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問世，即從正面闡明歷史可供現實借鑒這一古今顛撲不破的至理。而且從這部史籍的命名也清楚地表明，纂修史籍是給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參考之用的。近年以來，“以史為鑒”一語常用之於外交辭令，警告昔時某些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們能從過去歷史中汲取慘痛教訓，不要重蹈覆轍。這原是一句好話。不過我最近讀了幾本雜書，反而對這句話是否真能起到作用有點持懷疑態度了。

    例如新納粹分子在歐洲又有所抬頭，他們是否能以希特勒的最終垮臺為“鑒”呢？又例如有人替軍國主義者的亡靈招魂，不承認屠殺鄰國幾十萬無辜人民是犯罪，進而不惜在教科書中改竄史實。具有這樣心態的國家統治者，他們是否肯“以史為鑒”呢？再往小範圍裏説，當年周作人出任日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他的胞侄和姨甥周豐三竟以自殺抗諫（豐三是周建人先生之子，其母是周作人之妻的胞妹，即親姊妹做了親妯娌，事見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周作人是否引為鑒戒，幡然悔悟了呢？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周海嬰憶述了自許廣平先生的猝然病逝，直至十年浩劫結束，進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階段，其遭遇仍屢經坎坷（如版稅問題、兒子婚姻問題）。時至今日，又有誰曾向海嬰承認錯誤，公開表示過歉意呢？與此相反，倒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後，1976年“文革”正式宣佈結束之後，許多被迫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長期心有餘悸，至今猶不敢實話實説。這是因為多數老百姓總感到自卑，明知人微言輕，生怕有朝一日再度挨整，才如此汲取教訓，“以史為鑒”的。由此可見，有些人是從來不肯、也不屑于“以史為鑒”的；而懂得“以史為鑒”的，卻往往是那些從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於是“以史為鑒”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標準和“兩種不同”的理解。這正應了杜牧在《阿房宮賦》結尾處説過的話：“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