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大公報人中,李純青、楊剛、范長江等人俱為中共地下黨員。與楊、范不同,李氏之長期被論者忽視,大概與人們往往認為他是中共在大公報內安插的“統戰者”,而沒有將他作為一個具有某種“獨立”品格的報人來看待有關。
這種看法無疑非常膚淺。
確實,李純青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讀”。在許多文章中,他是在國共兩黨決戰的最後階段,以“統戰”人物的身份而登場的。李純青自己的回憶文章也證明了這一點。
1948 年深冬,就在大公報駐美特派女記者、地下黨員楊剛突然回到上海,又突然住進王蕓生的公館進行“策反”的同時,李純青“幾度登王公館之門,跟他(指王蕓生———筆者注)深入談心,勸他去找共産黨,卻被他以‘共産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為理由而拒絕”。①
王蕓生的徬徨、苦悶和疑懼,一則是因為他多年來寫了不少抨擊中共的社評,內中尤為甚者,是在重慶談判期間,居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規勸毛澤東“不要另起爐灶”;二則,原大公報社長,時為國民黨政府貴州省主席的吳鼎昌被列入戰犯名單,且“名列前茅”,也不免給人一種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時局的發展,使他的“邏輯”和情感思路慢慢地調適了。李純青寫道:“不久,我又去拜望了王蕓生,極其鄭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請你參加新政協會議’。他驚愕地直視著我,一種絕處逢生的狂喜從心頭衝到顏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但是,“不一會兒又鎮靜下來,輕輕地問:‘你説,是誰邀請我的?’”
“毛澤東主席”,李純青毫不猶豫地向他亮出了底牌。但王仍“沉默良久,顯然不相信”,之後,經他另外向某民主人士打探,“證實此言不虛”,這下,密布在王蕓生心靈深處的徬徨、苦悶和絕望的陰影一掃而光。於是他向李純青明確表示:“甘願接受共産黨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②
大公報人
李純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個“大公報人”,他的文集《筆耕五十年》處處給人以這種印象。他對自己身份的這種強調,無疑蘊涵著諸多難言之隱。
《筆耕五十年》裏有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和《戰後〈大公報〉見聞》。這兩篇文章後來被收入周雨先生主編的《大公報人憶舊》一書中,題目乾脆就叫《為評價大公報提供史實》。
説白了,他是在為《大公報》的立場舉證。
他列舉了大量的事實,為這張“舊中國”最有資格稱得上是“自由主義溫床”的報紙辯誣,並針對那些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自由主義”的人們大聲地宣稱,這種曾一度非常尷尬的“主義”確實在《大公報》那裏存在過。
20世紀60年代,當年的總編輯王蕓生和總經理曹谷冰迫於政治壓力,曾在回憶錄中對《大公報》進行自我討伐,承認有“小罵大幫忙”,或“以小罵達到大幫忙的目的”這檔子事,由此動搖了人們對《大公報》立場的確認。③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被剝奪了言説的權利後,李純青也沒有向《大公報》潑過污水。
李純青是從這樣幾個方面來捍衛大公報的自由主義尊嚴的———
他開篇即寫道:“大公報是一個私營企業,除吳鼎昌以金城銀行等名義,收購英斂之的舊大公報外,沒有從任何地方拿過政府津貼,也沒有得到其他資本家無償的貸款。而且吳投資時只是一個民族資本家,並未做官,他本人也親自參加新聞工作……”④針對有批判者堅持“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機關報”一説,他申辯道:
把政學系和大公報聯繫起來看,就發生了下面幾個根本性的問題:第一,政學系只是幾個人,沒有組織,那麼誰來管它的機關報呢?第二,既然政學系沒有綱領政策,那麼大公報宣傳什麼呢?如何為政學系宣傳呢?第三,對機關報當然要給津貼,可哪個政學系的人給了大公報錢財?第四,機關報要由領導機關來任命人事,大公報哪個人是由政學系派來的呢?⑤
隨後,他又以個人的實際經歷補充道:“第一,不論新聞採訪或評論……所有一切宣傳,幾乎都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的。”又舉例説,1926 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重辦新記大公報,三人相約不得做官,做官則必須脫離該報。因此,1935 年吳到南京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就再也沒有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營了;“第二,大公報內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並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內活動……大公報是無黨無派的報紙,並不是偽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內雖有地下共産黨員,也沒有共産黨組織”;第三,大公報的社評作為該報的靈魂,也是獨立的,“不許極左極右的新聞言論漏過政治篩子”,“編輯權力由中間思想的人執掌”。⑥
