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由於江青的清算黑畫家運動，我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為了躲避風頭，我在1976年1月參加了弔唁周總理的活動之後，直到1978年暑假才回國。“四人幫”的倒臺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我們在國外的感覺也是一樣。在這種形勢下，我想趁此次回國的機會做一些在“四人幫”時期難以做到的事。我向接待單位提出了兩項請求，一是採訪當年所有受到“四人幫”迫害而今仍然健在的作家、藝術家，二是希望到西藏去看看。

    在北京一下飛機，國際旅行社的老朋友寇至中就告訴我兩個要求都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批准，同時還遞給我一張請柬——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當晚要在北海倣膳請我吃飯，同時邀請了三十多位作家、藝術家作陪。這一安排令我喜出望外，使我深切地感到打倒“四人幫”以後的北京確實是形勢一派大好。

    北海的倣膳我以前只是在梁實秋寫的有關北京的散文中見到過。據説“文革”期間，“紅都女皇”江青曾下令關閉北海，不許老百姓遊玩，把倣膳變成了專供江青小吃和午睡的地方。

    當晚到場的人中除主人林默涵外，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吳作人、李可染、蕭淑芳、趙丹、張瑞芳……真是群星燦爛、滿壁生輝。吳作人和李可染兩位先生曾因我的一篇文章而受到株連，如今見到他們，使我覺得感愧交集。這次回國，我取道巴黎，特地買了兩瓶最好的葡萄酒敬送給他們，聊表我的歉意。

    倣膳的菜肴果然名不虛傳，但那天我並未記得我吃了些什麼，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大師們的言論風采。那晚我們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前，曹禺先生坐在我的右手。我定睛審視這位天才的劇作家，發現他滿面黑斑，表情也不甚明朗，和我記憶中的曹禺頗不一樣；夏衍先生瘦骨嶙峋，行動不便，令人隱隱生出憐惜之情；趙丹也在談笑風生之間現出老態。據説他們都是剛剛從“牛棚”中放出來的，劫後余生，還能復出活動，真乃文藝界之福，國家之福。飯後走出倣膳，閒步長廊橋頭，荷塘月色，如詩如畫。李可染先生對我説：“北海風光真不錯，要不是沾你的光，我們怎麼能進得來。”當時國內很多禁區剛剛開放，北海重新成為人民的北海，這些文學藝術大師們也獲得了新生。

    曹禺是一位光耀文壇的巨子，是中國的莎士比亞。我讀過曹禺的劇本，也演過其中的角色。他的劇本讀來、演來都讓人過癮，而曹禺本人讓人覺得可親可敬。在他的劇本中總是營造出一種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悲歡離合的氛圍：《雷雨》的爆炸，《日出》的希望，《原野》的抗爭……中國最早的職業演劇團——唐槐秋、唐若倩父女二人組織的中國旅行劇團，把這三齣戲稱為“救命戲”，每當劇團經費吃緊的時候，馬上上演這三齣戲中的任何一齣，立刻就會場場爆滿，使他們度過經濟難關。

    曹禺的作品在美國沒有譯本，老捨得《駱駝祥子》不但有英譯本，而且還是暢銷書。訪美之行結束後，曹禺先生回國，老舍先生還在美國多待了一個月。這期間，國內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有人就勸老舍留在美國，但老舍堅持回國迎接解放，他做出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出於愛國，但其中也有若干成分是他在美國看到許多朋友在美國的生活情況，他覺得受不了孤懸海外的寂寞。從我自己日後的親身體會來看，老舍先生確實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惜後來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死於非命，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痛心之事。

    老捨得結局令人嗟嘆，曹禺的遭遇也是死去活來。那天他到北京飯店來看我，面對著這位多年來我衷心崇拜的戲劇大師，我激動得簡直説不出話來。和第一次見面相比，他顯得輕鬆了許多。談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他承認，當他每天被迫掃大街做苦工、被紅衛兵指著鼻子臭罵他的作品全都是垃圾的時候，他確實産生了動搖，覺得自己的作品一無是處。

    我們第一次在倣膳見面時，他剛剛走出“牛棚”不久，晦氣尚存，情緒低落，跟我談話的時候不斷地扭著手指，他説這是為了防止骨節僵化。一年後我們再次相見時，他簡直判若兩人，我真是不敢相信眼前的曹禺就是一年以前的那個曹禺。那天我們應邀觀看他的劇作《王昭君》，幕間休息時他從後臺走出來邀請我們到休息室去喝茶。他步履矯健，滿面紅光，臉上的黑斑完全消失了。他興高采烈地把他的新夫人李玉茹女士介紹給我們認識，從他的變化使人看到心理狀態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

