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早就開始懷舊

    當懷舊成為流行,歷史便化身為若干碎片,成了玩家們的囊中之物。

    這麼早就開始懷舊

    “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玩家?”

    “玩家?太空泛了,實在很難説。”

    曾經與老榕有過一段關於“玩家”的對話,這位“一邊狂看世界盃,一杯狂寫球評”的漢子卻失語于“玩家”這個詞條。

    主持“玩家”欄目,有時候會讓自己陷入一種迷局: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玩家”?是狂愛東西的人,是每天自拍一張寫真照片的人,是一夜情的鐵桿擁躉,是瘋狂的音響器材發燒友,是背著睡袋行走的人,是每天都要做夢的人,是酒醉就要行吟的詩仙,是DIY自己生活方式的人,還是扛著另類、先鋒、時尚大旗的數位狂人?

    真正的玩家可能只有兩種,一種是那些年輕、張揚得令人嫉妒的新世代,姑且稱他們為“新玩家”。他們可能只熱愛由F4作代言的數位産品。偶爾他們也會關心爵士、村上春樹、包豪斯、DV、世界盃、第六代導演,但那只是因為這些名詞現在很流行。他們就是一群跟著時尚尾巴進行陌路狂奔、隨著心情的驛動來決定愛好的新玩家。

    而另一種卻是執著、內斂的“老玩家”,他們也許還很年輕,剛過了三張的臉還算朝氣蓬勃,但他們可能十年如一日地只愛ZIPPO、郵票、飛機模型、樣板戲、古錢幣、斯汀甚或是一隻醜陋的豬,目光卻從來不曾游離。從情感而言,我更尊敬這類玩家,他們以一種近似于虔誠的懷舊方式收藏並記錄著歷史,他們才是真正的、有品味的玩家,他們的執著為玩家大軍平添了真誠與厚重的感覺。

    行吟歌壇的詩人黃舒駿在“告別1995”裏伴著緩慢的旋律,慢慢地回憶著1995年的風塵舊事,透過他那略顯沙啞的歌喉,一些舊日的點滴慢慢地從音響中滲出。

    “這麼早就開始懷舊了。”

    好像這是一本樂評的書名。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懷舊成為流行,歷史便化身為若干碎片,成了玩家們的囊中之物。

    向他們致敬!

    最多的是懷舊類的酒吧,像漢源、1931、奧維斯、喬治五世、懷舊金曲、Real Shanghai Caf岢以及將舊與新元素夾雜著進行完美交融的新天地,都是在販賣一種大上海的舊日情懷。

    上海:1931年的風花雪月

    文/獨孤尋歡

    “進去,最先聽到咿咿呀呀的音樂聲,唱針在密紋唱片上軋到了細塵,撲撲地響。那是周璇的細嗓子,像一根細而堅韌的尼龍線,勒到你雙手出血也不會被拉斷的,柔弱而頑強地把60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然後才看到瘦瘦的一個小姐,穿著齊膝的藍色改良旗袍,披著一件短而窄的家織開米毛衣,清潔爽爽地迎上來。她有老式的短髮,張愛玲時代的那種市井的細長眼睛,浙江人的那種大鼻子,還有蒼白的面色。”

    陳丹燕專門將1931年寫進了《上海的風花雪月》,一不小心就當了次免費的托。之後,光臨1931的客人更多——位於上海茂名路的“1931酒吧”在圈子裏很出名,那些以為自己與文化沾邊的人通常都不止一次地光臨這裡。台灣的電視臺、香港的電視臺、新加坡的電視臺,都來這裡拍過專題,他們在這裡仿佛看到了上海30年代的鴛夢重溫。

    三年前我第一次走進1931:昏黃的燈光,客人們輕輕的語聲,同樣是吱啞的周璇的歌曲,墻上挂著月份牌、車牌、金銀券、溫度計等都彰顯著當年老上海的痕跡,即使是小小的洗手間內,也挂著幾個雖小但卻精緻的懷舊飾物。吧臺上那個舊的留聲機格外有舊日的情懷,而玻璃窗外站著一位挂著煙盒的賣煙老人——以為自己不小心踏進了時空穿梭機。重新回20世紀30年代的舊上海,所有的源於現代工業社會的壓力在一瞬間化為煙雲。當時的感覺是,如果廣州也有一間這樣的懷舊城堡就好了。那天晚上,我與一個女孩坐在窗邊,聽著暗啞的音樂,談著1931的懷舊設計,然後一起幻想著有一天我們也能夠擁有一間這樣的酒吧。

