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夏季的暑熱中,杭州西湖迎來幾位文人雅客,避暑于湖上孤山一帶。來自杭州和紹興的這幾位篆刻家,葉為銘、丁仁、王禔、吳隱、吳潮等人,如後人所記述,“小住人倚樓,相與研究印學”。對於印學這一深具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形式,他們傾心不已,醉心其中,均覺有傳承和發揚的必要,於是,起意集合各地印人創立學術團體,研究發展金石篆刻藝術。至1913年,社團正式成立,書畫篆刻藝術大師吳昌碩被公推為首任社長。因社址鄰近西泠橋,以地名社,稱西泠印社。
篆刻藝術,自先秦、漢魏便已盛行,由當時工匠鐫刻的印章已有很高藝術成就。元代以前印章大多采用銅、銀、金或牙角、水晶等製作,元以後開始大量使用石質,取材和鐫刻都更為便捷,流行更廣,文人當中開始盛行篆刻之風,眾多流派中,浙、皖兩派各領風騷。以清代仁和(今杭州)人丁敬為代表的浙派篆刻,一洗過去纖巧婉麗的作風,以蒼勁古樸見長。吳昌碩等人的篆刻風格,即深受其影響。
西泠印社的創立,標誌著印學發展的一個高峰。印社創立後近一個世紀,先後發展過100多位國內外社友。印社吸收社員極為慎重,要求於藝術上有高度成就,品質高尚,並由老社友推薦,在印社成立每十週年的紀念日,經到場各位社友的認許才能入社。歷任社長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等,更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每年清明、重陽兩節,社友各自攜作品和藏品前來,探討篆刻技藝、賞鑒印學藝術,印社還定期舉行金石書畫展覽,出版印譜、碑帖和書畫,百年以來,力踐“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宗旨。
西泠橋畔的社址成為印社同人們雅集的場所,西湖邊也從此多了一處獨特的、交織著人文、自然之美的園林勝景。
據記載,北宋初年,這裡是杭州一位關姓官員的湖上別業,至清代辟為蔣公祠。印社諸友選址此地,確實眼光獨到。西泠印社的正門在孤山路北側,面對西湖煙波,園林順著孤山緩坡延展,從高處可覽盡湖上美景,山頂上有石塔統領園林佈局,出印社北門下山便是孤山後山麓。雖然整個園林面積不過5畝有餘,但營建佈置曲折幽邃,頗顯意趣:園內多古木修竹,枝葉繁茂,藤蘿纏繞,綠意盎然;幾十處樓閣、亭臺、廊榭就著山勢分佈,相互穿插,錯落有致,由石徑上下相聯;而人工挖建的洞穴、泉池不露斧鑿,宛自天開,再加上大量摩崖石刻、雕塑造像點綴園間,山林氛圍中透露出濃重文化韻味。西泠印社園林的營造歷時幾十載,如同在一幅畫卷上不斷地添筆增彩,日臻完滿。原址曾有的宋元明時期古樓臺建築大多湮滅廢棄,印社初創時只存一座數峰閣。1905年春,同人籌資在閣西側復建仰賢亭,在石壁上鐫刻28位印人先賢的畫像,以示景仰。1912年後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擴建,多年間陸續添了多處建築景觀。這處園林的營造過程,就好比精心構思佈局謀篇,創作一件耐人尋思的藝術品;如今遊至西泠印社,也不妨以一種欣賞金石篆刻書畫作品的態度、心境,信步走來,細細品鑒。
一進園門的柏堂、竹閣,分別因堂前圓柏、閣旁翠竹而得名,留有前朝詩人的文化足跡。當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公事之暇出遊西湖,最愛在竹閣遊賞、休憩,從他“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閣間”的詩句,能夠想見當時的清幽閒適。北宋元年間志銓和尚修建柏堂,堂前的南朝古柏猶存一株,蘇軾曾作詩紀其事,有“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等詩句。