他認為“大公報的中心思想”就是張、胡所説的“文人論政或文章報國”,“其主要內涵是新聞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認為“四不社訓”在抗戰時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訓包括政治立場、經營方針及新聞言論的文風作法”均一脈相承。他還極動感情地特別提到1941 年《大公報》得到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贈予榮譽獎章這件大事:“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報的國際地位為世界新聞界承認。這一點,有些中國人卻不太重視。”
他還提醒那些誤解和試圖構陷的人們,“不能把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與擁戴蔣介石、擁護國民黨混為一談。”
他在總結《大公報》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其品格和風範時發現,“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上”——《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不受任何政治勢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場的一個關鍵。
針對《大公報》的幾樁“公案”,如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是否贊成國民黨召開國大和制定憲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總括道:
大公報想走中間路線,這只是幾個人,在一段時間裏,發表過一些文章,並沒有佔大公報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點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義,或者叫做改良主義,在這個人身上是受美國宣傳民主個人主義的影響;在另一個人身上又偏愛著英國工黨路線……總之,這條路線的中軸是既反對國民黨,也反對共産黨。
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有價值的舊事業舊文物及其名稱,多數已得到恢復保存,而大公報在祖國大陸已不復存在……”
自由辨難
李純青是對《大公報》的立場進行過一些理論思辨的。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樣幾篇文章中:《質所謂的新革命運動》、《有沒有一條中道?》、《論中間派及中間路線》和《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評〈自由之路〉》和《評〈理性與民主〉》。這些文章,除《質所謂新革命運動》一文刊發于《大公報》外,其餘的分別刊于1947 年和1948 年的《中國建設》和《創世雜誌》。
與其説李純青寫這些文章,僅僅是作為一個潛伏在社內的中共地下黨員,在暗暗地作“政治宣傳”,毋寧説他是以一個“大公報人”的身份,在明確地表達他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概念模糊”的意見。
在《質所謂新革命運動》中,他對“羅夢冊等十五位先生呼籲促成一個新革命運動”的主張表示質疑,因為這個“新革命運動”是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號召”而發起的。戰後,這個中國出生的司徒大使一直在煞費苦心地尋找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亦即自由主義者,試圖通過他們來“取代”蔣介石的專制體制。這當然是可笑的。更可笑的是,“羅先生等既説‘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又説‘這個革命要超黨派、超宗派’”,而且在“對國共兩黨的認識”上,也明顯擁蔣反共,具有“偏狹黨見”的傾向。雖然他們宣稱在“經濟方面”,“崇尚前進而溫和的社會主義……反對落伍的資本主義,舊型的自由競爭”,但細細看過卻發現“思想並無內容”。⑦
1947 年1月的《有沒有一條中道》和1948 年1月的《論中間派及中間路線》,是李純青認真地從“學術”和現實兩大層面上,對自由主義者所信奉,並急欲實踐的“中間路線”的全面和深入的“證偽”。
首先,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從中國之“中”與中庸之道的關係發微,指出“中”的真實涵義已被曲解、誤解和濫用,然後筆鋒一轉,直指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者”:
現在所謂“無黨無派”者,則自命清高。所謂“第三方面”,稱不偏不倚。流風所及,社會上左右都罵,已成了一種時髦。找中道的人,多數是沒有自己的立場,凡屬左派所是的就不敢是,右派所非的也不敢非,超然於是非之外,混跡于黑白之間,謂之“中”。
繼而,又援引古義,對“時中”、“中位”、“中節”和“中庸”等,作了哲學意義上的尋索,因之形成了他執意要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證偽的一些基本觀點:
一、兩點之間必有一個中點。如果兩點未定,或是移動了,中之為中,便成了問題,故就中的本身來説,是變動的,相對的;
