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3日晚上,丁玲的愛人馮達9點多才回到家中。他的神色有些慌亂,不等丁玲問,就急忙告訴丁玲説,他們的住所可能被特務盯上了。
當天晚上,馮達去看兩位《真話報》通訊員,他在他們住室的窗下喊了兩聲,無人回答,卻看見屋子裏燈光搖晃,有雜亂的腳步聲,馮達感覺情況很可疑,急忙掉轉頭往回走。回到家門口用鑰匙開門時,他看見馬路對面影影綽綽有個人。當時,丁玲是左聯黨團書記,馮達則在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工作。這年年初,他們剛剛把家搬到公共租界虹口昆山花園路7號,這裡是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第二天,丁玲要去正風學院參加文藝小組會議。馮達不放心,還要去看那兩位《真話報》通訊員。早8時許,兩人離家時約定,中午12時前一定回家。到時如果一人未回來,另一人要立即離開家。丁玲為防萬一,去正風學院前,特意繞道去左聯黨團成員穆木天、彭慧家,把昨晚的事情告訴他們,並説如果下午自己不來,就可能出了問題。中午,她11時半回到家,沒有看到馮達。她正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真話報》總編輯潘梓年來了,他很從容,拿起桌子上的一份《社會新聞》看了起來。丁玲看到他那沉著的樣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突然,樓梯上響起一陣雜亂的腳步聲,門“砰”地被推開,特務馬紹武等三人闖入屋內。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逮捕他們的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系統的便衣。
整整50年之後,丁玲才知道,當年如果國民黨中統特務不抓她,戴笠為頭子的國民黨復興社特務也會把她抓走,她已經處在雙重監視之下,註定了在劫難逃。有趣的是,當她得知這一消息的時候,她竟然和50年前要逮捕她的復興社特務坐在一起開會,而且他們之間互相問候,友好交談,書信往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歷史和他們開了一個玩笑。
丁玲説沈醉“這本書寫得好”,沈醉動情了,用手帕擦眼淚。
1983年秋天,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全國政協禮堂的一個會議室裏,氣氛熱烈,文化組的政協委員們在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文化組的組長是丁玲,此時她正在發言。丁玲善談,講起話來思路開闊,她講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以説明改革開放的偉大:“……要不是三中全會,要不是鄧小平、胡耀邦出來主持工作,大膽地撥亂反正,我們可能要右派到底,這輩子沒有出頭的日子,沒有申冤的機會,所以,我感謝黨,感謝三中全會的英明決策。”由自己的命運,她又講到另一個人的命運:“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是沈醉寫的《我這三十年》……”。
這句話一齣口,屋子裏邊頓時有了一些響動,有人輕聲議論,有人則把目光投向一側,那裏坐著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雙手拄在一根拐杖上,正在專心致志地諦聽。他就是政協委員沈醉。他想要聽聽丁玲會説些什麼。
丁玲接著説下去:“這本書寫得好,寫得真實,特別是把思想改造的過程寫得很具體,很生動,讓人看到我們黨的工作人員在執行黨的政策、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準。”丁玲掃視會場,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説:“過去我恨你們這些人,把你們看作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現在看到你們改造得這麼好,我很受觸動,也改變了我對你們的看法。我也很羨慕你們,在你們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有那麼多黨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給你們溫暖。我認為中國共産黨就是應該像太陽一樣,給人以溫暖……”。
丁玲講得很動情,沈醉聽得也動了情,他摘下眼鏡,用手帕擦拭著眼睛。屋子裏安靜下來,委員們看到了這兩個老人之間的一種溝通和交流。但是許多委員並不知道,50年前,這兩個人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他們之間,曾經有一場即將發生而終未發生的生死搏鬥。
會散了,人們陸續走出會議室,沈醉卻坐在那裏沒有動,丁玲也坐在那裏沒有動。最後,屋子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沈醉站了起來,拄著柺棍慢慢向丁玲走過去,衝她深深施了一個禮:“書出來以後,我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諒我,沒想到您先看到書了,……過去我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也對您犯下了罪,……”話語中溢滿懺悔之意。丁玲連連擺手,打斷他的話:“這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們不是已經走到一起來了嗎?我希望你多寫,把你的經歷都寫出來,也歡迎你到我家裏來作客。”
《我這三十年》是沈醉寫的一本回憶錄,那年春天剛剛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記述了沈醉在全國解放以後,作為一名戰犯,與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和秦城農場認真接受改造,獲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經過,還寫了他在“文革”中間遭受“四人幫”迫害的遭遇,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再次新生。湖南人民出版社經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書寄贈丁玲,所以她看到了這本書。
沈醉接受丁玲的邀請,但沒去,卻寫給丁玲“請罪書”。
丁玲邀請發出去了,但是沈醉沒有來。是內心裏負疚太重,還是擔心丁玲並不真正歡迎他?
