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不光製造産品，還製造人生。

    生在單位醫院，長在單位的家屬區，上單位的學校，在單位裏就業，找單位裏的姑娘結婚，最後在單位裏退休，單位也會為你念完最後的悼詞……平淡嗎，悲哀嗎，這就是單位；

    生了病可以報銷一些醫藥費，以前單位會實體分房現在會貨幣分房，計劃生育有單位替你操心，過生日有單位送賀卡，過年單位給你發福利，出點事單位也能幫你兜著……幸福吧，安穩吧，這也是單位。

    這些年情況有了些變化，有一些人走出了單位的鑄爐，在社會裏洗去“單位製造”四個字。他們是艱辛還是快樂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過著沒有單位的人生，他們和那些還在單位裏的人互相對視，有時候彼此並不清楚，哪一種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哪一種是適合自己的人生……

    單位內的父親和單位外的兒子

    “謝天謝地，兒子總算進了‘紅色保險箱’了。找到不錯的單位，只要他不犯錯，好好幹到60歲，這一輩子的安然茶飯算是吃定了。”在兒子去上班的第一天，父親彭匈長嘆一聲，覺得死也瞑目了。

    為了給大學畢業的兒子找到這個安穩豐盈的好單位，彭匈動用了他一生的人際關係積累。他覺得這是一個父親天經地義的責任，中國的父母們不都是這麼做的嗎？

    沒上幾天班，兒子死活也不願在“紅色保險箱裏”呆著了，問他要去幹什麼，他説要去流浪、去旅行、去寫作。“我相信這個世界是餓不死人的。”兒子彭超説。

    彭氏父子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征戰的核心是對單位的理解以及由單位引發的對人這一輩子應該怎麼活的爭論：父：“我這一輩子，換了八個單位，但從沒出過國家單位，孩子啊，找這麼個好單位不容易啊，你得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才行！”。

    子：“我痛恨在一個固定單位上班，我討厭單位裏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我也討厭為了一口飯，幹我不喜歡、不感興趣的工作。我還特別痛恨辦公室喝茶、看報、抽煙的生活，痛恨辦公室裏總有一些半老不老的女人，嘰哩呱啦、唧唧噥噥、絮絮叨叨的奶奶經！”

    父：“以我一生的經驗，單位有八大好處，第一有固定工資，安全；第二有崗位津貼和獎金，可以讓你活得滋潤；第三有病能報銷，住院有領導同志的看望；第四可享受病假、事假、公休、探親；第五文化活動豐富多彩；第六有職稱評；第七60歲退休，老有所養；第八死了有人張羅後事，給開追悼會，給發撫恤金。”

    子：“固定單位對於我來説就像一條不合適的褲子，穿上去不知所措。我等著換褲子，等啊等啊，頭髮就白了一半，不久，又白了另一半。最後雞飛蛋打，只得光榮退休。”

    父：“是啊，單位人事關係複雜，煩人，但老婆可以自己選，朋友可以自己挑，同事當然無法選擇。再有矛盾再恨得咬牙切齒，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再説這和單位的好處來比，也是瑕不掩瑜。想想誰會因為這個而貿然辭職？”

    子：“我喜歡自由。我想晚上泡酒吧，兩三點踏著清風回家；我想把午餐當早餐而沒有人記我的考勤，扣我的工資，給我臉色看；我甚至可以開除我自己———去遠方旅行，只要我能掙到足夠的錢，就可以做現代徐霞客。”

    父：“幾十年和單位的同事相處，能處好也是一門學問。我自己是決不會脫離單位的，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

    兒子去了西藏。一去一年，一年後寫出了一本書《浪跡雪域》，從此以自由撰稿謀生。

    父親沒有想到兒子離開單位居然能夠生存，而且能夠生存得不錯。自由寫作自由思考也是父親求而不得的。他在單位呆了30多年，每天寫枯燥的公文，沒想過還會有單位之外的另一種生活。

    時代的變化，就是在父子的人生中間多出了一種選擇。

    兒子説，他感覺自己是一隻鷹，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飛翔。

    父親最後妥協，“好吧，家，是不會逼你出去討生活的，多個人不過多雙筷子。但你想有車，有房子，有更好的生活，我們愛莫能助。”

    背著兒子父親長嘆，他能飛多高多遠？我們百年之後，他活不下去怎麼辦！

    劉聚亭雙手捧著女兒劉震的阜陽市計委的報到證，站在門口戴著老花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後扭過身子，哭了。

