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毛邊本（又稱毛邊書）？這在《辭海》上是查不到的。但是1981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對其有一個僅九個字的最簡明扼要的注解：“書籍裝訂好後不切邊”。今天如果書店出售不切邊的毛邊本書籍，大都會被讀者誤認為不合格的半成品而棄置不顧，但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毛邊本卻在中國風行一時，與新文學的勃興互為因果，成為當時文化景觀中一個突出的亮點。

    提倡毛邊本不遺餘力的並非別人，正是新文學的祖師爺魯迅。魯迅晚年對毛邊本有過好幾次明確的表態。一次是1935年4月10日給後來在香港大享文名的曹聚仁的信上説：

    《集外集》付裝訂時，可否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我是十年前的毛邊黨，至今脾氣還沒有改。但如麻煩，那就算了。而且裝訂作也未必肯聽，他們是反對毛邊的。

    另一次是同年7月16日給東北作家蕭軍的信上説：

    切光的（指蕭軍的長篇小説《八月的鄉村》，有毛邊本和光邊本兩種——筆者注）都送了人，省得他們裁，我們自己是在裁著看。我喜歡毛邊書，寧可裁，光邊書像沒有頭髮的人——和尚或尼姑。

    古人云：“君子不黨”。魯迅自封“毛邊黨”，可見他對毛邊本的忠誠不二。後來的毛邊本愛好者，也大都以“毛邊黨”自居，甚至有愛書家寫過《告別毛邊黨》這樣的妙文。那麼，為什麼魯迅對毛邊本情有獨鍾，以至他早年的著、編、譯，從《吶喊》到《徬徨》到《墳》到《朝花夕拾》到《苦悶的象徵》到《唐宋傳奇集》，無一不是毛邊本？已有論者從諸多方面加以分析，如他對書籍裝幀的重視啦，或與他的倔強個性有關啦，但無論如何，有一點不能忽略，即與他早年負笈東瀛，通過日本這個媒介迷戀西方書籍裝幀藝術不無關聯。毛邊本正是作為西方書籍文化的一種具體體現，為魯迅所喜愛，所移用。他與周作人合作編譯的《域外小説集》一、二集初版本（1909年3月、7月東京神田印刷所印行），就都是毛邊本，而今早已成了鳳毛麟角的新文學中的“罕見書”了。

    魯迅之弟周作人也是不折不扣的“毛邊黨”。早在1926年4月，周作人就在《語絲》上撰文屢述提倡毛邊本的種種理由，聲稱印製毛邊本“就是要使自己的書好看些，用刀裁一下，在愛書的人似乎也還不是一件十分討厭的事，至於費工夫，那是沒有什麼辦法，本來讀書就是很費工夫的。”由於周氏兄弟的鼓吹和實踐，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葉起，毛邊本就大行其道了。就筆者有限的見聞，新文學大家名家中，除了周氏兄弟，鬱達夫、郭沫若、張資平、林語堂、冰心、蘇雪林、謝冰瑩、葉靈鳳、施蟄存、邵洵美、章衣萍、許欽文……等等（這可以開出一份很長很長的名單），無一不出過毛邊本，從而形成一個豐富多彩的毛邊本世界。只是當時的毛邊本形式多種多樣，有開本各各不同的毛邊本；有書頂著色，書根毛邊的；也有毛在書根，書頂平整的，筆者所藏魯迅第一部雜文集《墳》的初版本就是毛在書根的。直到二十年代末，上海北新書局成為出版毛邊本的大本營，毛邊本毛的一邊才逐漸統一到書頂。而且為其他競相出版毛邊本的書店所效倣，一直沿用至今。筆者所藏《吶喊》1929年4月第12版毛邊本，就已把毛邊從初版的書

    根移到書頂，即為一個明證。當然，也有例外。1935年12月，左翼詩人蒲風出版的長篇敘事詩《六月流火》毛邊本，就是依然毛在書根的。

    對於毛邊本，筆者雖然也十分喜愛，但並不刻意蒐求，因為筆者懂得“可遇而不可求”的覓書之道。中國毛邊本“始祖”《域外小説集》初版本，筆者無緣得見，但筆者有幸入藏中國開本最大的毛邊本，即1946年上海貝多芬學會出版的《音樂的解放者——悲多汶》（R.H.夏萊著，彭雅蘿譯），16開道林紙本，厚達六百餘頁，而且毛在書根，頗為難得。筆者還藏有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最後的毛邊本，即李健吾翻譯的莫裏哀名著《吝嗇鬼》（1949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為“莫裏哀戲劇集”上輯之五，全輯七種，均有毛邊本），但用的是普通西報紙，不夠厚實。毛邊本用紙必須講究，這時毛邊本已經式微，風光不再，只能將就了。

