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夏季的暑熱中，杭州西湖迎來幾位文人雅客，避暑于湖上孤山一帶。來自杭州和紹興的這幾位篆刻家，葉為銘、丁仁、王禔、吳隱、吳潮等人，如後人所記述，“小住人倚樓，相與研究印學”。對於印學這一深具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形式，他們傾心不已，醉心其中，均覺有傳承和發揚的必要，於是，起意集合各地印人創立學術團體，研究發展金石篆刻藝術。至1913年，社團正式成立，書畫篆刻藝術大師吳昌碩被公推為首任社長。因社址鄰近西泠橋，以地名社，稱西泠印社。

    篆刻藝術，自先秦、漢魏便已盛行，由當時工匠鐫刻的印章已有很高藝術成就。元代以前印章大多采用銅、銀、金或牙角、水晶等製作，元以後開始大量使用石質，取材和鐫刻都更為便捷，流行更廣，文人當中開始盛行篆刻之風，眾多流派中，浙、皖兩派各領風騷。以清代仁和（今杭州）人丁敬為代表的浙派篆刻，一洗過去纖巧婉麗的作風，以蒼勁古樸見長。吳昌碩等人的篆刻風格，即深受其影響。

    西泠印社的創立，標誌著印學發展的一個高峰。印社創立後近一個世紀，先後發展過100多位國內外社友。印社吸收社員極為慎重，要求於藝術上有高度成就，品質高尚，並由老社友推薦，在印社成立每十週年的紀念日，經到場各位社友的認許才能入社。歷任社長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等，更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每年清明、重陽兩節，社友各自攜作品和藏品前來，探討篆刻技藝、賞鑒印學藝術，印社還定期舉行金石書畫展覽，出版印譜、碑帖和書畫，百年以來，力踐“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宗旨。

    西泠橋畔的社址成為印社同人們雅集的場所，西湖邊也從此多了一處獨特的、交織著人文、自然之美的園林勝景。

    據記載，北宋初年，這裡是杭州一位關姓官員的湖上別業，至清代辟為蔣公祠。印社諸友選址此地，確實眼光獨到。西泠印社的正門在孤山路北側，面對西湖煙波，園林順著孤山緩坡延展，從高處可覽盡湖上美景，山頂上有石塔統領園林佈局，出印社北門下山便是孤山後山麓。雖然整個園林面積不過5畝有餘，但營建佈置曲折幽邃，頗顯意趣：園內多古木修竹，枝葉繁茂，藤蘿纏繞，綠意盎然；幾十處樓閣、亭臺、廊榭就著山勢分佈，相互穿插，錯落有致，由石徑上下相聯；而人工挖建的洞穴、泉池不露斧鑿，宛自天開，再加上大量摩崖石刻、雕塑造像點綴園間，山林氛圍中透露出濃重文化韻味。西泠印社園林的營造歷時幾十載，如同在一幅畫卷上不斷地添筆增彩，日臻完滿。原址曾有的宋元明時期古樓臺建築大多湮滅廢棄，印社初創時只存一座數峰閣。1905年春，同人籌資在閣西側復建仰賢亭，在石壁上鐫刻28位印人先賢的畫像，以示景仰。1912年後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擴建，多年間陸續添了多處建築景觀。這處園林的營造過程，就好比精心構思佈局謀篇，創作一件耐人尋思的藝術品；如今遊至西泠印社，也不妨以一種欣賞金石篆刻書畫作品的態度、心境，信步走來，細細品鑒。

    一進園門的柏堂、竹閣，分別因堂前圓柏、閣旁翠竹而得名，留有前朝詩人的文化足跡。當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公事之暇出遊西湖，最愛在竹閣遊賞、休憩，從他“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閣間”的詩句，能夠想見當時的清幽閒適。北宋元年間志銓和尚修建柏堂，堂前的南朝古柏猶存一株，蘇軾曾作詩紀其事，有“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等詩句。

