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伴隨著國內科學史學科的日益紅火,伴隨著科學文化的廣泛傳播,作為科學史學科的奠基者,喬治 薩頓的名字已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知曉。不過遺憾的是,薩頓生平方面的圖書和資料在國內一直難得找到,最近,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新書《新人文主義的橋梁》除介紹了薩頓的思想和學術之外,對其生平也有很好的記述,現摘編而成一篇“薩頓小傳”,刊登如下。
走向科學史
1884年8月31日,喬治 薩頓出生在比利時佛蘭德省的根特。他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一位工程師,也是比利時國家鐵路公司的負責人。
早期的教育使薩頓對於文學、藝術和哲學都有很濃厚的興趣。中學畢業後,薩頓進入根特大學學習。最初,他學習的專業是哲學,但很快他就對哲學這門學科産生了厭惡。經過一段時間的自學和思考後,薩頓又回到根特大學,先後學習了化學、結晶學和數學,並曾獲得根特大學等四所高等學校授予的化學金質獎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題為“牛頓力學原理”的論文,並獲得了博士學位。這一博士論文,也表明瞭他受到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納裏等人的哲學影響。實際上,比這更早些,薩頓就表現出了對科學史的濃厚興趣。1910年,他就在日記中寫到:
幾乎可以肯定,我要將我一生大部分獻身於“自然哲學”的研究。在這個方向上,還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從這種觀點來看,物理科學和數學科學活生生的歷史、熱情洋溢的歷史正有待寫出。實際上,這種歷史不正是關於人類的偉大以及弱點的演化的歷史嗎?
可以説,薩頓的一生正是把這種信念轉化為現實的一生。正是這種信念引導著他走過了後來46年的人生道路。
創辦《愛西斯》
1912年,即他的女兒梅 薩頓出生的那年,薩頓邁出了非常大膽的一步:他要創辦一份科學史雜誌,並用古代神話中專司生育與治病的女神“愛西斯”(Isis)的名字作為刊名。因此,後來薩頓不無驕傲地稱梅 薩頓和《愛西斯》為他的“兩個女兒”。
當初,薩頓在創辦這份刊物時的宗旨,就是要把方法論的、社會學的、哲學的觀點和純粹歷史的觀點系統而且全面地聯繫起來。從個人的意義上來講,這一刊物也為薩頓提供了第一個他所迫切需要的把科學史體制化的工具,或者説,是記錄和傳播其科學史研究和思想的陣地。1913年,《愛西斯》正式出版。1924年,美國歷史協會為了鼓勵和支援薩頓的努力,成立了科學史協會,兩年後,《愛西斯》成了該學會的機關刊物。直到1951年為止,薩頓一直擔任《愛西斯》的主編,長達40年之久。
雖然《愛西斯》有的時候還可以從卡內基研究院獲得一些資助,而且在科學史學會也用一部分會費予以資助,但在總體上這些經費依然遠不夠用,因此,許多年來,薩頓每年都要從他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大約800美元左右來支付辦刊物的虧損。在當時這樣一筆錢是不小的數目,多虧了薩頓的夫人,在戰前,她曾是一個傑出的現代傢具設計師,並在結婚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作為微型肖像畫家的生涯,《愛西斯》出版的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裝並郵寄的,正是依靠她自己教學的收入和從事服裝設計的收用來補貼家用,才使得家裏的日子和刊物都能夠維持下去。
一個勤奮、淵博的學者
説到薩頓在科學史領域的學術活動和貢獻,不能不從薩頓本人的勤奮和刻苦談起。薩頓晚年曾經説過一段很令人感慨的話:
必須承認,比起我們當中似乎最有工作能力的人來,我們的那些先行者的工作就更加緊張熱烈了。讓我告訴你們3件軼事來説明他們的幹勁吧。查爾斯 迪康熱(係法國17世紀的偉大學者,筆者注),我們能有最好的中世紀拉丁語辭典和中世紀希臘語辭典得歸功於他。據説,他每天工作14個小時。不過,在他的結婚紀念日,他只工作6-7個小時。我們不應該太苛刻地批評他,我們沒有這樣做的權利。日內瓦的皮克泰(係瑞士牧師和科學院教授,筆者注)寫信給他在巴塞爾的同事伯努利(係巴塞爾的數學教授,筆者注),當時伯努利的兒子正在他的指導下工作,皮克泰寫到:“先生,你的兒子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我始終未能使他每天工作超過13小時;不幸的是,他的榜樣被仿傚;年輕人不肯理解,要成為有用的學者,他們的燈必須點燃在工匠的燈之前”。我懷疑,我們現在的教授是否敢對他們的學生有那樣多的要求。我的第3個例子所涉及的時代比前兩者晚兩個世紀,離我們較近。已故的英國考古學家詹姆斯 喬治 弗雷澤爵士(1854-1941)在1876年寫信給他的導師,為在最後的學期中只讀了57部希臘和拉丁著作而道歉!我們可曾從我們的學生那裏接到過這樣的道歉信呢?