    不切邊的毛邊本，對讀者的耐心和時間而言，無疑是個考驗。毛邊本不裁邊就無法閱讀，因此，有邊裁邊讀的，也有先裁後讀的。但可以肯定，如果一本毛邊本未曾裁開，那就説明書的主人從未讀過這本書，不管他收藏此書的時間有多長。有趣的是，筆者所藏的毛邊本中，就有幾種是尚未裁開的。在東京購得的《吶喊》第12版，書中只有魯迅《自序》的第一篇《狂人日記》裁開了邊，可見這位書的主人讀了《狂人日記》之後，也許中文根底太差，也許不能理解魯迅小説的深邃意義，就此罷手，不再往下讀了。又如林語堂舊藏劉半農譯《國外民歌譯》（1927年6月上海北新書局再版）和周作人名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4年10月北平人文書店訂正三版）等都是尚未裁開的毛邊本。在度過了漫長的歲月之後，這些未曾裁邊的毛邊本所折射的人與書的互動關係，自可激發筆者的想像。

    當年魯迅所擔心的由“和尚或尼姑”（即光邊書）一統天下的局面終於在五十年代成為現實，惟一的例外可能是1957年北京出版的《詩刊》創刊號毛邊本（應該補充一句，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學雜誌中也多有毛邊本，著名的有《創造月刊》、《新文藝》、《新月》、《我們》、《水星》等，同樣豐富多采，限于篇幅，不贅言）。八十年代大陸出版復蘇，百花齊放，愛書人對書籍文化的探索和追求呈現多樣化，毛邊本開始捲土重來，“毛邊黨”也重振旗鼓，乘勢復辟。1988年1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香港著名書話家葉靈鳳的三大卷《讀書隨筆》，編選者、香港資深報人柳蘇（羅孚）就印製了少量毛邊本分贈友好，筆者有幸得到一套，至今寶藏。此後，筆者所得到的新毛邊本，舉其犖犖大者，計有姜德明著《余時書話》（1992年9月四川文藝出版社）、張中行著《留夢集》（1995年1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十卷本《唐弢文集》（1995年3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淩叔華文存》（1998年12月四川文藝出版社）和黃裳著《來燕榭讀書記》（2001年3月遼寧教育出版社）等等。其中，《唐弢文集》是中文書中極為難得的精裝毛邊本，《余時書話》和《來燕榭讀書記》則是非主流的毛在書根的毛邊本。同輩文友中，小寶的《愛國者遊戲》（2001年8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和陳學勇的《淺酌書海》（2001年9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因都是毛在書根的非主流毛邊本，也值得一提。最近，東南大學出版社“六朝松隨筆文庫”第一輯12種均有毛邊本行世，可謂新世紀毛邊本印製中的大手筆。而筆者自己所編諸書中，《董橋文錄》（四川文藝出版社）、《學人書話》（文匯出版社）和李歐梵著《音樂的遐思》（文化藝術出版社）等，也都有少量特製的毛邊本，只不過海內外“毛邊黨”外人士不曾知曉罷了。

    毛邊本在香港和台灣恐早已成“廣陵散”了。1947年1月，台灣省編譯館倒是印過李霽野譯《四季隨筆》（英國吉辛著）毛邊本，但那也是上個世紀上半葉的事了。五十年代以降，臺港許多詩人印製的詩集精美漂亮，卻也未見有情致獨特的毛邊本，也許我孤陋寡聞，不曾見到。不過據香港書話家黃俊東回憶，已故張愛玲研究專家唐文標早年在台灣出版自己的著作，分贈友好的就是毛邊本，可惜我未曾寓目。去年初冬，筆者赴臺開會，在遠景出版集團主持人沈登恩辦公室書架上得見林行止著《到處風騷》（1993年7月初版）一書，居然是毛邊本，且毛在書頂，正好符合魯迅翁主張的毛邊本標準，當即不客氣地據為己有。雖然明知不可能，筆者仍不禁奢想，要是有可能擁有一整套“香港第一健筆”林行止著作的毛邊本，那該多好！

    如果説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人們裁讀毛邊本是一種時尚，那麼今天大概已沒有多少人知道毛邊本為何物了。甚至連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對毛邊本不甚了然，不少現代文學碩士博士從未見過毛邊本，這實在有點悲哀。然而，真正的愛書人，真正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入迷的人，恐怕都會對毛邊本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倒不是“物以稀為貴”，重要的是毛邊本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參差美、樸拙美和本色美；更重要的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毛邊本的興衰正與新文學的進程息息相關，同呼吸共命運，見證了新文學的曲折坎坷，許多新文學名著最初不正是以毛邊本的形式問世的嗎？

    當今世界已進入電腦時代，“上網”閱讀已成為時尚，連光邊的書籍能否存在都已成了問題，你還來奢談什麼毛邊本，豈非迂腐？其實不然。記得美國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曾建議當今各界“成功人士”在緊張繁忙的拼搏之餘，不妨選聽幾段古典音樂以為調節。那麼，愛讀書的朋友，可能的話，找一部毛邊本邊裁邊讀，一定也能放鬆自己的情緒，舒展自己的思想。畢竟，夜深人靜，清茗一杯，在燈下欣賞毛邊本特殊的美感，從容裁讀毛邊本，是一種優雅的生活態度，一種陶然的讀書境界，別有情趣。

     《文匯報》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