    現在,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但1931這幾個阿拉伯數字卻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每次去上海出差,我仍然會抽空去1931,也許只是靜靜地坐著,喝一杯咖啡。但那種感覺卻是一種難以言述的溫暖。

    1931年,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份?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情?為什麼會有一間以1931命名的酒吧?每天下午都會有個老頭坐在靠窗的位子,用樂口福浸泡著沙利文小餅乾,細想心事,感嘆著1931年已經成為歷史。也許所謂的1931隻是酒吧老闆一時的靈機或者有其他更重要意義,但這種猜測其實顯得多餘。就像陳丹燕所説,對1931年的懷舊,是屬於年輕人的。他們用一小塊一小塊劫後余生的碎片,努力構築起一個早已死去的年代。

    1931的老闆是個真正的玩家,一個淘舊貨的玩家,於是小小的酒吧裏擠滿了各種可以用來裝點時光並懷舊的物品。也正是因為這些懷舊的飾物成就了1931——到了晚上這裡要預先訂位,許多從公司裏下了班的年輕職員都愛來這裡消磨晚上。

    特別是到了秋天,潘家園裏舊貨濟濟,人群鼎沸,再加上點落葉飄飄,真有點滄桑感。

    

    北京:在潘家園收藏曆史

    文/瑪法達

    冉冉今年24歲,雜誌社編輯,打扮非常洋派。外表看起來並不像那種整天往舊貨市場跑的女孩。但是,很多事跟想像的總有偏差,如果她連續有兩個週末沒去潘家園,就會産生這樣的感覺:“感覺不但是沒拿東西回來,簡直自己家裏的收藏也已經別人搶走了似的”。

    冉冉只收藏兩樣東西,主業收藏宣傳畫,副業收藏春宮圖。她鬼鬼地説:“其實,我很想把春宮圖當主業收藏,怕把我爸嚇出毛病來。收藏點宣傳畫,他還比較支援,最重要的是從資金上支援。”

    冉冉雖然年紀不大,但卻是潘家園裏的老玩家了。她對現在的“年輕後生”玩票一樣地在潘家園裏晃蕩頗不以為然。“他們懂什麼,不是跟風,就是一時興起。”冉冉有資本這樣説,她可以熟門熟路地在潘家園裏遊走,直奔自己熟悉的一些攤位,和老闆談笑風生間殺價于無形。

    在潘家園,就是要收藏一份歷史。這裡經營古舊書畫的攤位有許多,特別是各個年代的宣傳畫,其中以一些影視作品和廣告為主。不經意間能遇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列寧啊,毛主席啊,工農兵老大哥啊,周璇啊,恍惚間,仿佛回到了過去的年代,特別是到了秋天,潘家園裏舊貨濟濟,人群鼎沸,再加上點落葉飄飄,真有點滄桑感。

    冉冉説這種感覺正是她想收藏的原因。“真正的玩家不需要刻意懷舊,時時刻刻都可以。”正式算起來,冉冉收藏宣傳畫也有五六個年頭了。一開始吸引她來的原因是,這裡是一個跳蚤市場,可以買到很多便宜而且很有意思的舊東西。像文房四寶啊、倣古傢具、舊書刊,甚至“文革”遺物。這也是潘家園和琉璃廠不同的地方,雖然潘家園賣的是舊貨,但跟琉璃廠比起來,潘家園還更現代。這裡出沒著很多像冉冉這種時尚的年輕人。

    北京除了潘家園,另一個有名的收藏地就是琉璃廠,雖然都是外地人包括老外在北京的必逛項目,但去琉璃廠的還是以文化人或年紀大的人居多,沒有潘家園這般市井人家樣樣俱全。潘家園的好玩之處還在於,很多家庭或個人也會在週末搬來一些舊物售賣,只為了好玩。

    在潘家園,收藏宣傳畫的人中,有一位既收藏又出售的行家叫劉佔泉。在這個行業裏,他簡直不比潘家園的名氣小,一説收藏宣傳畫,都知道潘家園有個劉佔泉。他的收藏讓冉冉這樣的小蝦米頗為羨慕。劉佔泉收藏有各年代的宣傳畫數百種,甚至有冉冉從來沒聽説過的很多稀有品種。

