連京劇內部的不同門派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阻隔。所以俞老當初能夠邁出這一步,實在是很不容易。他的這個“橫向擴張”,不是絕對的居中,更不是不偏不倚,他更多偏向了昆。他有明確的立場,京昆兼擅,不是一家一半,而是要從京劇中找回好東西來提升崑曲,要從京劇中找回一些崑曲的市場。
二、學習他把“大俗大雅”結合起來的志氣和本事。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不是一個簡單的技法問題。它與個人的精神素質有關。他自幼學習崑曲,把一個曲子“拍”三百遍,要熟到滲透進骨髓的地步。他熟悉和熱愛書法,熟悉和熱愛詩詞,熱愛和兼通其他傳統藝術,俞老的修養是純正和深邃的。
三、學習他把中國哲學的兩大分支結合起來的習慣和本事。這兩大分支,一頭是孔孟,另一頭是老莊。表面上二者對立,其實雙方卻又互補。俞老小時他父親給他灌輸了許多孔孟思想,可他內心崇尚老莊;等他在舞臺上把諸如李白這樣瀟灑的“老莊分子”刻畫得栩栩如生之後,內心卻又在思考幼年父親給自己灌輸的孔孟,總想多多建功立業,報效國家。
四,學習他內外一致並內外結合的精神與本事。內,是他的崑曲;外,則是京戲以及其他藝術。他有專擅,但又不保守、不封閉,既要學生打好基本功,又要學生勇於出新並超過自己。
時代呼喚大師
■高義龍
對於一個劇種、一個時代來説,有一批好演員是不夠的,惟有出現大師,才是其達到藝術高峰的標誌。俞振飛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大師級人物。
俞先生是京、昆小生藝術的集大成者。他非常全面、非常系統地繼承了前輩藝術創造的成果,又有新的創造,從而把京、昆小生藝術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他的貢獻不僅限于小生這一具體的行當,而且豐富了京、昆這兩個劇種。其藝術規範、藝術經驗和美學思想,具有普遍意義。
俞先生能成為大師,在同代藝人中能高出一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的一生,可以説與詩詞書畫為伴,在這些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俞先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注重對本劇種的整體把握。他作為一位演員,不滿足於唱得好,演得好,在舞臺上受人稱讚,而且勤於思考,深入探討,努力探索劇種的藝術規律。他的博學、深思,使他成為一位學者型的演員,使他更能充分認識中國古典戲劇的價值,把對劇種的熱愛化為一種文化上的理性自覺,也使他的藝術具有更加高雅的品位。人們稱讚他的舞臺形象有“書卷氣”,這種“書卷氣”是模倣不來的,是要以“內功”為前提的。古人論寫詩,稱“功夫在詩外”。成為戲曲藝術大師,功夫也在戲外。
俞先生作為一代宗師,既完整地繼承了前輩的藝術成果,又沒有躺在前人的成果上抱殘守缺,固步自封。他對遺産十分珍惜,理解深刻,從不輕率改動,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改不動。尤其是昆劇,由於它特有的歷史地位和藝術規範,改起來更加困難,要更加慎重,同時改得成功也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俞先生主張:“要認識如何繼承,如何革新,則必須就構成劇種的四個主要成分——歌、舞、劇、技,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辨識什麼是傳統中的優點,加以繼承和發揚,什麼是傳統中的缺點,予以揚棄和改革。”什麼是傳統中的缺點呢?俞先生舉出:從劇本説,語言過於文雅,“脫離生活”;“篇幅冗長,不適合於舞臺實際”。“在表演方面,對程式的過於偏重,又導致了某些繁瑣空洞的毛病”。聲腔方面,“某些形式主義的弊病,例如不顧詞意、語氣的以字行腔,節奏過於拖遝等等,越到後來越明顯”。對於“清曲”,他在肯定其講究吐字、發音、運氣、行腔的種種理論與技巧的同時,也指出其“缺陷”。俞先生本人正是基於對傳統的全面、辯證的認識,才在自己的實踐中找到正確的革新道路。他把昆劇、京劇雙肩挑,吸收了京劇節奏相對較為緊湊的特點,同時又以昆劇更為細緻的表演手段豐富了京劇表演。他以高度的文化素養和對人物的深刻理解為依據,吸收了現代表演觀念中的有益成分,強調字、音、氣、節這些唱念藝術的技術要素“都要用來為表達感情、刻畫人物服務”。俞先生對排演新戲是支援的,因為新劇目可以進行更多的革新嘗試。他讚賞浙江同行排演的《十五貫》、《西園記》,自己也在1959年排演了《墻頭馬上》。他總結的經驗有兩條:一是“不怕爭論不怕改”,劇本、排練都反覆十幾遍;二是“新舊戲劇工作者應該大合作”。俞先生的實踐告訴我們:大師是創造出超越前人的藝術精品的人,是推動本藝術品種向前發展的人。
