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譬如小説,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代償品(或曰作為一種人類精神救渡的方式),相對於人類的現實存在,它既是一種超越,同時又是一種局限。因為,它直接受到小説這一藝術體式的傳播媒介以及傳達手段——諸如語言、結構、敘事等等方面的制約。於是,如何尋求、實現小説藝術打破局限,走向超越,最大程度實現文學的價值,就成為作家與批評家們的一種普遍誘惑。面對著這一藝術難題,批評家們,尤其是那些具有清醒的理論建構意識的批評家們,甚至並不比作家們思考得少。相反,卻發現得更多。在這諸多的熱情求索者中,英國那位一身二任的著名的小説家和文藝評論家愛 摩 福斯特的理論發現令人矚目。他在他那本薄薄的曾被西方譽為“20世紀分析小説藝術的經典之作”的《小説面面觀》中,提出了一對非常重要的小説美學範疇: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並高度評價了“價值生活”在小説藝術實踐中的意義、地位。
福斯特從人類對自身的生存體驗中發現,“不管哪種日常生活,其實都是由兩種生活,即由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構成的”。而價值生活的衡度並不是以時或分(即時間的長短)來計算的,它是以內心的強度(即情感被激發、觸動的程度)來衡定的。當我們魂牽夢繞般地追憶往昔流逝的歲月時,你會感到“時間”在這裡失去了人們的青睞,而惟有“價值”才為我們所珍視。如果我們的理解還不至於過於離譜的話,那麼,福斯特實際上在這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小説美學原則:即小説不應只是僅僅停留于對“時間”流失的關注、描寫,而應以更大的興趣和精力關注、抒寫最能體現表徵人類“價值生活”的諸如人的愛、欲、感情、心理、情緒……這些顯示“人性深度”(福斯特語)的內容,以此擴大、豐富小説藝術世界,最大限度地創造並實現文學的價值。
已有的小説閱讀經驗也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人類的情感生活是閱讀過程中最受青睞,也最為誘惑動人的內容。一部“紅樓”傾倒了多少中外男女。這“傾倒”讀者的主要是榮、寧二府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是大觀園內美不勝收的亭榭樓閣、綠肥紅瘦?是大觀園內諸多女性裹綿著繡、插紅疊翠的服飾粧扮?還是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恩愛癡情、生離死別?顯然主要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一曲《葬花詞》長歌當哭,一段“焚稿斷癡情”寸斷柔腸。正是寶玉同黛玉之間的那種真摯的情愫,真誠的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撞擊感應,那種生死不渝的友誼情愛,那種愛而不能的遺憾與悲劇,才如此深深地激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才使《紅樓夢》具有永久的魅力。
現代心理學認為,因為後天的各種社會禁忌、角色期望的制約,使本來隨和自然的人類變得謹言慎行,一個個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將自己豐富的情感活動深深地掩藏起來。因此,人類表露于外的情緒、情感活動只是人類整個情緒、情感活動的極為有限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卻深深地隱藏於人的幽秘的心理世界之中。只有加強對這一隱秘的領域的關注、描寫,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現人類豐富的“內在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説,小説內容對“價值生活”的關注與刻意求之,必然要突出對人物心理———情緒世界的描寫。也惟有在對人的“內在生活”的描寫中,才能增厚小説“價值生活”的容量。
福斯特為了論證這一問題,他拿歷史學家與小説家作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較。他以為,歷史學家處理的是外在行為,他們看到的是歷史人物説出和做出的;小説家的作用卻在於揭示內在生活的源泉,在於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歷史人物尚未為人知道的東西。福斯特援引法國批評家阿倫因的説法,進一步指出:每個人都有近似于歷史和小説的兩個面,在某個人身上能觀察到的——外在活動以及從這種活動推論出的精神狀態——均屬於歷史範疇;其另一面(即浪漫或神秘一面)則包括“純粹之熱情,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些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而要表達人類天性的這一面正是小説的主要作用之一。
為了批評那些“對內在活動從來不感興趣”的批評家,福斯特以更為明白剴切的語言,表明自己的觀點:“小説的特點在於,作家可以大談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讓讀者聽到人物的內心獨白。他還能觸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進入到他們的潛意識領域。”小説家的真功夫就在於他能夠將短暫的潛意識轉變成言行。他們擁有評論一切內在活動的權力,我們不應剝奪小説家的這種特權。遺憾的是,這種剝奪小説家上述特權的行為卻時有發生——長時間來,我國理論界在關於小説這一最基本的藝術規律的認識上,一直存有偏見;這種偏見在某些時候又是以近乎法典的形式出現,窒礙小説藝術的發展。
“文以載道”是最富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又有了這樣或那樣的表述方式。在一定意義上説,這並沒有錯。因為任何純粹的不“載道”的文學我們似乎很難碰到,儘管這裡有大道與小道之分(譬如,關注人的精神的飛升,心靈的豐盈也是一種“道”)。問題只在於,我們在何種意義上去理解這種“載道”。過去我們所理解的“載道”觀同本文所強調的表現人的情緒——心理世界,注重“價值生活”的描寫,常常構成一種緊張的衝突。它最集中地表現為寫歷史事件、寫鬥爭過程同寫人的豐富的情感活動、寫隱秘的情緒心理世界的矛盾,如何處理這對矛盾,過去的藝術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文化、文學的一次重要的現代轉化、調整運動,它首先帶來“人”的自覺,然後是文學的自覺。注重人物內在生活的描寫,深入地大膽地突向人的心理世界的小説的大量涌現,正是上述轉化、調整的一個重要表徵。遺憾的是,這种經驗與傳統在嗣後的文學發展中被部分地矯正、改造,並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失誤。令人欣慰的是,新時期小説的藝術實踐對於這一長期爭論不已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新時期思想解放、社會開放的文化思潮的高漲,帶來了“人”的又一次自覺。既是對這種人的解放的文化思潮的回應,又是對既往小説創作實踐的反撥,新時期的小説以極大的興趣,關注人的情緒——心理世界,在對“內在生活”的展示中,充分表達人的情感生活,增強小説“價值生活”的內容,拓寬小説的藝術世界,豐盈文學的價值。以現實生活為表現對象的小説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是顯明的。作家們把探索的筆觸指向當代人豐富多變的情緒——心理世界,以此體悟當代生活,發現當代精神。即使是那些以反思歷史為主要目的的小説,小説家們也始終關注於人的心理——情感生活。因為他們知道,任何卷帙浩繁的鴻篇巨制,都無法重現漫長繁複的歷史生活。僅僅是表像化地鋪排歷史生活的場景,全力去重現歷史生活的過程,任何在“時間生活”上的留意費神,都不能真正增厚歷史的內容。歷史,作為積澱在人類心靈中的秘密,也只有通過人物心靈世界中內在的矛盾、衝突,才能傳遞、折射出躍動著的活的歷史真實。一批反思歷史的優秀小説,關注人的情感、心理、命運,在對人的“內在生活”的揭示中,真正顯現了時代風貌,昭示出歷史精神的內核。這些成功的小説創作的實踐向人們證明,關注“價值生活”的描寫,將帶給小説以闊大的藝術世界和豐厚富贍的文學價值。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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