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人為中心，把詩歌當半徑，圓滿自己的人生”

    所謂詩人在物質霸權時代

    在一個物質霸權主義的時代，理想、信念、尊嚴、道義……這些人類長期以來引以為榮的心靈品質，總是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這是一種來自生命自身的巨大傷害，是人性中永難逃離的自我搏鬥。《天生一個》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生命內在的悖論。它借助一個鄉間詩人在現代都市中尋找人生理想的坎坷際遇，在種種近乎巔峰的體驗中，展示出一幕幕理想掙扎的疼痛和人性潰敗的無奈。

    小説中的柯可，是一個具有強大的文化輻射力的典型人物。他來自貧窮的鄉間，保存著鄉村社會中特有的質樸情感，但是，為了實現詩人的夢想，為了在文明最為前沿的位置上求得精神的舒展，他隻身來到北京，遊走于現代都市的夾縫之中。他那瘋狂而又執著的理想主義精神，註定了他在融入都市的過程中必然要産生種種內心的焦灼與靈魂的失控。因此，當他邁入都市的那一刻，也就是他遭受心靈撕裂之時，也就是他走向自我命運失控之時。於是，我們看到，當他一走入“風沙瀰漫”的城市便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首先被咪咪髮廊的小姐用廉價的熱情一舉擊倒了信念和尊嚴，使他從一個精神騎士般的詩人淪為一個慾望的囚徒；當他滿懷興奮地找到戀人谷靈時，冷漠的戀人再度給他一擊，讓他變成文化掮客的工具。這一擊無疑是致命的，不僅毀掉了他賴以支撐生命情感的愛欲，毀掉了他自我虛設的生存基礎，還毀掉了他詩意的人生信念，甚至毀掉了他施展詩歌理想的精神支柱，使他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然而，可怕的還並不是這種困境本身，而是這種困境使他洞悉了人性中另一種可怕的真實。這是一種完全膺服於實利化生存法則的奴性化的真實，是一種以犧牲所有溫情與悲憫為代價的真實。但是，它卻顯示出異常強悍的生存威力，將平庸的人們從蔑視中提升出來，將貧窮的人們從自卑中拯救出來，還原成某種難以企及的“高貴形象”。面對這種無可奈何的真實，柯可從生存的本能出發，終於清醒而又自覺地接受了它。於是，他開始學會了雙重人格的自我表演，並確立了“以女人為中心，把詩歌當半徑，圓滿自己的人生”這一充滿悖論色彩的生存哲學。這既是柯可的人生信念，又是他的生存手段。他此後的所有努力，都是在這個悖論中疲於奔波；他生命中無窮無盡的自我撕扯，也都是源於這種悖論的強力驅動。他帶著于連式的野心，穿梭于一個又一個女人之間，巡遊于一個又一個權利場所，既給別人精心地設置一個個陷阱，自己又不斷地跌入別人設置的陷阱之中。他試圖通過各種手段、竭盡所有的智力與體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是，巨大的物欲現實，像呼嘯而來的過山車，將他徹底地拋離了堅實的大地，拋離了心靈固守的根基。他只能在暈眩中驚叫，在喧囂中滑翔，在無法主宰的命運中暗自神傷。

    也許，從故事的表面上看，柯可是自私的，無情的。他甚至不時地耍弄著鄉村社會特有的那種狹隘而卑劣的手腕，來反擊那些生存的對手，來接近自己的精神目標。譬如，他利用自己的同鄉好友阿寶去接近王老，利用救人的圈套去接近出版社領導，利用送花圈去報復劉一鳴，利用紐扣事件去騙取林曉娃的情感，利用白梅的情感去聯絡外交官的後妻……可是，每當他實現了自己的這些計謀，卻並沒感受到全身心的欣喜與激動，而是伴隨著深深的自責和無邊的愧疚。小説的內核也正在這裡。作者不斷地將他推向慾望的深潭，讓他面對自己失控的命運進行艱難的抗爭，讓他面對自己非理性的人性表演進行倫理上的自審，讓他在傷害和被傷害中承受著良心的折磨、道義的鞭韃，讓他在無望中發掘希望，在頹敗中尋求新生。這使我們看到，他的所有痛苦，不是停留在軀體的層面上，而是潛入到人性的內核。他的理想是那樣的簡單———僅僅希望做一個純粹的詩人，出版一本自己滿意的詩集，可是實利化的現實卻從不給他提供任何希望，並一次次地將他納入世俗化的生存體系中進行肢解和同構。這使得他的所有努力不是在接近理想，而是在遠離理想，不是在完善自己，而是在撕裂自己。

    柯可的命運是苦澀的。他的掙扎，體現的是高貴心靈的頑強與不屈；他的失敗，折射的是詩性品質的零落與潰滅。他最後選擇了代人受罪，為無望的一生畫上了一個閃亮的句號，並以此表明瞭他對自己所有自私行為的真切懺悔，也體現了他那內心深處良知和道義的全面復活。這是《天生一個》所體現出來的重要的審美內蘊。它寄寓了作者對弱勢群體的深切體恤，對理想生命的執著尋求，也表達了作者對高潔人性的深情期待。

    《南方都市報》200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