    以後每次到北京我們都約時快聚。有一天我們同遊長城飯店夜總會，他竟一時興起伴隨著搖滾樂翩翩起舞，直到午夜方才離去。還有一次，在上海，我們應曹夫人之邀到他們家裏去吃晚飯。曹先生風趣地説，上海是他的“行宮”，他經常往返于京滬之間，享受一下“小別勝新婚”的甜蜜生活。我們在一起相處時，他總有許多講不完的笑話，他的誠懇和天真贏得了大家的喜愛。

    有一次我向曹先生索求墨寶，他不但慷慨應允，而且裱好後親自送來。他給我寫的兩句話是：“一點浩然氣，快哉萬里風。”第一句是誇我有名副其實的浩然之氣，實為過獎，第二句是説我不斷地在太平洋兩邊飛來飛去，一次來回就鵬程萬里，豈不快哉。他的墨寶秀麗溫厚，字如其人，拜收墨寶之後我開玩笑地説，我對他寫的第一句話有點兒不滿，他連忙問我不滿在何處，我笑道：“你為什麼不大大方方地捧我一下，説我‘渾身浩然氣’多過癮，為什麼説我只有‘一點浩然氣’呢﹖”他搖頭晃腦地操著京白對我説：“閣下有所不知，倘若我道你有渾身浩然氣，你不成了妖怪了嗎？説你有‘一點浩然氣’，豈不更瀟灑、更高雅。閣下以為然否﹖”我當然連呼“高明”，然後我們就像京戲場面上的大笑一樣“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不久我聽説他應邀訪美，日程上列有康州。聽説他到達耶魯，我馬上跟他取得了聯繫，想約他便餐小聚。不料他從早到晚日程排得滿滿的。無奈之下，我心生一計，打電話問他：“我請你睡午覺成不成？”他欣然接受。他和英若誠準時到來，認認真真地在舍下小睡了半個小時，然後説要趕赴下一個約會。這一次的相見，時間雖短，但使我感受到了他鄉遇故知、略盡地主之誼的愉快。

    我問他訪美的感想，他給我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説有一天美國最紅的劇作家、著名性感明星瑪麗蓮夢露的丈夫阿瑟米勒請他吃飯，米勒的代表作是《推銷員之死》，由英若誠翻譯成中文後被搬上了中國舞臺。米勒駕車到紐約去接他，然後開往米勒在鄉下的別墅去用餐。車子在大片樹林草地轉机了好一陣子，還沒到米勒的住處，他問米勒何時才能到，米勒説：“十分鐘前已經進了我的莊園。”説完這個故事他幹笑了兩聲，然後自言自語地説：“希望中國作家以後也能有這樣的氣派……”

    後來他就常常進醫院，我們偶爾見面時也看不出有明顯的病態。我詢問他的病情，他開玩笑地告訴我，他進醫院一半是為了養病，一半是為了躲避應酬。有一年“三八”婦女節，我在報上讀到了他寫的一篇紀念短文，十分精彩，我打電話向他道賀，他説這是他的由衷之言，他真的覺得婦女偉大。他對男人的看法也很精闢，他在一本劇作中寫道：“男人是什麼猴兒相，女人知道得最清楚。”

    他從醫院進進出出好幾年，有一年我在美國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他去世的噩耗，傷心之極。我覺得這位偉大的戲劇大師永遠不會死，他的劇作將流傳百世，他的英名也將流芳千古。

    採訪趙丹和張瑞芳，就好像讀了一遍中國電影、戲劇發展史。趙丹是一位全能的表演藝術家，直到今天，中國的影劇界好像還很少出現像趙丹這樣的優秀演員。張瑞芳和趙丹相隔一代，她代表的是隨著抗戰的開始而冉冉升起的新一代明星。我見到張瑞芳時的第一句話就是：“您是我的夢中情人。”這是一句實話。多少年來，我心目中最喜歡的女性就是張本人以及她所扮演的女學生型的人物。

    趙丹和張瑞芳到北京飯店來看我，接受我的採訪。我懷著迎接大明星和“夢中情人”的激動心情接待了他們。他們顯得平實、慷慨、隨意，毫無大明星的架子。作為一個多年的戲劇愛好者，我有滿腹的問題要向他們提問，他們也有説不完的親身經歷要向我傾訴。我惟一擔心的是時間不夠，怕不能暢所欲言，因此一見面我就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做一次竟日、通宵、不完不散的馬拉松式長談。趙丹説：“既然上了賊船，就聽你擺布吧。”那天我也準備好足夠的錄音帶把我們的談話錄下來。