第二年春天,丁玲的《訪美散記》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裝幀印刷都很漂亮,她購買了一些,簽名送給親朋好友,其中也有沈醉先生一本。
意外地收到丁玲的贈書,沈醉十分感動——丁玲確實是豁達之人。他想起上次在政協禮堂和丁玲的幾句對話,有些話還沒有來得及説,有些事情他還想告訴丁玲,他覺得如果不這樣做,就對不起丁玲。於是,他給丁玲寫了一封信:
丁玲大姐:
謝謝您賜贈的大作,連讀了三遍,對我明年去美、加等地探親訪友啟發很大,謹此致謝。
我應噹噹面去向您請罪,因怕您太忙和不會寬恕我,所以一直想去而沒有去。您抗戰前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時,住在法租界,我便是軍統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我的小組每週都要彙報一次監視、跟蹤您的情況。不過後來您被逮捕,是中統上海區負責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遲一點我就要動手了。
還有一個情況要向您彙報:“四人幫”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我,説您被捕而沒有送到雨花臺去,是您叛變了。我堅持是由於您相當有名(不是您説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除了有許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您是一個女青年作家,這樣就有很多人同情您。反動派比之“四人幫”雖同樣兇狠殘暴,但還有一點點不同,就是對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隨便殺害,是有八個字的原則,即怕:“社會輿論、國際影響”。當我把這一具體情況反撥(駁)謝靜宜等“左”字號頭頭時,她們竟對我狂笑幾聲:“你們過去橫行不法,在我們看來微不足道。瞧!我們連什麼主席、元帥……等都不在話下。”我除表示自愧不如外,真是使我啼笑皆非。説説這些,讓您笑一笑吧!專此並請
近安!
沈醉頓首
24/6
軍統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所以準確地説,當年沈醉所在的特務組織是軍統的前身國民黨復興社。但這封信讓丁玲了解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在30年代初期的上海,嚴密地監視、跟蹤丁玲,隨時隨地想要扼殺左翼文化運動的,不止一個特務組織,各組織之間爭相以抓捕革命人士邀功爭賞。第二個,丁玲被捕以後未被殺害,一個重要原因是她“相當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國民黨反動派迫於“社會輿論,國際影響”而未敢下手。第三,“文革”時期,“四人幫”繼續對丁玲進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承認丁玲叛變過,沈醉先生堅持實事求是,反而受到謝靜宜等人的奚落嘲笑。
“文革”中沈醉憑良知説真話,使丁玲的所謂變節行為真相大白。
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寫道:由於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間,大量所謂“專案組”找他外調,5年間寫過一千多份證明材料。他懂得,一份材料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抱定一個宗旨:決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樣,無中生有,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他的進步,也是他認真改造自己的成果。沈醉在30年代為虎作倀,險些害了丁玲,卻又在“文革”期間的60年代,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幫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彌補了自己的過。
這封信6月26日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時不在北京,她應廈門大學之邀,正在鼓浪嶼療養。月底她回到北京,但很快就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在7月4日住進協和醫院。讀了沈醉先生的信,她知道了一些過去並不知曉的事情,這對於她正在寫作的長篇回憶錄《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有所幫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組部《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徵求意見稿,這個文件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在8月1日由中央組織部正式頒發,文件澄清了有關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歷史的種種謠言,徹底地還她一個清白。
再後來,丁玲就深深陷在創辦《中國》的煩瑣複雜的事務糾葛之中。她想要回復沈醉先生的一封信,終於沒有寫成。
丁玲逝世後,我為了寫《丁玲的故事》,曾經在1986年10月11日,隨同陳明去拜望了沈醉先生。
沈先生住在政協宿舍一個普通的單元樓房裏,他黑紅的臉龐,花白的頭髮,雖然是70多歲的人,但看上去身體很好,只是茶色鏡片後,隱約可以看到一隻受傷的眼睛轉動時不很靈活。他笑容可掬,熱情地招呼我們入座,儼然一副學者風範。我不禁想:難道這就是國民黨裏有名的軍統大特務?
沈先生嗓音洪亮,非常健談。一見面就再三向陳明説:“我非常感謝丁玲,她在政協會上發言,談《我這三十年》這本書,使我得到解脫,得到理解,我很感激她。”
我們説明來意,希望沈先生介紹一些30年代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活動情況。老人略微沉思一下,談起了往事:
30年代,我是國民黨軍統駐上海法租界的組長,丁玲住在法租界,我們這個組一共有十幾個人,其中有兩、三個人專門負責盯視她。那時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聯成員,很活躍,也很紅,在讀者中,特別是一些進步青年讀者中間影響很大,所以國民黨很注意她,很恨她。但是我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産黨,也不知道她在左聯裏邊的具體職務,監視她的目的就是掌握這些情況,在適當的時機逮捕她,破壞共産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宋慶齡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視過。魯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視過,他用毛筆寫字,寫完後往竹椅上一躺,抽煙。魯迅、宋慶齡、丁玲,還有許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單上。後來丁玲是被CC抓去的。CC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當時CC的勢力比我們軍統勢力大。如果他們晚一步,我們就會下手,把丁玲抓走。
我們向沈醉先生介紹説,粉碎“四人幫”之後,丁玲的所謂歷史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解決,有的文藝界高層人士堅持認為丁玲被捕以後有變節行為。沈先生對此感到很驚訝,難以理解,他説,“丁玲同志未被殺害,絕不是因為她自首、叛變。她如果自首叛變,我們這些人不會不知道。她沒被處死,完全是因為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很大,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還有外國人的聲援,國民黨反動派怕把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她怎麼還為了這個歷史問題吃了那麼多苦頭?”從這個話題他又引申開,談到:“在抓到顧順章之前,國民黨對共産黨是抓一個殺一個,那時抓到向警予,她在共産黨內的地位那麼高,都讓國民黨反動派給殺了。抓到顧順章後,他説,別殺我,我可以幫你們抓到成百成千的共産黨,他們的地址姓名我都知道。後來按照他提供的名單,果然抓到不少共産黨。這之後我們就開始利用叛徒。叛徒的作用比特務大,比如劉國定,就是《紅岩》裏邊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他一叛變,對重慶地下黨破壞很大,抓了很多人。本來江姐已經到了萬縣,又被抓到了。”
如今,兩位由仇敵變為朋友的老人都已作古,他們的這一段交往,成為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小插曲,流入浩瀚的歷史中。 (本文作者為原丁玲秘書)
摘自《世紀》2002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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