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的德軍高級將領

    伏爾加格勒市中心一座多層商廈的墻上挂著一塊紀念牌，上面寫道：1943年1月31日德軍第6野戰集團軍司令保盧斯元帥及其司令部人員在這座樓的地下室被俘。這塊牌挂得實在太高，幾乎很難看清上面的字。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已經看不到任何痕跡。

    有關這名率領德軍從巴黎打到伏爾加河的元帥有不少傳説。首先是他的軍銜。看樣子是元帥。某些嚴肅的分析家曾説過，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的最後幾天，希特勒授予自己心愛的將領保盧斯以元帥軍銜，元帥肩章是通過空投送到保盧基板被圍的史達林格勒近郊的。

    在保盧斯一行被俘前一天，廣播中傳來了保盧斯被授予元帥軍銜的消息。他馬上把這一消息寫進了每個德國士兵都有的《士兵冊》上。由於當時根本不可能把戶章送到元帥手中，所以他被俘時戴的是上將的肩章。當蘇軍按肩章叫他的軍街時，他連忙作了糾正。

    這個兵力達33萬人的德國集團軍被圍而且被徹底擊敗。目擊者描述了希特勒聽到這個消息後的表現。2月1日那天他氣得無法自製。他企圖收回前幾天授予保盧斯元帥銜的決定。他邊跺腳邊喊，説保盧斯欺騙了他，沒有開槍自殺，卻當了俘虜。

    那一天德國大本營開會的紀錄在戰後落到了蘇聯情報部門的手中。內務人民委員部史達林格勒局前局長亞沃羅寧在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氣呼呼地説，他怎麼能向布爾什維克投降？他本來可以開槍自殺嘛！怕開槍，他可以讓人活埋啊……”

    看樣子當時納粹偵察和反諜局的卡納裏斯海軍上將已經策劃了一個營求保盧斯回德國的計劃。

    從元帥到俘虜的轉變

    正當柏林緊張地制訂計劃時，保盧斯及其他被俘的將軍先是被送到在戰爭中幾乎沒有遭到破壞的史達林格勒南部的別克托夫卡區，後又送到荒原小鎮扎瓦雷吉諾。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個營負責看守這些高級俘虜。

    剛到小鎮，保盧斯就求見蘇聯指揮部的官員。負責俘虜安全的沃羅寧在一座鄉間小屋裏見了保盧斯。沃羅寧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見到我後沒有站起來，而是馬上提意見。他説，俘虜只有一頓早餐，可他們已經習慣了吃兩頓早餐；其次，從不供應幹白葡萄酒；第三，無報可看，不了解戰場的情況。我仔細地聽他説完，稍作停頓，解釋説，我可以回答您提出的所有問題。首先我要提醒的是，你們現在是俘虜而不是在度假，是當俘虜！生産幹白葡萄酒的克裏米亞仍被德軍佔領。我們每天都供應你們伏特加。你們肯定能吃飽，營養完全夠，所以一頓早餐就夠了。“沃羅寧沒有拒絕俘虜的所有要求。他答應經常讓你們看報，當然只能看蘇聯的報紙，而不是德國的報。還説，將設法為他們提供咖啡。此時，德國人正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把保盧斯元帥弄回德國。相鄰地區已經消滅了好幾撥企圖潛入扎瓦雷吉諾的德國空降兵。很快這個小鎮的上空也出現了敵機。當然開始時只是偵察飛行。它們沒有轟炸，也沒有掃射，轉幾圈就飛走。為了加強防衛，小鎮又加了一個營的兵力。一天后，乾脆把俘虜轉移到了莫斯科以東的小城蘇茲達爾。修道院成了這批高級俘虜的集中營。他們被安置在修道院的單間居室裏，看守嚴密。

     當然蘇軍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將來把俘虜完整地交給德國，而是要玩一場大遊戲。

    紐倫堡審判庭證人

    俘虜大約在蘇茲達爾住了一年後，一天，集中營領導人諾維科夫上校把保盧斯叫到辦公室，原來是保盧斯的妻子來了信。

    至於這封信是如何越過國界，從柏林送到蘇茲達爾的，簡直可以寫部小説。很可能是某一位特工不顧生命危險，把保盧斯補俘的消息告訴了遠在德國的妻子。他的家人起先相信納粹的説法，而當時納粹向世界透露了三種説法。一是元帥服毒自盡；二是他身負重傷手被俘，受到了嚴刑拷打；三是保盧斯像一個真正的軍人那樣戰死——這種説法似乎還找到了目擊者，那就是2月2日在史達林格勒上空親眼見到德軍指揮部所在的商廈爆炸的飛行員。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後，德國舉行了全國哀悼日，承認自己遭到了失敗，並舉行了保盧斯的葬禮。希特勒親手入空棺材上放上了沒來得及授給保盧斯的鑲鑽元帥杖。

    正是妻子的來信促使保盧斯作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1944年8月8日他通過電臺叼召德國人民離開元首，起來拯救祖國。為此必須立即停止已經遭到失到的戰爭。保盧斯在紐倫堡審判庭上扮演了特殊的角然。1946年2月11日，他上法庭作證。下面就是他的證詞：“我……在史達林格勒執行上級領導的命令，是蓄意犯罪。”

    身背罵名直到終老

    戰後，保盧斯作為戰俘做了些什麼事，多年來一直是個謎。後來才知道，他雖然是俘虜，但生活長期共存要件非常優越。為了獎賞他在紐倫堡審判庭上的表現，蘇方允許妻子長期陪伴他。據説，他們還在黑海度過假，當然用的是化名，身份是德國的反法西斯戰士。

    1952年2月29日，當時的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致信史達林：“1952年2月26日淩晨，德軍前元帥保盧斯突然暈倒並短斯失去知覺。由於長年過著俘虜的生活，保盧斯精神不安。我認為，提出釋放保盧斯並讓他回德國的問題是適宜的。”這期間，保盧斯正幫助蘇聯歷史學家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所以史達林命令部下轉告保盧斯，他很快就可以回德國。不過，准許他回國時，史達林已經離開人世。

    保盧斯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信在德累斯頓，當過內政部的顧問。德國人，特別是有親屬在東方戰線死亡的德國人都詛咒保盧斯，認為他未能拯救德國裝務精良的30萬大軍，自己卻敬且偷生。這個罪名他一直扛到生命終了。在他被俘整整14年後的那一天——1957年2月1日，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保盧斯在集團軍覆沒前不久把兒子亞歷山大保盧斯送回了德國。數年後，他在美國河圈的法蘭克福用你親留下了檔案出了一本文件集，書名叫《我履行了遺願》。保盧斯從未寫過回憶錄。他兒子終生都為父親恢復名譽而奮鬥，直到1970年開槍自殺為止。

    《參考消息》2002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