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賈平凹，我既憤慨又忍俊失笑。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賈平凹就自認為是“長安最醜的男人”，並在媒體上宣揚著。

    自從像吸上鴉片一樣迷著繆斯以來，我因多種機緣，不時與當今文壇上眾多的大手筆：或面晤，互相握手；或打個照面，擦肩而過；或同桌吃飯，談説天氣；或一見如故，無所不談，並建立了嘻嘻哈哈的私人之誼。在這些令人矚目的作家群裏，其音容笑貌，林林總總，令我一睹為快，倍感親切。當然，對於有著凡事力求不存瑕疵的我，也認為個別的作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憾，從而破壞了其原來在我想像中美好的形象，後悔著不見更好。

    可是，賈平凹的話，卻像謎團般誘惑著我。因為生活在長安城裏的人是千千萬萬，數不勝數的，哪個最“醜”，我是無法揣猜得到的。

    新千年的一天，我在北京終於與賈平凹有了近距離的接觸。握手之間，我抬眼細看，這個長得天庭飽滿，濃眉慈目，鼻如蒜頭，輪廓分明的賈平凹，怎麼説也找不出一個醜樣？思忖一下，也許是我對他有著偏愛看走眼罷了。

    沒過多久，賈平凹來到深圳辦畫展。我特邀了一個較有審美情趣的小姐前往。該小姐見到賈平凹後，悄然地對我説：“賈平凹長得有模有樣，一點也不會醜呀。”就這樣，賈平凹自貶的“長安最醜的男人”，在我的腦海裏煙消雲散，同時，也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

    經過多次無拘無束的接觸，海闊天高的調侃，其樂融融的相處，賈平凹留給我的倒是另一番的印象。

    屈指計算，賈平凹已經在內外知名的古都西安整整居住了30年，按理説，耳聞目染，他早已脫胎換骨成為了大都市人。然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賈平凹對人對事全無都市人的派頭，而是憨直忠厚，毫不掩飾。他的母校西北大學要聘他為兼職教授並要求帶兩個研究生，校裏既沒有場地給他作備課授課，又不給予一文的報酬，賈平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在賈平凹的心底裏，他總也忘不了當年在他困難的時候，是學校分給了他的房子。再説，在賈平凹的處世哲學裏，一個人並不是擁有多些金錢就能活得快樂，財富與快樂是不成正比的。

    2002年7月的一個上午，深圳東湖湖畔，風景如畫，車水馬龍。賈平凹坐著友人的車從東湖賓館來到公路邊，恰好有個騎摩托車的撞倒了一位老婦。騎摩托車的驚慌失措，一溜煙跑了。路人見狀驚呆，駐足觀看。賈平凹卻請友人猛踩油門追趕，眼見絕塵遠去的背景，滿臉怒容的賈平凹，只好把車牌記下，報了警。事後，我想找記者採訪他。賈平凹回絕了，説：“只是做了一件該做的小事，人也跑掉了，沒啥可説的。”

    比起在文學殿堂裏天賦的靈性，日常生活中的賈平凹卻總是無法趕上時髦，跟著時代的發展脈搏。

    多年前，賈平凹心血來潮，湊個熱鬧，購置了一台電腦，想用來寫作的。但他那開口閉口滿嘴是“諤”(我)的唐朝普通話，用拼音法，當然是白費功夫的。用五筆，手指沒有那麼靈巧。用寫字板，他無法按規範的筆劃，常把電腦捉弄得無所適從，即使字出來了，多數是錯字、別字。結果，那臺電腦僅僅用來寫了二百來個字，就讓它去睡大覺了。

    有一次，賈平凹和我前往深圳消暑勝地大梅沙。

    途中，我問他會不會駕車，他答：“不會。”我説：“張賢亮年過花甲還學駕車，還曾向我炫耀過車技呢，您應該學學呀。”賈平凹笑：“張賢亮的笑料可多了，得閒我來講講，他活得瀟灑。可我曾對騎單車下過功夫，就是學不會呀。”賈平凹的話，使我萌發的趁他在深圳居住的時候，教他駕駛汽車的想法，隨之消失。

    賈平凹也擁有了現代化的通信工具——手提電話。可是，在五花八門，精彩紛呈的手機功能上，賈平凹只會接聽和打出。一天，他對我説：“我的手機怎麼沒有來電儲存功能呢？”我頗為迷惑，拿過他的電話一按，一切正常，來電儲存得明明白白。這下，賈平凹仿佛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致勃發，也似個小學生般虔誠地，説：“快來教教我。”於是我手把手教他操作起來，教了一遍、二遍、三遍……賈平凹小心翼翼地在按鍵上摁來撳去，按呀、撥呀，最終還是學不上手。看著賈平凹滿臉無奈的樣子，想著他説過的學騎單車的話，我只好鋪開紙筆，為他寫上：“手機來電儲存操作程式……”

    近日，賈平凹手頭上又添置了一件科技含量頗高的玩意——數位採訪錄音機。面對著這個小巧玲瓏的新奇的科技産品，賈平凹自然很高興，可這個既複雜又需機械操控的洋貨，會不會又成為賈平凹的又一擺設呢？我這樣擔心著。

    《羊城晚報》200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