    宣傳畫在中國有著很長的歷史,從封建社會民間在過年過節時貼年畫開始,到舊中國的宣傳海報,特別是上海20世紀30年代的歌舞昇平、解放區的文藝匯演更是令之品種眾多,數量龐大。如今的宣傳畫也有很多,主要以廣告為主,潘家園也會有一些當代的宣傳畫賣,像羅大佑的宣傳畫海報。有意思的是,有一個賣家無意間收集了眾多舊社會明星和如今的當紅歌星演唱會的海報,相比之下,頗為有趣。

    一位劉先生的收藏秘訣是,不要覺得任何現代的東西沒有價值,將來,沒人能知道現在大批量生産的東西在幾十年以後還能剩下多少,真正的玩家不但懷舊,更要有長遠的眼光。

    

    

    廣州:陶街裏的黑膠唱片

    黑膠唱片雖然是模擬錄音,但因為其音域寬厚,特別具有一種現場氛圍,雖然偶有嗶卟聲,但仍然無法阻止它的回歸。

    文/獨孤尋歡

    位於廣州中山六路的陶街,在和潤電器城二樓或街尾零零散散地有十余家二手的黑膠唱片鋪,每天都有數十位黑膠唱片的發燒友們蹲在這裡,埋著頭在地上的紙箱裏一遍又一遍地尋找他所鍾愛的唱片。

    一位檔主説,陶街的黑膠唱片已經“名聲在外”,來光顧的發燒友不僅僅來自廣州或珠三角地區,還包括香港、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地的客人。不知道他的説法是否言過其實,但陶街的中文黑膠唱片品種卻著實豐富,按他的説法是,雖然他們的唱片很多都是從香港流過來,但香港的市場還不如陶街這麼集中,玩家們轉一圈幾乎都能找到他喜歡的唱片。

    “通常黑膠唱片的玩家都在30歲至45歲之間,只有他們才喜歡這些老歌,那些年輕人只喜歡周傑倫,肯定不會來淘黑膠。”做黑膠唱片生意已經6年曆史的阿忠指著剛收回來的千余張黑膠唱片感慨,“不過今年開始,玩黑膠唱片的人越來越多,價格也開始見漲,沒辦法,收回來的價格就高。”

    曾經有朋友打趣説“2元錢可以買回譚咏麟”,對於那些初級發燒友而言,黑膠唱片的門檻並不高,在陶街最便宜的黑膠唱片才2元錢,但當你逐漸入門後,開始千方百計尋找自己喜歡的唱片時,那麼袋中的錢包就要開始掂量了。黑膠唱片貴的要以千元計,像張學友的“真情流露”開價1300元,還無現貨。而蔡琴、鄧麗君的唱片每張價格都在100元以上。因為是二手唱片,黑膠唱片的價格完全隨行就市,能否以低價買到心水的唱片完全要憑個人的眼光,以及該種唱片在市場上的多寡而定。對那些淘古者而言,價格高低完全靠個人運氣以及討價還價的技巧。

    “來我們這裡的玩家還是廣東人最多,英文唱片賣不出什麼好價錢。爵士與古典的唱片價格高卻無好貨。”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陶街的英文唱片品種不多,但價格卻相當低,普遍的價格在10元左右,我曾經以15元買了一張披頭士的“LET IT BE”,以10元買了一張阿巴樂隊的全新唱片,以25元的價格買到一張卡朋特兄妹的唱片,全部都是國外著名唱片公司的版本,算是超值之選。

    很久以前,在我還沒有成為黑膠唱片發燒友的時候,曾經意淫般寫過一篇文字,大意是説“黑膠唱片代表著對音樂工業的尊敬”。其實,對於這些以耳朵來決定音樂命運的玩家而言,數位錄製的CD因為太過工業化,聲音純潔、輕靈、飄浮,沒有厚重的質感而遭到他們的遺棄。黑膠唱片雖然是模擬錄音,但因為其音域寬厚,特別具有一種現場氛圍,雖然偶有嗶卟聲,但仍然無法阻止它的回歸。

    陶街的發燒友們也許還沒有國外玩家們那麼瘋狂,像李歐梵教授説的那樣“不惜傾家蕩産,甚至和老婆離婚”,但隔兩三天就往市場溜一圈,然後將半個月甚至更多的薪水換回一包黑膠唱片的玩家並不在少數。對於他們而言,聆聽音樂是一種真正的藝術,來不得半點虛假與裝飾。當然,在這群人中也不排除有收藏黑膠等待增值的玩家,但他們收藏的前提一定是位熱愛音樂的人。

    《新週刊》200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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