今天,我們正處在新的時代,弘揚優秀民族文化是一項不可忽視的任務。時代呼喚大師,大師是榜樣,是楷模,是路標。追隨俞先生的藝術足跡,學習他的藝術經驗和品格,把民族戲曲推進到新的階段,才是對俞先生最好的紀念。
俞派小生藝術的“穩、準、狠”
■蔡正仁
幾十年來,我學俞老的表演藝術體會最深的是三個字:“穩、準、狠”。
“穩”是小生表演的基礎,綜觀俞老對各種人物的表演,可以看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軸心”,那就是“穩”,無論是風流瀟灑的書生還是地位赫赫的皇帝,或是喝得酩酊大醉的名士,還是窮酸潦倒的秀才,看俞老的表演首先就覺得十分貼切,很有分量,而這個“分量”就是“穩”。記得俞老在《琴挑》中飾演的潘必正一角,他一齣場,給人的感覺就是年少書生特有的“書卷氣”,而不是輕浮的紈绔子弟。這個“書卷氣”的第一印象就是“穩”,沒有這個“穩”字,“書卷氣”就失去了依託,那麼也就談不上去要求“準”和“狠”了。
另外,這個“穩”字,還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因素:那就是角色的氣質,也可以説是一個演員的氣質,“書卷氣”就是這個氣質的“核心”。有了這個核心加上在領會人物的情感上把握得很準確,既不過火亦不太慢,“領會準確、誇張得度”便是這個“準”字,每次看他的表演都非常迷人,無論是聽他的唱念,還是看他的表演,都給人一種十分崇高的藝術享受。譬如,他經常演的《跪池》中陳季常一角,此戲看上去好像是一齣諷刺性很強的娛樂戲:陳季常見到自己的老婆就如老鼠見到貓一樣,是崑曲中十分著名的一齣“怕老婆”戲,但俞老沒有一味地把陳季常演成純粹是個怕老婆的書生,他把陳季常的“懼內”深化成“愛之愈深、懼之愈切”的一個雙重人物,這就給準確地表演這個角色提供了廣闊的藝術空間,這也是俞老高人一籌的地方。
何謂“狠”?用俞老的話來説,就是“逮著了狠狠地咬一口”,亦就是“畫龍點
睛”。記得他在教我演《墻頭馬上》這場戲時,劇中主角裴少俊有一段“揚鞭跨馬”邊走邊唱,當唱到“……跨了雕鞍……”這四個字時,“雕鞍”兩字正好是整個唱段中最長最高的腔,老師説:“逢到又長又高的唱腔時你千萬不要讓它一帶而過,應該逮著它死死不放狠狠地‘咬’上一口才行,否則就白唱了。”為此他在這裡特意安排了一個身段,然後用盡“全身力氣”,努力將“雕鞍”二字高歌出去,從而令觀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是俞老所説的“狠”字。
“穩、準、狠”作為一種完整而獨到的表演藝術,是互相依存、相互促進,同時又相得益彰的。俞振飛用畢生的精力將昆、京劇的小生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小生藝術的“書卷氣”營造了一個幾乎完美的“制高點”。
一切從人物出發
■唐葆祥
俞振飛先生在長期的舞臺實踐中,為我們樹立了正確處理繼承和發展關係的典範。
對於昆劇這樣一門古老的有著豐富傳統的藝術,當然首先是繼承,不繼承無以談發展,但不發展又不能有效地繼承。時代在前進,觀眾在變化,演員也生活在今日的現實生活之中,因此今天演唱古老昆劇的時候,要做到所謂“原封不動”、“原汁原湯”,不管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對此,俞振飛的態度,既不搞文化虛無主義,拋棄傳統,也不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他在長期的舞臺實踐中,確定了一切從塑造人物的原則出發,這是他在繼承與革新問題上留給我們的十分寶貴的經驗。
以塑造人物為出發點,即是所有的增刪取捨都取決於人物的塑造。試舉《斷橋》的許仙為例,原劇寫許仙聽信法海讒言,皈依佛門,下山尋找白娘子,其目的是先將她穩住,以便日後由法海將她收伏。這裡的許仙對白娘子非但沒有感情,而且成了法海陷害白娘子的幫兇。俞振飛與梅蘭芳演出此劇時,對許仙這個人物作了新的詮釋,將他定位為一個追求婚姻自由,心地善良的小市民,他的弱點是膽小、易動搖,但最終還是擺脫了法海的控制,回到白娘子的身邊。俞振飛還為許仙的出場重新設計了一組身段,運用翻袖、穿袖、反折袖、雙折袖等水袖動作,充分表達了許仙此時追悔莫及,進退兩難的心境。這齣戲改動後,俞振飛請許多昆劇行家來觀看,他們説:“簡直就覺得是原有的演法,絕看不出改動的痕跡。”這就是俞振飛高明之處,堪稱推陳出新的典範。
俞振飛數十年間,不管演京劇還是昆劇,都從人物出發,圍繞著塑造人物這個中心,對原來的演法,都作了大小不等的增刪取捨,從而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構成了近代京昆演出史上重要的篇章。
《文匯報》200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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