實際上,薩頓本人就是像他所景仰的前輩們那樣在努力地工作。雖然説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學訓練,但由於他本人的興趣,以及他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薩頓自己在人文領域中成為一個極其博學的人,以至於有人認為在他生命的最後20多年的時間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淵博的學者。以對語言的掌握為例,要想對整個從古代到近代的科學發展及其背景進行研究,多種語言顯然是一種必需的工具。有一種説法,説薩頓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他掌握了廣博的歷史知識,以及包括漢語和阿拉伯語在內的14種語言。但同時也還有另外的説法,認為薩頓本人可能也從來沒數過他懂的語言到底有多少種,阿拉伯文是他在中年時才開始學習的,其他的語言至少包括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德文、荷蘭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士耳其文、希伯來文和中文等等。他也喜歡用多種語言書寫信件。有一次,一個非常著名的學者被薩頓説成是一個學究:“唉”!薩頓説:“我給他寫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復信卻用土耳其文”!
《科學史導論》
在薩頓所有的學術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學史導論》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在原來的計劃中,薩頓設想總體規劃要包括3套系列的著作。第一系列,是一個純粹按年代順序排列的概述,以每半個世紀為一個文明的橫截面。這個系列大約需要7-8卷才能完成。第二系列,是對同類型的文明的概述,如猶太文明、穆斯林文明、中國文明等,還要包括對古希臘以前的文明的敘述。這一系列可能會需要7-8卷。在第三個系列中,將是各門學科的發展的概述,這又需要8-9卷。確實,這實在是一個過於龐大的規劃。
由於工作變得越來越多,所要研究的內容也比最初的設想要豐富得多,最初計劃中一卷本的《科學史導論》後來越寫越長,一直寫成了厚厚的3卷5冊(第2卷和第3卷都由上下冊構成),這就樣,到1948年才出版的最後一冊,也才寫到了1400年,以致于像原來計劃中的19世紀物理學研究,根本就不再可能。相應地,薩頓成了一位古代與中世紀科學史的研究專家。通常,在其他領域,甚至今天在科學史領域,類似的大規模的巨著通常都是由一批學者的合作,是由委員會或學會性的機構組織寫成,而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卻是他一個人單槍匹馬的努力的結果。而且,也正是由於其中如此濃厚的個人創作色彩,以至於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位或一批學者將它繼續寫下去。也許,這部只寫到14世紀的科學通史巨著將永久地成為薩頓個人成就的象徵。
新人文主義者
對於薩頓的整體思想的了解,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他反覆強調和倡導的“新人文主義”。
這可以説是始終貫穿在薩頓的著述中的“主旋律”。為了更好地了解其觀點,這裡摘錄兩段薩頓的文字:
確實,大多數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遺憾地説還有不少的科學家,都只是通過科學的物質成就來理解科學,卻不去思考科學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內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斷地從自然的內部提取出來的美。現在我們説,在過去的科學著作中發現的那種沒有也不可能被更換的東西,也許正是我們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理解科學的生命,就像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樣。
……
因此,如果我們渴望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並渴望在共同的職責中充分地擔負起我們自己的那一份,那麼我們就必須是歷史學家、科學家和手藝人;——而且,只有當我們成功地把歷史精神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的時候,我們才將是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
在20世紀50年代未,英國學者斯諾指出,在“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條相互不理解的鴻溝,而這種文化的分裂對社會則是一種損害,一種損失。實際上,斯諾並不是第一個提出兩種文化及其分裂問題的人。從以上引文中,我們看到,早在斯諾之前幾十年,薩頓雖然沒有明確地使用像“兩種文化”這樣的説法,但其觀點的核心實質卻是近乎完全相同的。在斯諾看來,要改變文化分裂的現狀,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改變現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而同樣地,薩頓本人恰恰從觀念上到實踐上都正是這種做法的先行者。如果説有什麼差別的話,那就是薩頓結合本人的研究與教學,更明確、更具體地將科學史作為聯結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的一座重要的“橋梁”。
再有,薩頓的這種新人文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的性質,就是他對人類、文化、自然和知識的統一性的強調。
總之,從薩頓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帶有著強烈的科學精神,充滿了熱情、責任感和人性的人文學者。
薩頓去世後,《愛西斯》雜誌曾兩次以專號來紀念這位科學史學者的奠基者。在第一個紀念專號中,薩頓的女兒,後來比喬治 薩頓名氣更大的詩人和小説家梅 薩頓發表了一首充滿感情的詩作來悼念她的父親。梅 薩頓深情地寫道:
……
生活在一個天真的世界/在那裏會有強烈的孤獨感;/寫信寫到很晚,/在一隻橙色的小貓身上找到慰藉——/魯弗斯和喬治的交流不用語言,/喬治工作,而他的魯弗斯喵聲不斷——/此時,鄰里們看到他的燈光/因學者深夜的工作而感到溫暖。/我從未見過我的父親萎頓蹣跚;/他偉岸的身軀像是充足了電。/他從不匆忙急促,他這樣説,/但在他的頭腦中卻有一束燃燒的火焰;/因為熱愛,他像詩人一樣工作,/在一個有生命的世界中加瓦添磚,/當白紙黑字在他的門前/述説著神秘的歷史,神靈下降凡間——/歌唱著“以上帝的名義”,/那是阿拉伯銘文的不停閃現。
……
(《新人文主義的橋梁——解讀薩頓〈科學的生命〉》)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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