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賈平凹,我既憤慨又忍俊失笑。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賈平凹就自認為是“長安最醜的男人”,並在媒體上宣揚著。
自從像吸上鴉片一樣迷著繆斯以來,我因多種機緣,不時與當今文壇上眾多的大手筆:或面晤,互相握手;或打個照面,擦肩而過;或同桌吃飯,談説天氣;或一見如故,無所不談,並建立了嘻嘻哈哈的私人之誼。在這些令人矚目的作家群裏,其音容笑貌,林林總總,令我一睹為快,倍感親切。當然,對於有著凡事力求不存瑕疵的我,也認為個別的作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憾,從而破壞了其原來在我想像中美好的形象,後悔著不見更好。
可是,賈平凹的話,卻像謎團般誘惑著我。因為生活在長安城裏的人是千千萬萬,數不勝數的,哪個最“醜”,我是無法揣猜得到的。
新千年的一天,我在北京終於與賈平凹有了近距離的接觸。握手之間,我抬眼細看,這個長得天庭飽滿,濃眉慈目,鼻如蒜頭,輪廓分明的賈平凹,怎麼説也找不出一個醜樣?思忖一下,也許是我對他有著偏愛看走眼罷了。
沒過多久,賈平凹來到深圳辦畫展。我特邀了一個較有審美情趣的小姐前往。該小姐見到賈平凹後,悄然地對我説:“賈平凹長得有模有樣,一點也不會醜呀。”就這樣,賈平凹自貶的“長安最醜的男人”,在我的腦海裏煙消雲散,同時,也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
經過多次無拘無束的接觸,海闊天高的調侃,其樂融融的相處,賈平凹留給我的倒是另一番的印象。
屈指計算,賈平凹已經在內外知名的古都西安整整居住了30年,按理説,耳聞目染,他早已脫胎換骨成為了大都市人。然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賈平凹對人對事全無都市人的派頭,而是憨直忠厚,毫不掩飾。他的母校西北大學要聘他為兼職教授並要求帶兩個研究生,校裏既沒有場地給他作備課授課,又不給予一文的報酬,賈平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在賈平凹的心底裏,他總也忘不了當年在他困難的時候,是學校分給了他的房子。再説,在賈平凹的處世哲學裏,一個人並不是擁有多些金錢就能活得快樂,財富與快樂是不成正比的。
2002年7月的一個上午,深圳東湖湖畔,風景如畫,車水馬龍。賈平凹坐著友人的車從東湖賓館來到公路邊,恰好有個騎摩托車的撞倒了一位老婦。騎摩托車的驚慌失措,一溜煙跑了。路人見狀驚呆,駐足觀看。賈平凹卻請友人猛踩油門追趕,眼見絕塵遠去的背景,滿臉怒容的賈平凹,只好把車牌記下,報了警。事後,我想找記者採訪他。賈平凹回絕了,説:“只是做了一件該做的小事,人也跑掉了,沒啥可説的。”
比起在文學殿堂裏天賦的靈性,日常生活中的賈平凹卻總是無法趕上時髦,跟著時代的發展脈搏。
多年前,賈平凹心血來潮,湊個熱鬧,購置了一台電腦,想用來寫作的。但他那開口閉口滿嘴是“諤”(我)的唐朝普通話,用拼音法,當然是白費功夫的。用五筆,手指沒有那麼靈巧。用寫字板,他無法按規範的筆劃,常把電腦捉弄得無所適從,即使字出來了,多數是錯字、別字。結果,那臺電腦僅僅用來寫了二百來個字,就讓它去睡大覺了。
有一次,賈平凹和我前往深圳消暑勝地大梅沙。
途中,我問他會不會駕車,他答:“不會。”我説:“張賢亮年過花甲還學駕車,還曾向我炫耀過車技呢,您應該學學呀。”賈平凹笑:“張賢亮的笑料可多了,得閒我來講講,他活得瀟灑。可我曾對騎單車下過功夫,就是學不會呀。”賈平凹的話,使我萌發的趁他在深圳居住的時候,教他駕駛汽車的想法,隨之消失。
賈平凹也擁有了現代化的通信工具——手提電話。可是,在五花八門,精彩紛呈的手機功能上,賈平凹只會接聽和打出。一天,他對我説:“我的手機怎麼沒有來電儲存功能呢?”我頗為迷惑,拿過他的電話一按,一切正常,來電儲存得明明白白。這下,賈平凹仿佛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致勃發,也似個小學生般虔誠地,説:“快來教教我。”於是我手把手教他操作起來,教了一遍、二遍、三遍……賈平凹小心翼翼地在按鍵上摁來撳去,按呀、撥呀,最終還是學不上手。看著賈平凹滿臉無奈的樣子,想著他説過的學騎單車的話,我只好鋪開紙筆,為他寫上:“手機來電儲存操作程式……”
近日,賈平凹手頭上又添置了一件科技含量頗高的玩意——數位採訪錄音機。面對著這個小巧玲瓏的新奇的科技産品,賈平凹自然很高興,可這個既複雜又需機械操控的洋貨,會不會又成為賈平凹的又一擺設呢?我這樣擔心著。
《羊城晚報》200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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