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時由某報上讀到有關“枕邊書”的問卷調查，對像是大學生。問題似乎很讓被調查者為難。除了《紅樓夢》以至《莊子》、金庸之外，被認為值得放在枕邊的書，寥寥無幾。這倒提醒了我。我問自己，我所讀過的書中，有哪一種是宜於放在枕邊的？我首先得承認，我已不大有“枕邊書”這概念。當著讀書早已成了每日的功課，而年齒日長，瑣事漸多，臨睡前翻翻日間來不及瀏覽的報紙是常有的，書也就不大去讀了。倘若遇到問卷，我的回答多半會是“枕邊久已無書”的吧。但枕邊讀“閒書”的習慣確乎有過，用了童話敘事，那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前幾年也曾將書放在過枕邊，那種讀書卻更是“工作狀態”的繼續。比如讀過關於《周易》的“初級教材”；還在枕邊放過一種《正草隸篆四體字典》——當時痛感“識字”少之為一種缺憾，且對書法有了突如其來的興趣，為此由琉璃廠運回了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以及一套《三希堂法帖》，大有惡補一番的決心。但也如對佛學與《易》學，在擺出了陣勢，購置了書之後，終於不了了之。留在架上的書，只供日後對那段小故事的回憶；而枕邊的書何時放回了書架，就全不記得了。但那種識字少的缺憾之感卻仍在，每每會想，如若能“重新來過”……

    枕邊書的消失，在我，無疑是職業化讀書的一種代價，意味著功利性對心性的侵蝕，“專業化”的過程中個性的流失。我對此何嘗沒有反省的能力，只是囿于積習，難以自拔罷了。而大學校園中的莘莘學子的苦於枕邊無書（我猜想並非真的無書，而多半是無某種書），他們中有些人面對問卷的茫然，想必另有緣由——現代、都市人生中“閒適”（也即為枕邊讀書通常所需的那種狀態）的喪失；大大多樣化了的消閒方式的誘惑；閱讀經驗的時尚化因而不便書之於問卷（他們中的有些人或許是將“枕邊書”與“經典”混淆了）；因了時尚的覆蓋或過分地依賴於引導，個人化閱讀的消失，等等。無論屬於哪一種，與我的情況都不相遠。我們所經驗的，不過是“現代人生”中極其普遍的情境罷了。

    近一時，竟對“退休生活”嚮往起來，想像著那一種擺脫了學術的“無所為”的讀書，甚至會盤算讀些什麼書，比如博爾赫斯、普魯斯特，比如蘇俄“白銀時代”的作品（擬這書單也依然未脫“功利”的目的）。但讀這些書不大像是會在枕邊，也如早年的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多半要正襟危坐的吧。但真的到了那時，或許有幾種書又會回到“枕邊”。比如胡雲翼的《宋詞選》，馮至的《杜甫詩選》，或者還有《楚辭選》、《古代散文選》之類。前不久某報徵集“百年文學經典”，參與者自不免見仁見智；由發表出來的文字看，都像是體驗既深而研究有素。記得有人説過，由一個人的書單，即可大致知曉其所受訓練，以至所屬的“代”。由書單可以窺見的或許不止這些，還應當有其人趣味的是否合時，所受訓練是否“現代”等等——“讀書界”何嘗沒有自己的勢利 我只是一時還想不明白，由我預擬的上述枕邊書單，能教人辨認出何種“代”的印記呢？

    但“枕邊書”確乎是好題目，因為它非如“百年文學經典”的正式，需要反覆斟酌以便充分顯示學養與訓練。當然也應當説，這兩種書單本有性質之別，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前者像是選勞模，後者則類似談戀愛——愛就是了，無需申明理由。當然，枕邊所有的無妨是“經典”，只不過其置諸枕邊的原因應與文學史的撰寫者有所不同罷了。經典之宜於或不宜於“枕邊”，首先應視其為“枕邊”這一情境所需要的程度，而非其文學史的地位。我倒是認為“枕邊書”的問卷較之“百年文學經典”的調查更有意思，也更有社會學的價值，由此非但可以了解某代、某群人的“讀書生活”，而且可資考察普遍的知識狀況、以至普遍的生存狀態。當然這種書單較之“百年文學經典”也應更見性情，因為“枕邊”之為情境從來就更個人化，無需顧及他人的注視，更鼓勵“率性”。當然也不排除以此種書單為特殊的表達，因而用心過深、甚至造假的可能。

    在我個人，不但不以學術、而且不以求知為目的（因而大可不求甚解），由此回到早年的閱讀經驗，想必是件美好的事。在床頭燈下，倚在枕上（最好窗外有一夜雨聲），翻開《宋詞選》或《杜甫詩選》的隨便哪一頁。這樣的讀書在我，當無異於讀自己的舊事，翻弄老照片，或許會找回似曾有過的寧靜恬適，一種更與老年心境相應的淡然而悠遠的懷念的吧。

    摘自《紅之羽》200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