    這是他們家出的第一個吃公家飯的人。而且，還是個在阜陽來説最好的單位。

    “我是一個要面子的人，但為了她有個好單位，我恨不得給人下跪。”那時候一家人全部的心思都在這上面。父親帶著禮物出去，如果空著手回來，家裏人就高興好多天，因為又有希望了。

    “找人家，人家沒起床，我就在門口等；人家下班，我就在路上等。”女兒終於上班了，劉聚亭專門到祖墳上去燒了紙錢，放了鞭炮，讓祖上知道劉家有了這樣的大事。

    可劉震還是扔了單位，闖蕩北京。這樣的結果不僅讓父親震驚，也是劉震始料不及的。從每天興衝衝地早早到單位打水打掃衛生到厭倦單位的人浮於事，這個過程並不長。

    我是單位的爸爸媽媽

    “世上只有單位好，沒單位的職工像根草，離開單位的懷抱，幸福哪找。”2001年底攀枝花渡口鋼鐵廠宣佈破産。張玉生把那首歌曲改了詞悲悲涼涼地唱。

    企業破産後，作為總工程師的他每月只能拿150元工資。這倒不是讓他悲涼的主要原因。一個為單位貢獻了一生的人，到老卻成了一個被單位拋棄的人。

    《2001年，我與單位訣別》，這是他寫下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不管在哪個單位工作，我想我都是單位的一員，單位和我是不可分的。一句古話叫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單位這張皮都沒有了，我這根毛還能附在哪？”

    他説他才應該是單位的爸爸和媽媽，因為是先有了他才有了單位，單位是他們這樣的一些人一手建起來的。他是攀枝花最早的一批工程師，在他的手下誕生了一個城市和一個鋼鐵廠，他和他的老伴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五十年。

    “我們從武漢坐火車經衡陽、柳州到貴州安順，再坐汽車到沾益，再坐窄軌火車到昆明，再從昆明坐汽車到攀枝花，路上走了14天，真是危乎高哉行路難！當時就是毛主席説了一句話：‘攀枝花建設不起來，我睡不著覺。’”

    “這裡太荒涼了，連城市的命名都成了問題，當地只有一個水塘、一塊平地、一棵樹，這些都用作了地名———幹巴塘、棗子坪、彎腰樹，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就用公里數來記，什麼49、51。”

    就這樣一個城市和單位高度統一的攀枝花（當時為了保密稱為渡口市）建了起來。在這裡城市就是單位，單位就是城市，所有的人既是這個城市的市民，又是單位的人，沒有一個閒散的人，所以這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1983年，張玉生奉調到渡口鋼鐵廠，在那裏他當了8年總工程師。

    但好好的一個單位怎麼會死呢？在這個市場經濟時代，張玉生不得不學著用市場經濟的眼光來思考一個單位的衰亡。“錢不用操心，國家撥款，活不用操心，冶金部分配；工資少點但月月有；住房、戶籍都不用自己操心。”可是，“這樣一個只有一個小鋼爐，只能生産鑄鐵塊的小鋼廠，硬上項目只能是削足適履。”

    這樣的單位沒了就沒了吧，窩囊地死也比賴活著強。現在張玉生説他是含笑與單位訣別，這應該是一種無奈的笑，一種痛定思痛後冷靜的笑。

    “單位是我生存的家園，是我奮鬥的寄託，是我可信賴的母親，是我精心呵護的孩子，一旦生死離別，尤其是在我年近花甲的時候，頗類於人生三大不幸的老年喪子。其憤懣、迷茫、悲泣、蒼涼可想而知，但當訣別的日子越來越近的時候，我的心中竟揚起微笑，在與單位的關係上，我經歷了多麼漫長的痛苦轉化過程。”

    2001年春節，在成都兒子家打地鋪的張玉生被老伴的夢囈吵醒，身為電氣工程師的老伴夢見張玉生賣鐵為廠裏賺了大錢，渡鋼起死回生，送電開工了，高興得大叫“送吧，送吧”。

    兩位老人無法再睡，感嘆唏噓不已，倣陸游的《五月十四日風雨大作》作詩一首：“僵臥地鋪不自哀，尚思為廠斂大財，夜闌老伴發囈語，送電出鐵入夢來。”

    一隻腳踏在北京一隻腳留在單位

    吳雲保決定辭了北京的工作，打電話給原單位説要回去，但遭到了拒絕。

    “又處在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了。”吳雲保嘆道，“本來人到40歲什麼早就搞掂了，但我40了才跑到這個路口上來，迷茫、猶豫，到底該往哪走呢？”

