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譬如小説，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代償品（或曰作為一種人類精神救渡的方式），相對於人類的現實存在，它既是一種超越，同時又是一種局限。因為，它直接受到小説這一藝術體式的傳播媒介以及傳達手段——諸如語言、結構、敘事等等方面的制約。於是，如何尋求、實現小説藝術打破局限，走向超越，最大程度實現文學的價值，就成為作家與批評家們的一種普遍誘惑。面對著這一藝術難題，批評家們，尤其是那些具有清醒的理論建構意識的批評家們，甚至並不比作家們思考得少。相反，卻發現得更多。在這諸多的熱情求索者中，英國那位一身二任的著名的小説家和文藝評論家愛摩福斯特的理論發現令人矚目。他在他那本薄薄的曾被西方譽為“20世紀分析小説藝術的經典之作”的《小説面面觀》中，提出了一對非常重要的小説美學範疇：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並高度評價了“價值生活”在小説藝術實踐中的意義、地位。

    福斯特從人類對自身的生存體驗中發現，“不管哪種日常生活，其實都是由兩種生活，即由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構成的”。而價值生活的衡度並不是以時或分（即時間的長短）來計算的，它是以內心的強度（即情感被激發、觸動的程度）來衡定的。當我們魂牽夢繞般地追憶往昔流逝的歲月時，你會感到“時間”在這裡失去了人們的青睞，而惟有“價值”才為我們所珍視。如果我們的理解還不至於過於離譜的話，那麼，福斯特實際上在這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小説美學原則：即小説不應只是僅僅停留于對“時間”流失的關注、描寫，而應以更大的興趣和精力關注、抒寫最能體現表徵人類“價值生活”的諸如人的愛、欲、感情、心理、情緒……這些顯示“人性深度”（福斯特語）的內容，以此擴大、豐富小説藝術世界，最大限度地創造並實現文學的價值。

    已有的小説閱讀經驗也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人類的情感生活是閱讀過程中最受青睞，也最為誘惑動人的內容。一部“紅樓”傾倒了多少中外男女。這“傾倒”讀者的主要是榮、寧二府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是大觀園內美不勝收的亭榭樓閣、綠肥紅瘦？是大觀園內諸多女性裹綿著繡、插紅疊翠的服飾粧扮？還是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恩愛癡情、生離死別？顯然主要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一曲《葬花詞》長歌當哭，一段“焚稿斷癡情”寸斷柔腸。正是寶玉同黛玉之間的那種真摯的情愫，真誠的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撞擊感應，那種生死不渝的友誼情愛，那種愛而不能的遺憾與悲劇，才如此深深地激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才使《紅樓夢》具有永久的魅力。

    現代心理學認為，因為後天的各種社會禁忌、角色期望的制約，使本來隨和自然的人類變得謹言慎行，一個個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將自己豐富的情感活動深深地掩藏起來。因此，人類表露于外的情緒、情感活動只是人類整個情緒、情感活動的極為有限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卻深深地隱藏於人的幽秘的心理世界之中。只有加強對這一隱秘的領域的關注、描寫，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現人類豐富的“內在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説，小説內容對“價值生活”的關注與刻意求之，必然要突出對人物心理———情緒世界的描寫。也惟有在對人的“內在生活”的描寫中，才能增厚小説“價值生活”的容量。

    福斯特為了論證這一問題，他拿歷史學家與小説家作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較。他以為，歷史學家處理的是外在行為，他們看到的是歷史人物説出和做出的；小説家的作用卻在於揭示內在生活的源泉，在於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歷史人物尚未為人知道的東西。福斯特援引法國批評家阿倫因的説法，進一步指出：每個人都有近似于歷史和小説的兩個面，在某個人身上能觀察到的——外在活動以及從這種活動推論出的精神狀態——均屬於歷史範疇；其另一面（即浪漫或神秘一面）則包括“純粹之熱情，諸如：夢想、歡樂、悲哀以及一些難以或羞于出口的內省活動”。而要表達人類天性的這一面正是小説的主要作用之一。

    為了批評那些“對內在活動從來不感興趣”的批評家，福斯特以更為明白剴切的語言，表明自己的觀點：“小説的特點在於，作家可以大談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讓讀者聽到人物的內心獨白。他還能觸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進入到他們的潛意識領域。”小説家的真功夫就在於他能夠將短暫的潛意識轉變成言行。他們擁有評論一切內在活動的權力，我們不應剝奪小説家的這種特權。遺憾的是，這種剝奪小説家上述特權的行為卻時有發生——長時間來，我國理論界在關於小説這一最基本的藝術規律的認識上，一直存有偏見；這種偏見在某些時候又是以近乎法典的形式出現，窒礙小説藝術的發展。

    “文以載道”是最富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又有了這樣或那樣的表述方式。在一定意義上説，這並沒有錯。因為任何純粹的不“載道”的文學我們似乎很難碰到，儘管這裡有大道與小道之分（譬如，關注人的精神的飛升，心靈的豐盈也是一種“道”）。問題只在於，我們在何種意義上去理解這種“載道”。過去我們所理解的“載道”觀同本文所強調的表現人的情緒——心理世界，注重“價值生活”的描寫，常常構成一種緊張的衝突。它最集中地表現為寫歷史事件、寫鬥爭過程同寫人的豐富的情感活動、寫隱秘的情緒心理世界的矛盾，如何處理這對矛盾，過去的藝術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文化、文學的一次重要的現代轉化、調整運動，它首先帶來“人”的自覺，然後是文學的自覺。注重人物內在生活的描寫，深入地大膽地突向人的心理世界的小説的大量涌現，正是上述轉化、調整的一個重要表徵。遺憾的是，這种經驗與傳統在嗣後的文學發展中被部分地矯正、改造，並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失誤。令人欣慰的是，新時期小説的藝術實踐對於這一長期爭論不已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新時期思想解放、社會開放的文化思潮的高漲，帶來了“人”的又一次自覺。既是對這種人的解放的文化思潮的回應，又是對既往小説創作實踐的反撥，新時期的小説以極大的興趣，關注人的情緒——心理世界，在對“內在生活”的展示中，充分表達人的情感生活，增強小説“價值生活”的內容，拓寬小説的藝術世界，豐盈文學的價值。以現實生活為表現對象的小説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是顯明的。作家們把探索的筆觸指向當代人豐富多變的情緒——心理世界，以此體悟當代生活，發現當代精神。即使是那些以反思歷史為主要目的的小説，小説家們也始終關注於人的心理——情感生活。因為他們知道，任何卷帙浩繁的鴻篇巨制，都無法重現漫長繁複的歷史生活。僅僅是表像化地鋪排歷史生活的場景，全力去重現歷史生活的過程，任何在“時間生活”上的留意費神，都不能真正增厚歷史的內容。歷史，作為積澱在人類心靈中的秘密，也只有通過人物心靈世界中內在的矛盾、衝突，才能傳遞、折射出躍動著的活的歷史真實。一批反思歷史的優秀小説，關注人的情感、心理、命運，在對人的“內在生活”的揭示中，真正顯現了時代風貌，昭示出歷史精神的內核。這些成功的小説創作的實踐向人們證明，關注“價值生活”的描寫，將帶給小説以闊大的藝術世界和豐厚富贍的文學價值。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