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家在關注弱勢群體，比如狄更斯、馬克吐溫，他們的寫作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步伐。殘疾人是弱勢群體中的一種，5月19日是世界助殘日。從道義上而言，也許任何形式的對弱勢群體的關注都比不上有力度的著述的震撼來得更為直接和深刻。

    什麼是“弱勢群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唐鈞專門研究社會政策，他認為“弱勢群體”是一個特殊的名詞，主要指資訊的不對稱、經濟收入的不對稱以及能力上的不對稱。一般集中在社會上處於底層的人，比如缺乏勞動能力的人，包括老人、孩子、殘疾人；又比如沒有勞動機會的人，如下崗失業人員。還有一部分比較特殊，他們雖有勞動能力，也有勞動機會，但因為是流動人口，在城市務工卻被貼上了農民的標簽，也屬於弱勢群體，比如民工。唐鈞説，現在國際上更為常用的是“邊緣群體”，指離社會的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相對偏遠。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對邊緣群體有明顯的歧視，比如外來人口在大城市打工，子女上學的問題就不好解決；另外，邊緣群體很難進入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

    在描寫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作品中，唐鈞認為可分為學術性和文學性兩類。學術性的作品主要用一種相對來講比較客觀的眼光觀察社會現象：貧困的現狀怎樣，原因是什麼，可以採取什麼辦法，以尋找一種規律，希望從政策方面來幫助這些邊緣群體，理性色彩較濃。從社會學的角度講，這類作品也包括很多社會調查，包括定性的調查。前兩年很有影響的個案訪談如安頓的《絕對隱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寫弱勢群體。這類作品比純文學作品更為深刻，會提出可行的建議。文學性的作品感性更強，喚起大眾關注邊緣群體，這兩類作品缺一不可。唐鈞自己也在嘗試把學術性與文學性結合，以藝術的方式闡述社會科學調查，增強可讀性。

    關注弱勢群體，是作家何建明幾年來一直傾心的事情。他從1997年《落淚是金》創作的實踐和作品發表後所收到的社會效果認識到，作家在充滿激情地關注處於當代最前沿的科學與文化發展狀態下的人們的現代生活方式的同時，應更傾注感情關注那些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生活還比較困難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

    從去年上半年開始，何建明一邊工作，一邊採訪，先後走訪了北京、上海、山西、陜西等地，深入車站、碼頭、監獄、學校，醫院、街道等地，與那些流落街頭的孤兒、生命邊緣的犯罪子女、離家出走的問題少年和被人遺忘的私生子等無數“另類”少男少女接觸，寫出了20余萬字的新作《恐懼無愛》。他在作品中寫到：這個歷來不被人多看一眼的“另類”青少年弱勢群體，他們生來就很少得到家庭和社會的關愛，缺少教育，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這個群體在我們的日常視野裏似乎並不多，但當將他們一集中起來，其數量大得驚人。這些人已經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也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

    何建明説，我的作品之所以有影響，是因為更多地提供了社會底層的資訊，關注了最基本的群體。任何時候文學對弱勢群體的關注都是永恒的主題。何建明目前正在寫“農民三部曲”的第一部《根本利益》，關注點同樣抓住了中國現實的根本問題，而且準備拍成電視劇。他認為，現在的一些作家寫作太“貴族式”，那種閉門造車的寫作，早晚會被社會淘汰。何建明特別強調，關注底層的人民，包括農民、下崗工人、失學兒童，並不是醜化社會，而是希望大家帶著健康向上的心態去幫助弱勢群體，這樣作品才更具有生命力。

    從描寫戰鬥英雄徐良的報告文學《慈母的愛心》開始，孫晶岩的報告文學關注的就是“弱勢群體”。孫晶岩14歲當兵時住在老鄉家裏，農民的貧窮和善良深深地打動了她。作為軍醫，她曾親眼看著活蹦亂跳的生命走向死亡，也曾親歷如何把生命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她關注這些貧窮而善良的人們，寫了一篇篇具有廣泛影響的報告文學。當時她還是一名軍醫，寫了很多醫學題材的報告文學，初衷就是醫生如何關愛病人，因為病人也是弱勢群體。1987年，北京市西城區聾兒語言聽力康復中心剛剛成立，孫晶岩就去採訪，寫出《走出無聲的世界》，由解放軍出版社收入《三十三個太陽》。這是一本較大規模的關注弱勢群體的讀物，出版後康復中心收到了一些捐款和關愛，同時吸引來了一批特教老師。之後，她寫出關注打工者的《淘金者的甜酸甘苦——北京市外地雇工生活錄》、《未跨越的沼澤地》。1997年，孫晶岩得知陜西回歸研究會有個替罪犯代養兒童的兒童村，採訪並寫就了《尋找回歸的世界》，發表在次年的《啄木鳥》上。緣于父親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副會長，孫晶岩不經意間也開始關注起扶貧事業，並想寫一本中國扶貧的全景式大題材的書。她自費走南闖北，白天教學，晚上寫作。歷時5年，于1999年完成《山脊——中國扶貧行動》，獲首屆中國文聯優秀圖書獎頭獎。

    孫晶岩認為，女人是弱勢群體，女犯是失去自由的女人。繼而，她的目光又轉向女囚。2002年1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重綻芬芳》，姊妹篇《中國女子監獄調查手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重綻芬芳》中，就有一章是寫監獄警察如何關愛聾啞犯人。孫晶岩説，作家應該眼睛“向下”，不論採訪誰，都必須是發自內心的關心和平視，這樣不但能順利完成採訪，更重要的是採訪對象可以對你講真話。

    唐鈞認為，相對於邊緣群體的人數，相關的作品還是太少了。這與出版有很大關係。他説：“應該多一點反映社會問題的出版物，不論文學作品還是學術性的著作，這樣的作品才可能具有生命力，因為它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前進的步伐。”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