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3日晚上，丁玲的愛人馮達9點多才回到家中。他的神色有些慌亂，不等丁玲問，就急忙告訴丁玲説，他們的住所可能被特務盯上了。

    當天晚上，馮達去看兩位《真話報》通訊員，他在他們住室的窗下喊了兩聲，無人回答，卻看見屋子裏燈光搖晃，有雜亂的腳步聲，馮達感覺情況很可疑，急忙掉轉頭往回走。回到家門口用鑰匙開門時，他看見馬路對面影影綽綽有個人。當時，丁玲是左聯黨團書記，馮達則在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工作。這年年初，他們剛剛把家搬到公共租界虹口昆山花園路7號，這裡是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第二天，丁玲要去正風學院參加文藝小組會議。馮達不放心，還要去看那兩位《真話報》通訊員。早8時許，兩人離家時約定，中午12時前一定回家。到時如果一人未回來，另一人要立即離開家。丁玲為防萬一，去正風學院前，特意繞道去左聯黨團成員穆木天、彭慧家，把昨晚的事情告訴他們，並説如果下午自己不來，就可能出了問題。中午，她11時半回到家，沒有看到馮達。她正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真話報》總編輯潘梓年來了，他很從容，拿起桌子上的一份《社會新聞》看了起來。丁玲看到他那沉著的樣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突然，樓梯上響起一陣雜亂的腳步聲，門“砰”地被推開，特務馬紹武等三人闖入屋內。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逮捕他們的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系統的便衣。

    整整50年之後，丁玲才知道，當年如果國民黨中統特務不抓她，戴笠為頭子的國民黨復興社特務也會把她抓走，她已經處在雙重監視之下，註定了在劫難逃。有趣的是，當她得知這一消息的時候，她竟然和50年前要逮捕她的復興社特務坐在一起開會，而且他們之間互相問候，友好交談，書信往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歷史和他們開了一個玩笑。

    丁玲説沈醉“這本書寫得好”，沈醉動情了，用手帕擦眼淚。

    1983年秋天，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全國政協禮堂的一個會議室裏，氣氛熱烈，文化組的政協委員們在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文化組的組長是丁玲，此時她正在發言。丁玲善談，講起話來思路開闊，她講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以説明改革開放的偉大：“……要不是三中全會，要不是鄧小平、胡耀邦出來主持工作，大膽地撥亂反正，我們可能要右派到底，這輩子沒有出頭的日子，沒有申冤的機會，所以，我感謝黨，感謝三中全會的英明決策。”由自己的命運，她又講到另一個人的命運：“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是沈醉寫的《我這三十年》……”。

    這句話一齣口，屋子裏邊頓時有了一些響動，有人輕聲議論，有人則把目光投向一側，那裏坐著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雙手拄在一根拐杖上，正在專心致志地諦聽。他就是政協委員沈醉。他想要聽聽丁玲會説些什麼。

    丁玲接著説下去：“這本書寫得好，寫得真實，特別是把思想改造的過程寫得很具體，很生動，讓人看到我們黨的工作人員在執行黨的政策、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準。”丁玲掃視會場，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説：“過去我恨你們這些人，把你們看作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現在看到你們改造得這麼好，我很受觸動，也改變了我對你們的看法。我也很羨慕你們，在你們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有那麼多黨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給你們溫暖。我認為中國共産黨就是應該像太陽一樣，給人以溫暖……”。

    丁玲講得很動情，沈醉聽得也動了情，他摘下眼鏡，用手帕擦拭著眼睛。屋子裏安靜下來，委員們看到了這兩個老人之間的一種溝通和交流。但是許多委員並不知道，50年前，這兩個人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他們之間，曾經有一場即將發生而終未發生的生死搏鬥。

    會散了，人們陸續走出會議室，沈醉卻坐在那裏沒有動，丁玲也坐在那裏沒有動。最後，屋子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沈醉站了起來，拄著柺棍慢慢向丁玲走過去，衝她深深施了一個禮：“書出來以後，我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諒我，沒想到您先看到書了，……過去我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也對您犯下了罪，……”話語中溢滿懺悔之意。丁玲連連擺手，打斷他的話：“這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們不是已經走到一起來了嗎？我希望你多寫，把你的經歷都寫出來，也歡迎你到我家裏來作客。”

    《我這三十年》是沈醉寫的一本回憶錄，那年春天剛剛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記述了沈醉在全國解放以後，作為一名戰犯，與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和秦城農場認真接受改造，獲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經過，還寫了他在“文革”中間遭受“四人幫”迫害的遭遇，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再次新生。湖南人民出版社經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書寄贈丁玲，所以她看到了這本書。

    沈醉接受丁玲的邀請，但沒去，卻寫給丁玲“請罪書”。

    丁玲邀請發出去了，但是沈醉沒有來。是內心裏負疚太重，還是擔心丁玲並不真正歡迎他？

    第二年春天，丁玲的《訪美散記》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裝幀印刷都很漂亮，她購買了一些，簽名送給親朋好友，其中也有沈醉先生一本。

    意外地收到丁玲的贈書，沈醉十分感動——丁玲確實是豁達之人。他想起上次在政協禮堂和丁玲的幾句對話，有些話還沒有來得及説，有些事情他還想告訴丁玲，他覺得如果不這樣做，就對不起丁玲。於是，他給丁玲寫了一封信：

    丁玲大姐：

    謝謝您賜贈的大作，連讀了三遍，對我明年去美、加等地探親訪友啟發很大，謹此致謝。

    我應噹噹面去向您請罪，因怕您太忙和不會寬恕我，所以一直想去而沒有去。您抗戰前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時，住在法租界，我便是軍統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我的小組每週都要彙報一次監視、跟蹤您的情況。不過後來您被逮捕，是中統上海區負責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遲一點我就要動手了。

