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之思的性格是形而上的。王國維曾認為，哲學所追求的真理乃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故有志於哲學者不必忘其神聖之天職而求以合一時之用。他認為我國哲學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哲學家太關注政治。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哲學確實有過於關注道德、政治等現實問題的傾向，對根本哲學問題的思考很少超出經驗的範圍。

    我們知道，20世紀的中國哲學作為現代知識體系下的一門學科，是以西方哲學為基本范型建設起來的，西方哲學以認識論、知識論為基本內容和以邏輯方法為基本方法的學科規範，也影響到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因此，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哲學逐步走上專業化、規範化的道路，表現出比較注重形上之思的特徵。此外，由於近現代的學科分化與社會轉型，哲學不再擔當一切知識代言人的角色而成為專門之學，哲學家也就有可能逐漸由社會的代言者退回到書齋之中而成為專門之家，這又可能促使哲學之思與現實生活的疏離。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近現代中國社會獨特的歷史條件，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沉浸在書齋中去從事哲學的玄思，關注現實、關注民族和文化的命運始終是他們思考的視角之一，甚至是哲學思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馮友蘭在抗戰時期著出“貞元六書”，他在《新原人》的“自序”中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馮友蘭此語，今天讀之，仍使人內心震動，慨然而生豪情，體現了現代中國哲學家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待意識和深切的大眾關懷。

    哲學如果沒有現實關懷就會成為空洞的思維遊戲，而哲學過多地參與現實生活就有可能喪失哲學之思的超越和本真。在這一關係的處理上，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並非沒有經驗教訓可言。改革開放以前的相當長時間裏，中國哲學一度被捲入政治運動之中，甚至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哲學被政治化的結果是使哲學成為非哲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遭受重創，幾盡萎縮。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哲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建設，又出現了實用哲學的潮流。所謂中國哲學與經濟管理、中國哲學與戰略決策、中國哲學與企業文化等等，雖然拓寬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但由於缺乏真正哲學層面的反思和清理，熱潮過去後，並沒有留下多少有價值的成果。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哲學學科本身逐步走向規範和成熟，學科內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密，學科研究日益知識化、學院化。近年來，這一學科表現出與社會生活不斷疏離的傾向，缺乏對社會大眾問題的敏感和思考。

    新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必須處理好書齋裏的形上沉思與面向社會的大眾關懷這一關係學科健康發展和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方向性問題。這一問題涉及到學科建設基本理念的重新審視、學科研究多元取向的展開、學科教育體系的改革等多方面內容。然而，其關鍵在於中國哲學的研究者，能否培養一種新的研究精神與人文關懷。我們認為，這種新的研究精神應該具有客觀、理性、開放、多元的特徵。中國傳統哲學的主體——儒道釋三教哲學，都是主體性哲學，其哲學的基本特徵用牟宗三先生的判斷來説是實踐形上學。作為實踐的主體性哲學，由於其知識論並不發達，其體系具有相對封閉和獨斷的色彩，對其思想的進入也通常需要個體的實踐體認。傳統的學術研究中，這種哲學非常容易使研究者形成一元封閉的主觀認同心態，而缺乏客觀的反思和批判。今天的中國哲學研究者如果沒有對這種傳統研究情景的自覺反省，很可能陷入一種新的封閉獨斷困境，而使中國哲學研究成為遠離思想實情和現實生活的知識獨白。避免這一困境的出路在於，中國哲學的研究者應該培養客觀、理性的精神，通過獨立的思考和分析，對傳統哲學進行批判和探索，將中國傳統哲學所蘊涵的形上之思加以表現和重構，使其所具有的哲學意義和內容以普遍和通適的哲學形式表達出來，提升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水準；同時，也以開放的態度和容納多元文化的胸襟與不同層次的文化和外來文化交流，使中國哲學研究走出遠離思想實情和現實生活的知識獨白的困境，為人類當下及未來的生活提供積極有用的智慧。與這種新的研究精神相伴並在此基礎上生長出的人文關懷，是一種新的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基於理性的思考和多元文化的觀念，不僅關懷學術，也關懷生活；不僅關懷精英文化，也關懷世俗文化；不僅關懷群體，也關懷個人；不僅關懷民族，也關懷世界。

    可以肯定，中國哲學的學術進步與人文關懷的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一定會使中國哲學的發展有新的突破，取得新的進步，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

    《光明日報》200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