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大公報人中，李純青、楊剛、范長江等人俱為中共地下黨員。與楊、范不同，李氏之長期被論者忽視，大概與人們往往認為他是中共在大公報內安插的“統戰者”，而沒有將他作為一個具有某種“獨立”品格的報人來看待有關。

    這種看法無疑非常膚淺。

    確實，李純青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讀”。在許多文章中，他是在國共兩黨決戰的最後階段，以“統戰”人物的身份而登場的。李純青自己的回憶文章也證明了這一點。

    1948 年深冬，就在大公報駐美特派女記者、地下黨員楊剛突然回到上海，又突然住進王蕓生的公館進行“策反”的同時，李純青“幾度登王公館之門，跟他（指王蕓生———筆者注）深入談心，勸他去找共産黨，卻被他以‘共産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為理由而拒絕”。①

    王蕓生的徬徨、苦悶和疑懼，一則是因為他多年來寫了不少抨擊中共的社評，內中尤為甚者，是在重慶談判期間，居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規勸毛澤東“不要另起爐灶”；二則，原大公報社長，時為國民黨政府貴州省主席的吳鼎昌被列入戰犯名單，且“名列前茅”，也不免給人一種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時局的發展，使他的“邏輯”和情感思路慢慢地調適了。李純青寫道：“不久，我又去拜望了王蕓生，極其鄭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請你參加新政協會議’。他驚愕地直視著我，一種絕處逢生的狂喜從心頭衝到顏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但是，“不一會兒又鎮靜下來，輕輕地問：‘你説，是誰邀請我的？’”

    “毛澤東主席”，李純青毫不猶豫地向他亮出了底牌。但王仍“沉默良久，顯然不相信”，之後，經他另外向某民主人士打探，“證實此言不虛”，這下，密布在王蕓生心靈深處的徬徨、苦悶和絕望的陰影一掃而光。於是他向李純青明確表示：“甘願接受共産黨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②

    大公報人

    李純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個“大公報人”，他的文集《筆耕五十年》處處給人以這種印象。他對自己身份的這種強調，無疑蘊涵著諸多難言之隱。

    《筆耕五十年》裏有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和《戰後〈大公報〉見聞》。這兩篇文章後來被收入周雨先生主編的《大公報人憶舊》一書中，題目乾脆就叫《為評價大公報提供史實》。

    説白了，他是在為《大公報》的立場舉證。

    他列舉了大量的事實，為這張“舊中國”最有資格稱得上是“自由主義溫床”的報紙辯誣，並針對那些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自由主義”的人們大聲地宣稱，這種曾一度非常尷尬的“主義”確實在《大公報》那裏存在過。

    20世紀60年代，當年的總編輯王蕓生和總經理曹谷冰迫於政治壓力，曾在回憶錄中對《大公報》進行自我討伐，承認有“小罵大幫忙”，或“以小罵達到大幫忙的目的”這檔子事，由此動搖了人們對《大公報》立場的確認。③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被剝奪了言説的權利後，李純青也沒有向《大公報》潑過污水。

    李純青是從這樣幾個方面來捍衛大公報的自由主義尊嚴的———

    他開篇即寫道：“大公報是一個私營企業，除吳鼎昌以金城銀行等名義，收購英斂之的舊大公報外，沒有從任何地方拿過政府津貼，也沒有得到其他資本家無償的貸款。而且吳投資時只是一個民族資本家，並未做官，他本人也親自參加新聞工作……”④針對有批判者堅持“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機關報”一説，他申辯道：

    把政學系和大公報聯繫起來看，就發生了下面幾個根本性的問題：第一，政學系只是幾個人，沒有組織，那麼誰來管它的機關報呢？第二，既然政學系沒有綱領政策，那麼大公報宣傳什麼呢？如何為政學系宣傳呢？第三，對機關報當然要給津貼，可哪個政學系的人給了大公報錢財？第四，機關報要由領導機關來任命人事，大公報哪個人是由政學系派來的呢？⑤

    隨後，他又以個人的實際經歷補充道：“第一，不論新聞採訪或評論……所有一切宣傳，幾乎都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的。”又舉例説，1926 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重辦新記大公報，三人相約不得做官，做官則必須脫離該報。因此，1935 年吳到南京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就再也沒有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營了；“第二，大公報內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並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內活動……大公報是無黨無派的報紙，並不是偽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內雖有地下共産黨員，也沒有共産黨組織”；第三，大公報的社評作為該報的靈魂，也是獨立的，“不許極左極右的新聞言論漏過政治篩子”，“編輯權力由中間思想的人執掌”。⑥

