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為南高的精神基石

     　1902年，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南京創辦三江師範學堂。著名學者繆荃孫、陳三立等曾任校長（時稱“總稽查”）。1906年更名為兩江師範優級學堂，李瑞清主持學校6年（時稱“監督”）。他為學子留下的做人規範是“道德為原本，知識極誠明”。同時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作為校訓，並初步形成了“儉樸、勤奮、誠篤”的校風。

    1914年，兩江師範優級學堂改名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江謙、郭秉文先後出任校長。江謙（易園）繼承李瑞清的辦學思想，明確校訓為：“誠”。隨之南高的校歌在江謙（作詞）、李叔同（作曲）手中誕生。其中歌詞的前三句為：

    大哉一誠天下動。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聖會歸兮集聖于孔。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國立東南大學，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郭秉文出任校長（至1925年）。其辦學的方針是訓育、智育、體育並舉，並力圖把握四個平衡：

    通才與專才的平衡。

    人文與科學的平衡。

    師資與設備的平衡。

    國內與國際的平衡。

    同時將他自己“終是本于和平”的“平生為人為事”的原則融進學校生活。他説：“平乃能和，和乃能進。”

    下面是三位日後成為著名學者的“南高”學子對母校精神及學風的回味和總結：

    陳訓慈在《南高小史》中寫道：

    略以言當時共通之佳風。曰誠、曰愛、曰勤、曰儉。殆皆為今時所不難逮。一、以言乎誠，則上下相接，往往出之真誠；虛矯不發諸當局，浮動稀見乎學者。教授于授課之外，頗多“身教”之功；至誠感孚，其效以漸。同學之中，雖少殷勤周洽之作態，常存坦白誠摯之真情。二、以言乎愛；則真誠互感，互愛斯生。師生之間，時多課外之聯絡，或訪謁請益，或同樂談話，相處既邇，相接常頻。而同學之間，概以級別（自九年行學分制後雖同異稍多，但分級無改，以至於結束始已）。同級之間，彌見款洽。飲食起居，休戚與共，即異科各級之間，亦賴自治會與各研究會之媒介，頗多往還互助之樂。三、次則為勤，勤於治學，固為當時極普遍之學風。四、次則為儉，尤為大多數生活之共態。

    張其昀在《南高的學風》一文中認為“南高”之精神是：德育、智育、美育、群育四個方面的完滿結合。同時他認為校風的形成，其必要的條件一為歷史的關係，二為理想的確立。他引用劉伯明的話説：“吾校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氣習。而其最顯著之優點，在專心致力於學。其艱苦卓絕，日進不已，至可欽佩，實紈绔子之學生所不能及者也。”

    胡煥庸則言簡意賅，認為“孜孜為學之精神”是“南高”精神的實質。

    而南京大學的另一源頭為金陵大學，其校長陳裕光為學校所立的校訓為“誠、真、勤、仁”。在這其中，首要的是“誠”。這説明她和“南高”精神上的相通。

    劉伯明心目中的“學者精神”和“學風”

    1922年1月，《學衡》雜誌在東南大學創辦。《學衡》的宗旨是“倡明國粹，融化新知”。圍繞《學衡》雜誌，形成了五四運動之後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文人群體“學衡派”。作為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實際的副校長）、哲學教授劉伯明是實際的支援者，他是當年“高標碩望，領袖群倫”的人物。在刊物的創刊號上，他發表了《學者之精神》一文，明確提出作為學者的基本素質。他説“作為一體的學者的精神”，其內涵可分為五點：

    學者應具自信之精神。

    學者應注重自得其也。

    學者應具知識的貞操。

    學者應具求真之精神。

    學者必持審慎之態度。

    同時，劉伯明也強調，“真正的學者，一面潛心渺慮，致力於專門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會的意義。其心不囿于一曲而能感覺人生之價值及意義。或具有社會之精神及意識。如是而後始為真正之學者也”（《再論學者之精神》，《學衡》第二期）。

    面對學潮烽起和學風日壞，，劉伯明及時在《學衡》第十六期上發表了《論學風》一文。他明確指出這種現象是民國以來學校中最難調和的兩種精神的作用，即自由與訓練（或稱責任）的關係問題。有學生和學校管理雙方的責任。首先是對作為教師的要求。他主張：“欲消彌學潮，教職業員方面亦應深自反省，而憬然覺悟。政治社會方面責任之須共同擔負。以此責諸學子，致令犧牲學業，而己則坐觀勝敗，謂之不仁。瞻循顧忌，裹足不前，謂之不勇。不仁不勇，豈能為學子楷模乎？”

    從中國的學術傳統來看，他説“吾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雖經貧窮，守志彌堅。漢申屠蟠所謂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最能形容其精神也。”結合當前學校教育的實際情況，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學校既為研究學術，培養人格之所，一切權威應基於學問道德。事功雖為人格之表現，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尊榮，則應擯之學者思想之外。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從事教育者應持之態度，而亦應提倡之學風也。”

    劉伯明在具體論述了如何辦學和自由與責任的關係後，進一步指出：“學校精神存乎教師學生間。個人之接觸，無論修學息遊，為人師者應隨時加以指導，於以改造其思想而陶冶其品性。不僅以授與智慧為儘教者之職責，準是以觀，則設備、建築，僅必須之附屬物也。即推廣事業，亦僅此精神之表現也。誠以根柢深固，枝葉自茂。不此之務，而以旁騖橫馳為得意。吾恐範圍愈擴大，其距爆烈之時期亦愈近也。反是而致意于個人之感化，精力之涵養，于中而彪于外。君子之道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此之謂也。”