    吳雲保在銅陵有一個不錯的事業單位，他從大學畢業開始在那裏工作了17年，但他總是感到不能完全融入其中，總是感到不如意，不順心，朋友聚在一起談論的總是外面的世界。

    “我工作的環境，大家關心最多的就是某某提副科了，提副縣了，做官的氛圍很濃，想擺脫都擺脫不了，你本來覺得自己不在乎，可時間長了你會發現你很在乎這個事情。因為在這裡評判一個人的標準只有這個。”

    也就是在一次酒桌上，大家談到了深圳，談到了走與留，最後決定去北京。

    雖然離開之心早已有之，但是決定還是很難做出的，而歲月就在去與留的徘徊當中悄悄溜走。再不走也許就永遠不會有機會了。

    吳雲保撇下下崗3年的妻子和3歲兒子上北京。在單位他請了3個月的事假和3個月的保留檔案期，他將一隻腳邁到了北京，另一隻腳仍留在單位裏。這也是為自己留出一條後路。

    “就這麼回去了？”吳雲保自嘲道。當假期只剩下最後兩天的時候，他辭了北京的工作，這是做決定的最後時刻，如果不回去，就意味著永遠回不去了，而在北京又前途未卜。

    一天吳雲保去郵局寄被子，渴了，把被子放在地上到小攤上買冷飲，撞上了警察。吳雲保穿著大短褲，一副稀鬆的樣子，一開口又是外地口音，警察就開始檢查身份證、暫住證，吳怎麼解釋是被子都不行，好像他抱的是炸彈，非要拉他到派出所。

    “大馬路上走，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這個地方不是商業區嗎？”他的爭辯顯得很無力。

    這是一個無法改變又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對北京來説他永遠都是一個外地人。他的3歲的兒子也許可以在北京生活，但也不會成為北京人，還有他的妻子。而且他們的分開的痛苦還不知要維持多久，這一切要看他在北京混得怎麼樣。

    北京這麼大，這麼好，但這一切與自己又有什麼相干呢？自己只是一個又老又孤獨的打工者。晚上躺在床上吳忽然想到，自己如果獨自租了房子，有一天在房子裏“嗚呼哀哉”了，誰又知道是怎麼回事！“想著想著自己都覺得很恐怖。”

    “回去又能搞什麼呢？也就混了。”吳雲保對回去的生活有著可怕的清醒。

    吳雲保能夠到北京來闖世界在銅陵的年輕人裏大概引起不小的震動，許多人把電話打到北京來，也想著跳出來。

    這天一個電視臺的朋友打電話來，吳雲保就在電話裏勸他：“不要把外面的世界想像得那麼好，不是那麼回事，都是很艱難的。不要想入非非了，快30歲了，出來年齡也遲了。銅陵那個地方也挺好的，除了有時單位有一點窩裏鬥，鬥得你覺得難受，你忍一忍算了，跟未婚妻處好，趕快結婚，結了婚你的心就定下來了。”

    在那樣的單位裏，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時的情景，心真的能定下來嗎？真的那麼好定下來，吳雲保也不會在40歲的時候做出這樣的選擇。

    吳雲保走的時候背著兩個大包，樣子像一個返鄉的民工。他到銀行取走了他在北京的最後的存款，按下的密碼號是001224，這是他來北京的那一天———2000年12月24日。

    回家的第二天，吳雲保就到單位裏去報到，領導眼睛並不看他，手裏一邊翻著報紙一邊説：“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嗎？”“也很無奈。”

    “你回來搞得沒有臉嘛！崗位都滿了，真的沒有崗位了，我跟你説老實話，這要做很多工作，這個事不是一個人説了算的，要研究，在家裏等著吧。”

    吳雲保説他是一個性格剛強的人，不把這些事當事，所以沒有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壓力。他説他每走一步都不是胡來的。

    一個40歲的男人只有做出了仔細的權衡後才會這樣鐵下心來忍受。單位內外兩相比較，單位能夠輕而易舉給你的東西，在單位之外不管你進行怎樣的奮鬥努力，都是掙不到的。這樣的東西你在單位內的時候不覺得重要，而一旦離開單位，它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對吳雲保來説，這些東西實實在在，它是一個家庭生存的必要物質條件、一個人心理的安全感、一個人在社會上必須有的尊嚴。

