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節日期間,參觀敦煌莫高窟遊人暴增,導致洞窟溫、濕度難以控制,壁畫急速剝落。為了減輕參觀敦煌洞窟的遊人可能對敦煌壁畫的損害,當地文物管理部門與美國梅隆基金會簽訂了協議,擬建立“數字化虛擬洞窟”。2000年11月,新華社又播發了一條類似的消息,稱中國故宮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簽訂了共同進行“故宮文化遺産數字化應用研究”的合作協議書。像敦煌莫高窟和故宮博物院這樣的國家重大文化遺産集中地,數字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資訊與文化産業是發達國家最具優勢的産業,而大量未開發的文化遺産與巨大而增長迅速的居民文化消費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具吸引力的資源。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文化遺産包括“可接觸遺産”和“不可接觸遺産”,及其相關資訊。由於數字化資訊技術的發展,數字化已經包括了所有種類的文化遺産,其發展程度已經成為評價一個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重要標誌之一,因此,當前世界發達國家無不以國家政策主導、以公共資金啟動文化遺産數字化建設:
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範圍內,在不同水準上,用現代資訊技術使文化遺産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社會公眾能夠公平地享有文化遺産。該項目反映出,在世界範圍內迅速發展的“資訊技術”開始對文化遺産的保護與開發工作産生了影響。
1994年9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正式公佈了一項為期4年、投入2440萬美元的“數字圖書館啟動計劃”。1995年3月,法國也開始在新建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將該館收藏的100萬冊圖書數字化。該館特別重視“文化遺産”數字化,將該館收藏的藝術精品及分散在法國各地的古書藝術插頁用彩色高解析度掃描器錄入光碟。
1995年5月29日,法日美英加德意7國的國家圖書館在法國成立了G7全球數字圖書館集團,以後又擴展為G8集團,該項目的目標是從現存的數字化項目中組織一個大型的人類知識的虛擬館藏,通過網路為廣大公眾服務。
1999年,歐盟“內容創作啟動計劃”開始啟動,該計劃將文化遺産數字化作為基礎,計劃將於2004年結束。
發達國家文化遺産數字化建設,已經展示出人類文化史上的又一次空前的“媒介轉移”。如同紙質媒介、電磁媒介所引發的人類文明飛躍發展一樣,向電子媒介的轉移展示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
文化遺産數字化將激發旅遊業發展新機遇。全球性的旅遊業持續發展已經出現與資訊産業融合的重大趨勢,旅遊網站也成為網路經濟中“異軍突起”的一支力量。基於數字技術的旅遊網路業的商機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方面,繼續推動傳統意義上的旅遊業的資訊化,使出遊感覺更加方便、舒適,費用也更加低廉;第二方面,在數字化資訊網路技術的基礎上,全面開發旅遊文化資源,建立虛擬旅遊世界,徹底改變旅遊服務模式,從根本上提高旅遊活動品質。新型旅遊業的基本特徵是:現實旅遊依賴於虛擬旅遊,虛擬旅遊依賴於文化意義連結。在這個虛擬旅遊空間中,遊客將旅遊的對象物以及旅遊活動本身與歷史事件、文化觀念聯繫了起來,形成對於旅遊吸引物的意義理解。這樣的“旅遊活動”也與當代“素質教育”的基本主題有內在的聯繫,它提高現代人的文化素養、還有助於人們形成現代文化眼光,從而對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産生影響。
文化遺産數字化將激發現代教育發展新機遇。目前,電腦借助於網路、借助於多種媒體,已經成為操作日益簡單的“普遍的工具”,滲入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資訊技術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資訊內容以及對資訊內容的需求成為推動技術發展的關鍵因素。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研究,教育産品是目前需求最大的網路資訊內容服務産品,教育産品與目前發展得最快的數字化視聽技術相結合,是可以完全通過網路實現傳播的少數産品之一,而文化遺産數字化是實現上述教育發展新機遇的關鍵。應該説,由於數字化資訊技術的發展可以在虛擬現實空間中再現真實的歷史地理資訊,並且能夠與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的文字資料、文物圖像實現“連結”,甚至輔以不同領域中專家學者的諮詢與解説,傳統的課堂教育與廣義的文化資訊資源實現普遍連結的條件已經具備,傳統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界限將徹底打破。反過來説,在數字技術教育産品市場需求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大量可接觸和不可接觸的文化遺産正在轉化為最有價值的産業資源。
文化遺産數字化將激發娛樂業發展新機遇。《2001—2002中國文化産業發展藍皮書》總報告中將文化産業做了如下定義:“現代文化産業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産業群’,它們奠立於大規模複製技術之上,履行最廣泛傳播的功能,經商業動機的刺激和經濟鏈條的仲介,迅速向傳統文化藝術的原創和保存兩個基本環節滲透:將原創變成資源開發,將保存變成展示,並將整個過程奠定在現代智慧財産權之上。”《藍皮書》還預測,隨著資訊産業的迅速發展,巨量的文化遺産數字化並上載為網路資源,現代娛樂業將分化為“離線娛樂業”和“線上娛樂業”,“資訊娛樂業”將成為重要的娛樂業態。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文化遺産數字化將與娛樂業的未來發展密切相關。
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上述機遇對於不同的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具體説,發展中國家由於技術和資金的雙重短缺,面臨嚴重的挑戰。
挑戰一:文化遺産數字化使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經過這次開發,許多以往不被認為具有經濟意義的文化形態,將由現代資訊技術手段所負載,進入經濟學家和投資人的視野;以往被認為處於經濟生活“邊緣”的文化事業機構,特別是一向依賴於公共資助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將可能被接入經濟開發的中心地帶。問題在於,發展中國家可能由於資金短缺,不得不靠出讓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遺産開發權以獲得發達國家的資金。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廉價出口物質資源,高價進口製造成品的不平等國際經濟關係歷史後,又可能經歷廉價出口文化資源、高價進口文化産品的新的不平等國際經濟關係。
挑戰二:文化遺産數字化所依賴的技術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遺産數字化所使用的技術系統將涉及對遺産基本含義的修正和解釋,如果依賴於非遺産來源國的技術,將有可能曲解、甚至遺失文化遺産的意義。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發達國家在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文化遺産解釋以便服務於商業開發的時候,往往降低其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變成一種取悅于遊客的異域風光和奇聞逸事。
文化遺産數字化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但決不限于經濟領域。如同現代資訊技術的發展使科學家能夠描繪人類的“生物基因圖譜”一樣,現代資訊技術的發展也使現代文化和人類學家能夠描繪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圖譜”。當文化基因成為國際資本的掠奪對象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失去的將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機會,而是文化傳承的條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面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轉化為“文化安全”問題。
在資訊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只有擁有我們偉大文化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價值,才能真正擁有我們的文化傳統,否則,我們的下一代就只會習慣於喝可口可樂,崇拜好萊塢文化,或者充其量成為購買美國版權的中國文化産品消費者。
(作者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文化報》200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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