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博導考博，楊義先生曾在報章上被人們沸沸颺颺了一段時間。仁者智者，各有所見，我不想妄加評論。而另一種楊義現象，卻讓我起了一點對現代文學研究的隱憂。

    前些時，楊義先生曾到河北大學做了一場演講，題為《中國敘事學》。主持人説“楊先生是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大腕兒”。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的演講中，楊先生縱橫捭闔，從《左傳》講到《史記》、《資治通鑒》，從《三國演義》講到《水滸傳》，深入淺出、意趣橫生，頗贏得了聽眾的笑聲與掌聲。而我卻有些惆悵——中國敘事學中無關現代文學。也許是時間有限，楊先生沒能全部展開大著《中國敘事學》中的精彩論述。但楊先生向古典文學研究的轉向卻是事實。《中國古典小説史論》《楚辭詩學》《李杜詩學》，楊先生古典文學研究專著迭出。私下請教時，楊先生説現在治學的興奮點在古典文學，可能不再專門研究現代文學了。

    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這種轉向非唯楊義一人：汪暉走向了思想史研究，趙園沉入了明清知識分子研究……至於向上跨到當代，向下移到近代，學界更是不乏其人。楊義在《心靈對話與歷史理性》一文中談到現代文學研究時説發現了“本學科在科學上存在的某種危機”。我不知道眾多研究者的轉向是不是也是一種危機。作為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偉大轉折的“現代文學”，不僅“該寫出幾本書證明這個學科是一種科學的存在”，而且值得我們後人永久研究下去，一如其他學術領域。

    而有人説“現代文學研究的一流學者，在整個學界只能位居二流”。恕我淺薄，找不出這種偏見的論據。中國老百姓講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在科學研究上，學者水準可有高下之分，而迄今還未見有人把學術研究對象分成等級之説。而且，當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肩住黑暗的閘門”的時候，我想他們是不會考慮自己會被分在幾流的。以文學參與歷史，深切關注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建設，而非個人利害，這正是現代文學的偉大傳統。我想每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也應首先繼承它、具備這樣崇高的品質。

    而且，現代文學雖只短短30年，但我們的許多研究工作都沒有做好，並不是都做完了，沒得做了。一個學科所需的資料整理這個基礎工作，我們做得都遠遠不夠。關於沈從文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就是一個例子。我甚至覺得這資料的整理，以至建立現代文學文獻學這一學科是項刻不容緩的工作。現代文學作為一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而有許多資料在散失、在混亂著，無人清理。因資料問題致使研究産生偏差的並非沈從文一人，比如師陀。卞之琳等眾多前輩都給予其很高的文學史地位，呼籲過出版《師陀文集》，而反應了了。對師陀少有的研究也大多是依據新中國成立後作品的修訂版。楊義先生《中國現代小説史》論述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時，所依據的就不是作品的初版本。

    當然，楊義先生煌煌三卷《中國現代小説史》堪稱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的力作，也幾成為開始治本學科的青年學子的必讀書。但世無完美之作，如能有修訂版問世，該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大幸。我喜愛楊義先生的著述，也由衷欽佩錢理群先生的一生“三不離開”中有一條是“不離開現代文學研究”。

    楊義先生曾于一篇文章中辨及專家之學與通才之學，並論及專家通才化。我的理解是，學術研究要有通才化的專家，而如果只會“通”，通出去忘了回來，也就沒有了通才化的“專家”與“專家”的通才化。如果通才們返回本專業，以通才之學做專家之學，我想會做出更大成績，為我們民族文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