    吳雲保所面對的生活是殘酷的，這種殘酷就在於他在單位內外看到的都是絕望和無聊。

    一天晚上，他覺得家裏的燈光太暗了，就和妻子吵起來，他責備妻子在該省錢的地方不省，在不該省的地方死省。4歲的兒子突然在一邊叫起來“爸爸小混蛋，爸爸小混蛋”。

    爭吵戛然而止。

    兩個多月工作仍沒有安排，吳雲保的頭髮就在這期間全部都掉了，一根不剩。

    行走于單位之外

    一道高墻就在一個辦公室的兩張桌子之間聳立著，平時這座墻看不見，可到一定的時候它就顯出形來，壓得人不得呼吸。

    梁志堅所在的一個單位要分東西了，領導説，這次正式職工和聘用職工都有份。分的是靈芝，一種人分的是一種精美包裝的大盒，另一種人分的是粗糙包裝的小盒。梁志堅手裏的就是那種小盒。

    “我們幾個聘用的一齣門就大罵，太噁心了，把我們當成什麼了，我們也是靠自己的勞動換得報酬，我們不是要飯的。”這件事傷梁志堅太深。

    “界限是非常明顯的。分房子、升職、評職稱、加薪，這些事你連想都不能想，還有住房補貼、醫療保險全都沒有。就沒有一項待遇是公平的，但是幹活你得比別人多幹許多才行。”

    梁志堅代表了許多人的生存狀況。一個單位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人為設定出了兩個不同的身份，歧視和不平等也就成了公開的現實。在這種現實下，一種人過著衣食無憂、從容不迫的生活，而另一種人必須努力地工作。

    因為原來的單位實在太不景氣，也因為怕在不死不活的單位窩住，為了尋找更好的個人發展空間。梁志堅就選擇了在北京各單位之間的應聘生活。

    當在一個單位無法再幹下去的時候，梁志堅就跳槽到另一家單位，而他在這家單位所作的努力也就算扔了。新的單位又是一個零的開始。梁志堅是那種沒有人會關心他的將來的人，人們只關心他現在還能不能幹。

    漂在單位之外的人永遠都是個漂泊者，他們被夾在單位社會的縫隙裏，努力尋找自己生存的空氣和土壤，生存對他們來説的確不易。

    周雷最苦惱的就是每當他和這個社會的其他成員打交道的時候，不知道用什麼來證明他是誰。

    “人們見面第一句話都是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惟一能給人説的是我叫周雷，我的網上名字叫周潤。然後就只能拿出我的身份證和我的作品。人們就問，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周雷是一個靠網路生存的自由職業者，一個沒有單位的人。他製作電腦動畫，然後賣給別人。

    以一個人去對一家單位，首先遇到的就是一個信譽問題。單位人的信譽都是以單位的公章來證明的，個人沒有這個，就無法建立自己的信譽，在別人質疑的目光中，個人就矮小了許多。

    “做同一個動畫，同一個網頁，一個單位去做和一個個人去做付出的勞動都是一樣的，但價格卻不一樣，他們對個人就會把價錢壓得很低，做完了不給錢也是有的。”

    “你只有出類拔萃，才能建立自己的聲望，你的名字被別人認可了以後你才可能繼續下去。如果你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可能你連見客戶的機會都沒有，別人不會給你時間去聽你講。”

    周雷做自由職業者的5年就是不斷讓人確定他的身份的五年，這是他能否生存下去的大事。

    陳非17歲工作，但一直都沒有單位。“我見到任何人，介紹自己的時候，都會這樣説，你好，我是陳非，自由人。”

    陳非從小喜歡繪畫，17歲來北京考藝術學院，不中，就一直在北京漂著。他幹過十幾種工作，最後做了一名造型師。

    陳非從一個片場趕一到另一個片場，差不多有160多天沒有休息過，每天的睡眠也就是二三個小時，而這些覺也都是在趕往片場的計程車上睡的。現在他養成了一個習慣，一上計程車就往車的左手門那裏靠，那裏有他覺得舒服睡覺的地方。

    “每天都在工作，沒有一天不工作的，最大的挑戰就是身體特別辛苦。每次上車我都希望堵車，”陳非説，“我不知道單位是什麼，我對它從來沒有一個概念，小時候總覺得單位就是一個四方的大院，院墻很高，很神秘。”

    如此拼命工作，是對身體的最大透支，萬一病了怎麼辦？這是陳非工作之外和朋友逛酒吧時時不時就要扯起來聊的話題。朋友説他離開單位的時候身體特好，又年輕，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生病，現在回頭一想，有單位真好，那種安全感是現在怎麼也找不到的。“早知道這樣，我就不出來了。”朋友感嘆。

    “但是我已經在路上了，只有向前，不能停了。”陳非對朋友説，“現在只有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工作，因為我現在不是在拼別人，是在拼我自己。你不拼，你就會不前進，馬上會有人取代你。沒有再一次的選擇機會了。”

    但是因為陳非等人存在，社會多了單位之外的另一種生存，儘管這種生存還有很多艱難。

    《南方週末》200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