    沿園中西側小徑向上走，一座全石建築相當醒目，名為漢三老石室。印社所藏曆代碑刻中，有一方距今1900多年的“三老諱字忌日碑”，是現存最古老的漢文石質碑刻，這件國寶級的珍貴文物就藏于石室中。“三老”是漢代官職，此碑碑文基本完好，記錄了一位“三老”祖孫三代的名諱和祖、父輩逝世的日子，全碑217字，書體介於篆隸之間，經鑒定，刻于東漢建武年間。“三老碑”如何輾轉來到西泠印社，其中還有一段佳話。清咸豐二年（1852年），“三老碑”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因其巨大的歷史和文字研究價值，被譽為“浙江第一石”。此碑先為余姚周世熊所得，後歸丹徒陳渭亭所有，1921年秋天，有外國人欲以重金購買並運往國外，陳氏意已應允。國寶面臨外流的消息傳來，吳昌碩等人焦急奔走，發起募贖石碑的活動。西泠印社發佈募捐公啟，呼籲社內外人士積極捐助，吳昌碩等人還捐獻書畫印譜舉行義賣。最後集60余人之力，以8000銀元重價贖回。為了保護文物，次年又修築石室存放石碑，吳昌碩親撰《漢三老石室記》記錄前後事由。“競傳炎漢一片石，永共明湖萬斯年”，如石室楹聯所書，這一珍貴石碑文物，連同保護國寶的愛國義舉，都長久地在此留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三老石室整體外形倣吳越寶篋印經塔（阿育王舍利塔），重檐攢尖頂，頂部又是一個小型的石質寶篋印經塔，獨特的造型結構是僅有孤例，在建築藝術上也有很高價值。這種塔在吳越國盛行一時，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宮發掘中，出土那座精美的鎏金銀質佛塔就是典型的寶篋印經塔。

    登上山坡，高逾10米、白石砌造的華嚴經塔在望。石塔八面十一級，每級中間雕有飛檐，檐角懸挂鈴鐺，微風過處，似有鈴聲泠泠成韻。石座邊緣刻著十八羅漢像，底層刻有佛教《華嚴經》經文，一至八級四週浮雕佛像，九、十兩級鐫刻清代金農所書《金剛經》，無論是文字或造像，都有圓潤生動的線條。華嚴經塔形制不大，外形秀麗而簡樸，正合印社園林風格。杭州人慣常稱它作西林塔或西泠印社石塔，因著它的佇立，園中建築群顯然增添了起伏變化的韻律節奏。孤山山坡不算高，但登臨其上已能望盡西湖秀色。四照閣便是一處觀景好地方，窗開四面，四壁都明凈澄澈，向外望去，西湖成為畫框中一幅水墨長卷。

    景可尋，耐人想，觀之不盡的當然不只是湖山美景。在這裡更會産生與大師手筆、文化遺跡頻頻相遇的驚喜。園內阿彌陀經石幢上的經文為弘一法師手書，北門門額所題“湖山最勝”是康有為墨跡，“柏堂”匾額由俞曲園題寫。不少建築、景觀都和金石大家們的名字聯在一起。兩層建築觀樂樓，吳昌碩來杭州總是在此小住，現在小樓已辟為吳昌碩紀念室。浙派印藝鼻祖丁敬號“龍泓山人”，小龍泓洞即以此命名，洞旁還有清代皖派篆刻大師鄧石如的全身石像。綠藤圍繞的鴻雪徑，石壁上有一小方“印藏”碑石，是社友們為李叔同庋藏印章的崖龕，1918年39歲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將自己原本珍視的篆刻印章等物連同紅塵往事全部割捨，從此只有埋首研究律宗的弘一法師，後人走過這條石徑，或許會生發“雪泥鴻爪”的感嘆。

    “面面有情，環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傳地地傳人。”這副對聯也被看作是整個西泠印社園林的寫照。西泠印社成立90年時，園林名家陳從周曾寫過一篇精緻短文《印社説景》，認為它選址之勝、立意之高，為湖上園林之冠，可見造園主持者學養之深。“造園有天然景觀，有人文景觀，兩者兼有者，湖上唯此而已”。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8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