    他認為“大公報的中心思想”就是張、胡所説的“文人論政或文章報國”，“其主要內涵是新聞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認為“四不社訓”在抗戰時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訓包括政治立場、經營方針及新聞言論的文風作法”均一脈相承。他還極動感情地特別提到1941 年《大公報》得到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贈予榮譽獎章這件大事：“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報的國際地位為世界新聞界承認。這一點，有些中國人卻不太重視。”

    他還提醒那些誤解和試圖構陷的人們，“不能把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與擁戴蔣介石、擁護國民黨混為一談。”

    他在總結《大公報》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其品格和風範時發現，“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上”——《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不受任何政治勢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場的一個關鍵。

    針對《大公報》的幾樁“公案”，如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是否贊成國民黨召開國大和制定憲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總括道：

    大公報想走中間路線，這只是幾個人，在一段時間裏，發表過一些文章，並沒有佔大公報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點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義，或者叫做改良主義，在這個人身上是受美國宣傳民主個人主義的影響；在另一個人身上又偏愛著英國工黨路線……總之，這條路線的中軸是既反對國民黨，也反對共産黨。

    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有價值的舊事業舊文物及其名稱，多數已得到恢復保存，而大公報在祖國大陸已不復存在……”

    自由辨難

    李純青是對《大公報》的立場進行過一些理論思辨的。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樣幾篇文章中：《質所謂的新革命運動》、《有沒有一條中道？》、《論中間派及中間路線》和《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評〈自由之路〉》和《評〈理性與民主〉》。這些文章，除《質所謂新革命運動》一文刊發于《大公報》外，其餘的分別刊于1947 年和1948 年的《中國建設》和《創世雜誌》。

    與其説李純青寫這些文章，僅僅是作為一個潛伏在社內的中共地下黨員，在暗暗地作“政治宣傳”，毋寧説他是以一個“大公報人”的身份，在明確地表達他對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概念模糊”的意見。

    在《質所謂新革命運動》中，他對“羅夢冊等十五位先生呼籲促成一個新革命運動”的主張表示質疑，因為這個“新革命運動”是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號召”而發起的。戰後，這個中國出生的司徒大使一直在煞費苦心地尋找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亦即自由主義者，試圖通過他們來“取代”蔣介石的專制體制。這當然是可笑的。更可笑的是，“羅先生等既説‘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又説‘這個革命要超黨派、超宗派’”，而且在“對國共兩黨的認識”上，也明顯擁蔣反共，具有“偏狹黨見”的傾向。雖然他們宣稱在“經濟方面”，“崇尚前進而溫和的社會主義……反對落伍的資本主義，舊型的自由競爭”，但細細看過卻發現“思想並無內容”。⑦

    1947 年1月的《有沒有一條中道》和1948 年1月的《論中間派及中間路線》，是李純青認真地從“學術”和現實兩大層面上，對自由主義者所信奉，並急欲實踐的“中間路線”的全面和深入的“證偽”。

    首先，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從中國之“中”與中庸之道的關係發微，指出“中”的真實涵義已被曲解、誤解和濫用，然後筆鋒一轉，直指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者”：

    現在所謂“無黨無派”者，則自命清高。所謂“第三方面”，稱不偏不倚。流風所及，社會上左右都罵，已成了一種時髦。找中道的人，多數是沒有自己的立場，凡屬左派所是的就不敢是，右派所非的也不敢非，超然於是非之外，混跡于黑白之間，謂之“中”。

    繼而，又援引古義，對“時中”、“中位”、“中節”和“中庸”等，作了哲學意義上的尋索，因之形成了他執意要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證偽的一些基本觀點：

    一、兩點之間必有一個中點。如果兩點未定，或是移動了，中之為中，便成了問題，故就中的本身來説，是變動的，相對的；

    二、中道是有的。但所謂中道，是一條普遍性的真理，天下人皆可行之。並不是專為中間人鋪設的私有道路；

    三、獨裁不是中道，中道是民主的；四、徬徨不是中道，徬徨無路；五、中立不中道，有路不走，“立”以待斃，與無路同……⑧

    同樣，在後一篇文章中，他不僅進一步深化了自己“證偽”的基本觀點，而且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毫無顧忌地講出了他對“自由主義”的不信任，乃至觀念上的憂怨———