    因此，張其昀在紀念劉伯明的文章中特別強調，要超越所謂“南高”保守和“北大”革新的簡單比較，在不同之處求“真正之學者”共同的“自由之心”：

    自南高師成立以來，北大南高隱然為中國高等教育之二大重鎮。時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語，其説蓋起于胡適之，劉先生嘗聞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謂真正之學者，當有自由之心。“吾人生於科學昌明之世，茍冀為學者，必于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蒐集證據，考核事實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髮現之條件也。”

    紀念南高二十週年時的集體反思

    1935年9月，原南高畢業生，在《國風》出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許多學者寫了紀念文章。在紀念會後，《國風》八卷一期又出一集專刊，詳細將紀念的過程和校友的演講詞刊發出來。

    著名希臘文專家郭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二十週年紀念之意義》一文中認為“南高”的精神是：保持學者人格、尊重本國文化、認識西方文化、切實研究科學。

    吳俊升在《紀念母校南高二十週年》的文章中則強調“南高”的事功。他説：“南高”十年1915（從招生算起）到1925（與東南大學有交叉，將“南高”的學生畢業時間計入），“南高不僅完成了訓練師資的使命，它還盡了孕育文化和造就學術界與事業界各種人才的責任。在這一方面，它可和巴黎的高等師範學校相比。”

    從“南高”精神談到“南高”學風。王煥鑣指出“南高”學風是許多人共同努力所造就的，“先是江易園先生為校長，提倡陽明之學，所聘師儒，多以講求義理實學為事，故其嚴義利之辨，則以事干謁為無恥。明誠偽之分，則以營虛聲為可羞。使舉校之人焉寞焉埋首鑽研于學問而不以外事亂其中。（《譚南高學風》）

    作為植物學家的胡先，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他説南高－東大的物理學、氣象學、生物學、農學為中國之最。“此皆南雍事實求是質樸真誠之精神所表現也”。“南雍精神不僅在提倡科學也。文史諸科，明師群彥，亦一時稱盛。”由南高－東大昔日之盛，他把人文關注投向了現實。他説：“幸今日秉國鈞者，知欲挽救國難，首在正人心，求實是，而認浮囂激烈適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於是一方提創本位文化，一方努力於建設事業。南雍師生二十年來力抗狂潮勤求樸學之精神，亦漸為國人所重視。吾知百世之下，論列史事者，于南雍講學，必有定評。”（《樸學之精神》，《國風》第八卷一期）

    羅家倫將“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作為“中央大學永久的負擔”

    1928年5月，東南大學經兩次易名後，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1932－1941年，原北京大學畢業生，五四運動的急先鋒，“胡適派文人集團”的核心人物羅家倫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這時候，他的大學理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1932年的就職演講是《中央大學的使命》。這位五四運動的青年先鋒，激進的反傳統者和“打孔家店”的同路人，在國民黨革命成功，並成為執政黨之後，從教育的立國之本上，為中國尋求“民族文化”的根的支援。這也是三十年代民族本位文化派所持的基本觀點，以及得到現政權認同的關鍵所在。1932年－1936年間，中央大學教授中的“學衡派”同人因《學衡》雜誌而在清華大學吳宓手中實際上的失勢（脫期和無稿源、無經費，苦撐到1933年7月），而在南京創辦《國風》雜誌。《國風》的出現，實際上是開始了一個“後學衡時代”。

    羅家倫上任伊始，首先強調“要把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認清，從而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他説：

    現在，中國的國難嚴重到如此，中華民族已臨到生死關頭，我們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於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就是負擔起特殊的使命，然後辦這個大學才有意義。這種使命，我覺得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我認為個人的去留的期間雖有長短，但是這種使命應當是中央大學永久的負擔。

    本來，一個民族要能自立圖存，必須具備自己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結晶。羅家倫認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現，而民族文化的寄託，當然是以國立大學為最重要。大學若不負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我們若要負得起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必定要先養成新的學風。於是羅家倫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字作為中央大學的校訓。

    可以説，“誠”是此時中央大學的靈魂，並貫穿在學校的各項工作中。

    八年抗戰，中央大學遷址至四川重慶，弦歌不絕，繼續擔當著為民族培養人才，為祖國倡揚文化的重任。

    讓南高－東大－中大校友自豪的是，1948年中國産生的第一屆81位院士中，有33位是出身南高－東大－中大。

    南京大學承南高精神及學風：“誠樸雄偉，勵學敦行”

    1949年8月8日，國立中央大學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1952年國立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合併，並調整出一些新的學院。獨立的南京大學卓然而立於虎踞龍蟠的江南鍾山。

    1956年，任時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著名哲學史家孫叔平提出了南京大學必須形成自己的學風，他以“嚴謹的”和“自由的”理念作為校風的基礎。同時，南大人，以自強不息，發憤圖強作為自己的內在精神支柱。

    1978年5月，“真理標準”討論的春風在中國大地蕩起。5月11日《光明日報》所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初稿出自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胡福明之手。重“實踐”和求“真理”這本身就顯示了南大精神和學風中的誠、樸、智、勇，也是“南高”精神和學風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揚。

    20世紀90年代，是南京大學的迅速崛起和再度輝煌時期。南大人把“嚴謹、求實、勤奮、創新”作為自己的優良校風和學風。

    如今，始值南京大學百年華誕，南大人回味歷史，繼承傳統，進一步明確了自己“誠樸雄偉，勵學敦行”的校風和學風，並誓志將其發揚光大。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