二、中道是有的。但所謂中道,是一條普遍性的真理,天下人皆可行之。並不是專為中間人鋪設的私有道路;
三、獨裁不是中道,中道是民主的;四、徬徨不是中道,徬徨無路;五、中立不中道,有路不走,“立”以待斃,與無路同……⑧
同樣,在後一篇文章中,他不僅進一步深化了自己“證偽”的基本觀點,而且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毫無顧忌地講出了他對“自由主義”的不信任,乃至觀念上的憂怨———
自由主義———這個名詞,多少人借它犯罪,明確的定義本就困難。因自由是舶來品,現在中國講自由也可分為兩派。一派是對美國即對馬歇爾、魏德邁或司徒雷登等説,“我是自由分子”,這個尺度很寬,只要表示一點點意思和執政當局有著出入,便稱為自由分子。外表金粉玉飾,實則敗絮其中,其中可能是軍閥、政客,或官僚等。他們的目的只要美國中意。另一派是英國式的,他們像蝌蚪斷尾一樣,説:“我們的自由尾巴丟掉了,即經濟不要自由,要計劃統制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個性的發展、和平改造及多黨競爭制等。”這是赫克內爾(H. Herkn er)的社會自由主義,19世紀的新自由主義,也是替英國工黨捧場的自由主義。這兩派其結果是相同的,即擁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多黨並存,投靠英美集團,反對蘇聯式的一黨專政和“極權”制度。⑨
李純青的這段話一方面代表了共産黨在政治上對“自由主義”的基本態度,其中對美英“帝國主義”的厭惡,自然怨及其意識形態對中國的“輸入”;而與蘇聯的黨際友好,也自會延伸到對其“制度”的青睞,另一方面,倘若冷靜地分析,則能發現它確也反映了當時的某種“真實”———中國的“自由分子”魚龍混雜,各有隱衷。這裡我們看到,他認可了自由主義的歷史存在,以及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來源,即使他並不喜歡他們。
他接著道:歷史的自由主義是反封建的,從封建處獲得解放……在這個意義上,今日中國並不是不需要自由主義。但像我們前面所説中國現在的自由主義,並不是這種歷史的自由主義,它很矛盾,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又害怕解放。它要從封建獲得解放,又要從社會主義及勞苦大眾的革命獲得解放。它不明白時代不同,是絕對而抽象的對自由抱殘守缺,又將之美化。自由主義者以其是為是,他容忍別人的意見,但並不去了解別人意見為是為非,退出是非之所而自鳴清高,實際上個個自由都有個個自私的目的。⑩
異質的痛苦
李純青和所有的中共知識分子一樣,擅用“辯證唯物主義”來評判一切人物和事物,擅用道德烏托邦的眼光來透視和譏嘲“自由分子”的私德,但是,他無法從中國“自由分子”“行不通”的頑強努力中,從他們慘重的“失敗”中去發現有何不變的價值。
然而,當自由主義在中國沉寂了整整40年以後,李純青卻漸漸從當年“大公報人”的努力中悟到了什麼。作為一個曾嚴厲批評和譏嘲過自由主義和“自由分子”的中共地下黨員,李純青為《大公報》的辯誣是耐人尋味的。
在自由主義風行時,他看到了它的缺點和“不合時宜”;然而,在自由主義匿跡多年,“文人論政”和“小罵大幫忙”都成為絕對的禁忌和大逆不道時,他又隱隱感到了它的好處。
晚年的李純青內心充滿著蒼涼。這種蘊意古老的人生情懷,自然有一種為冤情所淩壓的不平不屈,以及由此所獲得的覺悟。但在筆者看來,隱約中,他也不乏作為一個大公報人的憂憤和傷感,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的蒼涼意緒壘積胸間更甚:
四壁懸崖七尺短,長征萬里盤旋轉。低頭自問輕自喚。天漸晚,家鄰咫尺天涯遠。
狂風落葉飛沙亂,小鳥啁啾瑟縮看。煩愁滾滾衝霄漢,夜長不寐旦復旦。
這首《漁家傲》詞是1968 年9月至1969 年4月,李純青在被隔離審查期間偷偷吟成的。那時,他除了在脅迫下必須交待《大公報》的“反共罪行”,以及他對這些“罪行”所負有的“責任”外,還必須承受來自良心的責難。“劫余身外物,落氵祭回空舟。驚濤任起伏,書卷忘煩憂”———埋首書卷真的就能忘卻煩憂嗎?
李純青無法回答。
○註釋:
①②《大公報人憶舊》,周雨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年,319頁。
③王蕓生、曹谷冰《1926-1949 年的舊大公報》,《文史資料》第25-28輯。
④⑤⑥《大公報人憶舊》,305-307 頁。
⑦⑧《筆耕五十年》,三聯書店1994 年6月,379-381 頁。
⑨⑩同上,390 頁。
李純青(1908 —1990),台灣台北人。1933 年畢業于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曾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閩南分會組織部部長。1936 年赴東京日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1937 年回國後,任香港《大公報》專欄作家,重慶《大公報》、上海《大公報》主筆兼社評委員,天津《進步日報》副總編輯。1941 年在重慶參加台灣革命同盟會。建國後,歷任上海大公報社副總編輯,天津大公報社副社長,臺盟總部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著有《日本春秋》、《獻曝》、《日本問題概論》、《筆耕五十年》等。
《南方週末》200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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