    自由主義———這個名詞，多少人借它犯罪，明確的定義本就困難。因自由是舶來品，現在中國講自由也可分為兩派。一派是對美國即對馬歇爾、魏德邁或司徒雷登等説，“我是自由分子”，這個尺度很寬，只要表示一點點意思和執政當局有著出入，便稱為自由分子。外表金粉玉飾，實則敗絮其中，其中可能是軍閥、政客，或官僚等。他們的目的只要美國中意。另一派是英國式的，他們像蝌蚪斷尾一樣，説：“我們的自由尾巴丟掉了，即經濟不要自由，要計劃統制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個性的發展、和平改造及多黨競爭制等。”這是赫克內爾（H. Herkn er）的社會自由主義，19世紀的新自由主義，也是替英國工黨捧場的自由主義。這兩派其結果是相同的，即擁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多黨並存，投靠英美集團，反對蘇聯式的一黨專政和“極權”制度。⑨

    李純青的這段話一方面代表了共産黨在政治上對“自由主義”的基本態度，其中對美英“帝國主義”的厭惡，自然怨及其意識形態對中國的“輸入”；而與蘇聯的黨際友好，也自會延伸到對其“制度”的青睞，另一方面，倘若冷靜地分析，則能發現它確也反映了當時的某種“真實”———中國的“自由分子”魚龍混雜，各有隱衷。這裡我們看到，他認可了自由主義的歷史存在，以及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來源，即使他並不喜歡他們。

    他接著道：歷史的自由主義是反封建的，從封建處獲得解放……在這個意義上，今日中國並不是不需要自由主義。但像我們前面所説中國現在的自由主義，並不是這種歷史的自由主義，它很矛盾，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又害怕解放。它要從封建獲得解放，又要從社會主義及勞苦大眾的革命獲得解放。它不明白時代不同，是絕對而抽象的對自由抱殘守缺，又將之美化。自由主義者以其是為是，他容忍別人的意見，但並不去了解別人意見為是為非，退出是非之所而自鳴清高，實際上個個自由都有個個自私的目的。⑩

    異質的痛苦

    李純青和所有的中共知識分子一樣，擅用“辯證唯物主義”來評判一切人物和事物，擅用道德烏托邦的眼光來透視和譏嘲“自由分子”的私德，但是，他無法從中國“自由分子”“行不通”的頑強努力中，從他們慘重的“失敗”中去發現有何不變的價值。

    然而，當自由主義在中國沉寂了整整40年以後，李純青卻漸漸從當年“大公報人”的努力中悟到了什麼。作為一個曾嚴厲批評和譏嘲過自由主義和“自由分子”的中共地下黨員，李純青為《大公報》的辯誣是耐人尋味的。

    在自由主義風行時，他看到了它的缺點和“不合時宜”；然而，在自由主義匿跡多年，“文人論政”和“小罵大幫忙”都成為絕對的禁忌和大逆不道時，他又隱隱感到了它的好處。

    晚年的李純青內心充滿著蒼涼。這種蘊意古老的人生情懷，自然有一種為冤情所淩壓的不平不屈，以及由此所獲得的覺悟。但在筆者看來，隱約中，他也不乏作為一個大公報人的憂憤和傷感，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的蒼涼意緒壘積胸間更甚：

    四壁懸崖七尺短，長征萬里盤旋轉。低頭自問輕自喚。天漸晚，家鄰咫尺天涯遠。

    狂風落葉飛沙亂，小鳥啁啾瑟縮看。煩愁滾滾衝霄漢，夜長不寐旦復旦。

    這首《漁家傲》詞是1968 年9月至1969 年4月，李純青在被隔離審查期間偷偷吟成的。那時，他除了在脅迫下必須交待《大公報》的“反共罪行”，以及他對這些“罪行”所負有的“責任”外，還必須承受來自良心的責難。“劫余身外物，落氵祭回空舟。驚濤任起伏，書卷忘煩憂”———埋首書卷真的就能忘卻煩憂嗎？

    李純青無法回答。

    ○註釋：

    ①②《大公報人憶舊》，周雨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年，319頁。

    ③王蕓生、曹谷冰《1926－1949 年的舊大公報》，《文史資料》第25－28輯。

    ④⑤⑥《大公報人憶舊》，305－307 頁。

    ⑦⑧《筆耕五十年》，三聯書店1994 年6月，379－381 頁。

    ⑨⑩同上，390 頁。

    李純青（1908 —1990），台灣台北人。1933 年畢業于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曾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閩南分會組織部部長。1936 年赴東京日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1937 年回國後，任香港《大公報》專欄作家，重慶《大公報》、上海《大公報》主筆兼社評委員，天津《進步日報》副總編輯。1941 年在重慶參加台灣革命同盟會。建國後，歷任上海大公報社副總編輯，天津大公報社副社長，臺盟總部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著有《日本春秋》、《獻曝》、《日本問題概論》、《筆耕五十年》等。

    《南方週末》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