    説到中國電影的發展史，趙丹如數家珍。從手搖放映機放映的黑白無聲電影開始，然後是《火燒紅蓮寺》、《兒女英雄傳》等武俠影片，以及由張恨水的言情小説改編成的《啼笑姻緣》等故事片。當時曾有一部催人淚下的描寫母愛的電影《人道》轟動一時，片中的主題歌成了流行歌曲。説到此，我和趙丹不禁一同唱了起來：“人皆有父，你我獨無……”接下來就是《漁光曲》、《十字街頭》、《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畢業歌》……一首又一首，我們不停地唱著。

    談到江青的樣板戲，趙丹的措辭十分激烈，他不但提出了強烈的批評，而且還激動地站起來連比劃帶説地給我示範，他説樣板戲有三個基本動作：一是雙臂高舉，兩眼渴望著天空中的紅太陽；二是兩手捧著心，激動無比地高喊著“敬愛的”這個那個；三是兩指兇狠地直指地面，怒目圓睜，口中大吼：“階級敵人……”

    關於江青，他好像有説不完的話，但是又不願意多説，不過對我提出的問題都進行了正面回答。

    我們的長談從下午三點睡過午覺開始，一直持續到午夜，真是暢所欲言、痛快淋漓。送走了他們，我仍然興奮不已，拿出一大堆錄音帶來打算欣賞一下今天的豐厚收穫。我拿起一盤錄音帶，放進機器，一聽——什麼都沒有遍試各盤，還是什麼都沒有。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居然沒錄上。我急得在屋裏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自怨自艾也無濟於事，只有等到第二天跟趙張二人聯繫上共商對策。

    一覺醒來，連忙給趙丹打電話：“本家，我犯了一個錯誤，不可饒恕，您猜是什麼事？”

    “別賣關子了，大不了是沒錄上。”

    他口氣輕鬆，一下子就猜中了是怎麼回事。我大大地自責了一番，問他該怎麼辦，他還是輕鬆地回答：“咱們再來一遍。”

    多瀟灑！多痛快！多夠朋友！

    我們約好第二天再來一遍，就像趙丹所説，第二遍是正式演出，效果果然更好，使我和這兩位藝術家一起又過足了一遍戲癮。

    比張瑞芳成名更早的是住在上海的白楊。我和白楊認識，但夠不上朋友，只能算是她的崇拜者。在抗戰期間的重慶，她的演出我場場不誤，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屈原》。《屈原》演出的第一天，我先在前臺看戲，後到後臺採訪。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劇作家郭沫若特別興奮，幕落後我同郭老一起登上後臺，演員們和舞臺工作人員立刻把郭老圍在中間。尚未卸粧的白楊當時還是個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跑到郭老面前要求郭老題字留念，郭老興致勃勃地揮筆在一張海報上寫下四個大字：“我愛白楊”，博得白小姐和後臺人員的歡呼鼓掌。

    解放後，白楊住在上海的丁香花園，有一次她約我到她的家裏去吃晚飯，使我看到了這位大明星作為平凡的家庭主婦的真實一面。她的先生腿腳不便，她把坐在輪椅中的老公伺候得舒舒服服，令人艷羨不已。她當時正在準備出演《國母傳》中的宋慶齡一角，墻上懸挂著一張她扮演宋慶齡的化粧照，不知這部影片後來是否拍成上演了。

    那次在她家裏吃飯，閒聊非常盡興。談話中她好奇地問我，每次回國住賓館，一住就是幾個月，“不膩不想家嗎﹖”我隨口答道：“每個人都有家，誰能一輩子住旅館。”她聽了驚異得大叫起來，“哎呀，你怎麼會記得《日出》裏陳白露的臺詞”陳白露是被白楊演活了的一個一年四季都住在旅館包房中的上海交際花。我曾經演過和陳白露對口的潘經理，所以兩個人的臺詞我都記得滾瓜爛熟。我們當即興高采烈地在飯桌上演了一段對口戲，眾人聽了皆拊掌叫好。

    據説《日出》的作者曹禺對許多扮演過陳白露一角的演員都不甚滿意。我自己沒有看過解放後排演的《日出》，在我的記憶中，白楊表演的陳白露稱得上是絕響了。

    上海相聚之後，有一次又意外地在東京機場見到了白楊。當時她正飛往舊金山出席《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紀念演出，同行的還有司徒慧敏夫人和青年女演員潘虹。我遠遠地看到她們三人挽著臂膀從候機廳裏走出來，兩代人傑，正代表著中國新老藝術家們仿佛一江春水般地向著更加寬廣的海洋奔騰而去。　

    《書摘》200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