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問世,即從正面闡明歷史可供現實借鑒這一古今顛撲不破的至理。而且從這部史籍的命名也清楚地表明,纂修史籍是給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參考之用的。近年以來,“以史為鑒”一語常用之於外交辭令,警告昔時某些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們能從過去歷史中汲取慘痛教訓,不要重蹈覆轍。這原是一句好話。不過我最近讀了幾本雜書,反而對這句話是否真能起到作用有點持懷疑態度了。
例如新納粹分子在歐洲又有所抬頭,他們是否能以希特勒的最終垮臺為“鑒”呢?又例如有人替軍國主義者的亡靈招魂,不承認屠殺鄰國幾十萬無辜人民是犯罪,進而不惜在教科書中改竄史實。具有這樣心態的國家統治者,他們是否肯“以史為鑒”呢?再往小範圍裏説,當年周作人出任日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他的胞侄和姨甥周豐三竟以自殺抗諫(豐三是周建人先生之子,其母是周作人之妻的胞妹,即親姊妹做了親妯娌,事見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周作人是否引為鑒戒,幡然悔悟了呢?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周海嬰憶述了自許廣平先生的猝然病逝,直至十年浩劫結束,進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階段,其遭遇仍屢經坎坷(如版稅問題、兒子婚姻問題)。時至今日,又有誰曾向海嬰承認錯誤,公開表示過歉意呢?與此相反,倒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後,1976年“文革”正式宣佈結束之後,許多被迫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長期心有餘悸,至今猶不敢實話實説。這是因為多數老百姓總感到自卑,明知人微言輕,生怕有朝一日再度挨整,才如此汲取教訓,“以史為鑒”的。由此可見,有些人是從來不肯、也不屑于“以史為鑒”的;而懂得“以史為鑒”的,卻往往是那些從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於是“以史為鑒”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標準和“兩種不同”的理解。這正應了杜牧在《阿房宮賦》結尾處説過的話:“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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