沿園中西側小徑向上走,一座全石建築相當醒目,名為漢三老石室。印社所藏曆代碑刻中,有一方距今1900多年的“三老諱字忌日碑”,是現存最古老的漢文石質碑刻,這件國寶級的珍貴文物就藏于石室中。“三老”是漢代官職,此碑碑文基本完好,記錄了一位“三老”祖孫三代的名諱和祖、父輩逝世的日子,全碑217字,書體介於篆隸之間,經鑒定,刻于東漢建武年間。“三老碑”如何輾轉來到西泠印社,其中還有一段佳話。清咸豐二年(1852年),“三老碑”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因其巨大的歷史和文字研究價值,被譽為“浙江第一石”。此碑先為余姚周世熊所得,後歸丹徒陳渭亭所有,1921年秋天,有外國人欲以重金購買並運往國外,陳氏意已應允。國寶面臨外流的消息傳來,吳昌碩等人焦急奔走,發起募贖石碑的活動。西泠印社發佈募捐公啟,呼籲社內外人士積極捐助,吳昌碩等人還捐獻書畫印譜舉行義賣。最後集60余人之力,以8000銀元重價贖回。為了保護文物,次年又修築石室存放石碑,吳昌碩親撰《漢三老石室記》記錄前後事由。“競傳炎漢一片石,永共明湖萬斯年”,如石室楹聯所書,這一珍貴石碑文物,連同保護國寶的愛國義舉,都長久地在此留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三老石室整體外形倣吳越寶篋印經塔(阿育王舍利塔),重檐攢尖頂,頂部又是一個小型的石質寶篋印經塔,獨特的造型結構是僅有孤例,在建築藝術上也有很高價值。這種塔在吳越國盛行一時,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宮發掘中,出土那座精美的鎏金銀質佛塔就是典型的寶篋印經塔。
登上山坡,高逾10米、白石砌造的華嚴經塔在望。石塔八面十一級,每級中間雕有飛檐,檐角懸挂鈴鐺,微風過處,似有鈴聲泠泠成韻。石座邊緣刻著十八羅漢像,底層刻有佛教《華嚴經》經文,一至八級四週浮雕佛像,九、十兩級鐫刻清代金農所書《金剛經》,無論是文字或造像,都有圓潤生動的線條。華嚴經塔形制不大,外形秀麗而簡樸,正合印社園林風格。杭州人慣常稱它作西林塔或西泠印社石塔,因著它的佇立,園中建築群顯然增添了起伏變化的韻律節奏。孤山山坡不算高,但登臨其上已能望盡西湖秀色。四照閣便是一處觀景好地方,窗開四面,四壁都明凈澄澈,向外望去,西湖成為畫框中一幅水墨長卷。
景可尋,耐人想,觀之不盡的當然不只是湖山美景。在這裡更會産生與大師手筆、文化遺跡頻頻相遇的驚喜。園內阿彌陀經石幢上的經文為弘一法師手書,北門門額所題“湖山最勝”是康有為墨跡,“柏堂”匾額由俞曲園題寫。不少建築、景觀都和金石大家們的名字聯在一起。兩層建築觀樂樓,吳昌碩來杭州總是在此小住,現在小樓已辟為吳昌碩紀念室。浙派印藝鼻祖丁敬號“龍泓山人”,小龍泓洞即以此命名,洞旁還有清代皖派篆刻大師鄧石如的全身石像。綠藤圍繞的鴻雪徑,石壁上有一小方“印藏”碑石,是社友們為李叔同庋藏印章的崖龕,1918年39歲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將自己原本珍視的篆刻印章等物連同紅塵往事全部割捨,從此只有埋首研究律宗的弘一法師,後人走過這條石徑,或許會生發“雪泥鴻爪”的感嘆。
“面面有情,環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傳地地傳人。”這副對聯也被看作是整個西泠印社園林的寫照。西泠印社成立90年時,園林名家陳從周曾寫過一篇精緻短文《印社説景》,認為它選址之勝、立意之高,為湖上園林之冠,可見造園主持者學養之深。“造園有天然景觀,有人文景觀,兩者兼有者,湖上唯此而已”。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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