    還有一個情況要向您彙報：“四人幫”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我，説您被捕而沒有送到雨花臺去，是您叛變了。我堅持是由於您相當有名（不是您説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除了有許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您是一個女青年作家，這樣就有很多人同情您。反動派比之“四人幫”雖同樣兇狠殘暴，但還有一點點不同，就是對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隨便殺害，是有八個字的原則，即怕：“社會輿論、國際影響”。當我把這一具體情況反撥（駁）謝靜宜等“左”字號頭頭時，她們竟對我狂笑幾聲：“你們過去橫行不法，在我們看來微不足道。瞧！我們連什麼主席、元帥……等都不在話下。”我除表示自愧不如外，真是使我啼笑皆非。説説這些，讓您笑一笑吧！專此並請

    近安！

     　 　 　 　 　 沈醉頓首

    　 　 　 　 　 　24／6

    軍統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所以準確地説，當年沈醉所在的特務組織是軍統的前身國民黨復興社。但這封信讓丁玲了解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在30年代初期的上海，嚴密地監視、跟蹤丁玲，隨時隨地想要扼殺左翼文化運動的，不止一個特務組織，各組織之間爭相以抓捕革命人士邀功爭賞。第二個，丁玲被捕以後未被殺害，一個重要原因是她“相當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國民黨反動派迫於“社會輿論，國際影響”而未敢下手。第三，“文革”時期，“四人幫”繼續對丁玲進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承認丁玲叛變過，沈醉先生堅持實事求是，反而受到謝靜宜等人的奚落嘲笑。

    “文革”中沈醉憑良知説真話，使丁玲的所謂變節行為真相大白。

    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寫道：由於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間，大量所謂“專案組”找他外調，5年間寫過一千多份證明材料。他懂得，一份材料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抱定一個宗旨：決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樣，無中生有，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他的進步，也是他認真改造自己的成果。沈醉在30年代為虎作倀，險些害了丁玲，卻又在“文革”期間的60年代，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幫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彌補了自己的過。

    這封信6月26日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時不在北京，她應廈門大學之邀，正在鼓浪嶼療養。月底她回到北京，但很快就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在7月4日住進協和醫院。讀了沈醉先生的信，她知道了一些過去並不知曉的事情，這對於她正在寫作的長篇回憶錄《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有所幫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組部《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徵求意見稿，這個文件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在8月1日由中央組織部正式頒發，文件澄清了有關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歷史的種種謠言，徹底地還她一個清白。

    再後來，丁玲就深深陷在創辦《中國》的煩瑣複雜的事務糾葛之中。她想要回復沈醉先生的一封信，終於沒有寫成。

    丁玲逝世後，我為了寫《丁玲的故事》，曾經在1986年10月11日，隨同陳明去拜望了沈醉先生。

    沈先生住在政協宿舍一個普通的單元樓房裏，他黑紅的臉龐，花白的頭髮，雖然是70多歲的人，但看上去身體很好，只是茶色鏡片後，隱約可以看到一隻受傷的眼睛轉動時不很靈活。他笑容可掬，熱情地招呼我們入座，儼然一副學者風範。我不禁想：難道這就是國民黨裏有名的軍統大特務？

    沈先生嗓音洪亮，非常健談。一見面就再三向陳明説：“我非常感謝丁玲，她在政協會上發言，談《我這三十年》這本書，使我得到解脫，得到理解，我很感激她。”

    我們説明來意，希望沈先生介紹一些30年代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活動情況。老人略微沉思一下，談起了往事：

    30年代，我是國民黨軍統駐上海法租界的組長，丁玲住在法租界，我們這個組一共有十幾個人，其中有兩、三個人專門負責盯視她。那時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聯成員，很活躍，也很紅，在讀者中，特別是一些進步青年讀者中間影響很大，所以國民黨很注意她，很恨她。但是我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産黨，也不知道她在左聯裏邊的具體職務，監視她的目的就是掌握這些情況，在適當的時機逮捕她，破壞共産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宋慶齡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視過。魯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視過，他用毛筆寫字，寫完後往竹椅上一躺，抽煙。魯迅、宋慶齡、丁玲，還有許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單上。後來丁玲是被CC抓去的。CC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當時CC的勢力比我們軍統勢力大。如果他們晚一步，我們就會下手，把丁玲抓走。

    我們向沈醉先生介紹説，粉碎“四人幫”之後，丁玲的所謂歷史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解決，有的文藝界高層人士堅持認為丁玲被捕以後有變節行為。沈先生對此感到很驚訝，難以理解，他説，“丁玲同志未被殺害，絕不是因為她自首、叛變。她如果自首叛變，我們這些人不會不知道。她沒被處死，完全是因為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很大，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還有外國人的聲援，國民黨反動派怕把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她怎麼還為了這個歷史問題吃了那麼多苦頭？”從這個話題他又引申開，談到：“在抓到顧順章之前，國民黨對共産黨是抓一個殺一個，那時抓到向警予，她在共産黨內的地位那麼高，都讓國民黨反動派給殺了。抓到顧順章後，他説，別殺我，我可以幫你們抓到成百成千的共産黨，他們的地址姓名我都知道。後來按照他提供的名單，果然抓到不少共産黨。這之後我們就開始利用叛徒。叛徒的作用比特務大，比如劉國定，就是《紅岩》裏邊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他一叛變，對重慶地下黨破壞很大，抓了很多人。本來江姐已經到了萬縣，又被抓到了。”

    如今，兩位由仇敵變為朋友的老人都已作古，他們的這一段交往，成為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小插曲，流入浩瀚的歷史中。 （本文作者為原丁玲秘書）

    摘自《世紀》2002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