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格拉斯的作品就像進入一個似真似幻的動物園和穿越一片現實的童話世界，一路上你會遇到無數鐵一般的歷史與事實，也會被引入荒誕不經的比目魚、風信雞、蝸牛、老鼠、蟾蜍以及貓與狗對這些“鐵”的聽説讀寫，堅硬的“鐵”還會變成來不知其所來，去不知其所去的“鐵皮鼓”，一支低賤的手在上面敲擊著並非動聽的鼓聲，而童話的森林也會變成現實無比的布景。理解格拉斯的作品就像格拉斯最鍾愛的西西弗斯神話：石頭永遠不會呆在山上。

    也許正因為如此，格拉斯是20世紀最令人費解，也最易遭人誤解的作家之一，對他的評論所形成的激烈對峙也成了20世紀的一大奇觀。《明鏡》週刊第30期就曾將這樣一幅剪貼照片搬上封面：德國“文學批評教皇”瑪策爾萊希拉尼茨基將格拉斯的小説《遼闊的原野》撕成了兩半。據德國主流批評界稱，格拉斯與其説是一位真正的“文學藝術家”，還不如説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懺悔者”，他的文學生命在《鐵皮鼓》之後就已衰竭。而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卻逐一肯定他的主要作品，稱“他總是一再地將那些公認的批評家們的標準拋在身後，自己卻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轉机向新的計劃。”從《鐵皮鼓》到《我的世紀》，他的作品都“證明了文學仍然是一種力量”。

    不管德國主流批評家的批評是否是惡意的貶損，也不管瑞典諾貝爾獎的肯定是否是非文學的拔高，“對格拉斯作品及影響作出怎樣的解釋”都是一個難題。正是帶著這一難題，德國不萊梅廣播電臺文學部主管哈羅齊默爾曼于1998年6月至8月與格拉斯作了多次“沒有事先導演安排”的訪談，希望與格拉斯本人就其作品、相關的評論和問題進行“坦誠的、真實的、”“反思性的公開討論”。該訪談于1999年由不萊梅廣播電臺和電視一台播出，其後成書名曰：《啟蒙的冒險》。

    儘管齊默爾曼特意聲稱“沒有事先導演安排”，但我們仍能看到他帶入訪談的個人立場：就德國主流文學批評界對格拉斯作品的平庸化和扭曲提出異議。顯然，他希望此次訪談引出的“夫子自道”能為適當地理解格拉斯的作品提供幫助。不過，格拉斯在訪談中提醒道：作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靠的目擊者”，當然包括對自己及其作品的目擊，儘管他滔滔不絕地談了他的“目擊”，使此一訪談留下的文字幾達20萬字。

    “不可靠”不等於“無意義”，它透露的是一種質疑自我的審慎和對讀者自由的開放。在格拉斯看來，沒有一種眼光有權宣稱自己唯一正確和絕對可靠，只有不同眼光的相互質疑、校正、補充、否定才能接近事情本身。於是，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無數不可思議的動物的眼睛、失敗者的眼睛、下層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睛、男人的眼睛、畸形者的眼睛……

    不管怎麼説，相對於別人的眼睛，自己看自己的眼睛總是一雙不可替代的眼睛，更何況這是一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眼睛，一雙具有特殊穿透力的眼睛。據此，我的問題是：格拉斯對自己“不可靠的目擊”中最有意義和最有啟示的景觀是什麼？這些景觀在何種意義上為我們理解格拉斯的作品與影響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路標？

    訪談中格拉斯有兩個看似矛盾的判斷：1、文學是啟蒙不聽話的孩子；2、文學是一種本真意義上的啟蒙。正是這一看似矛盾的判斷提供了格拉斯目擊自己作品的地平線：文學與啟蒙的關係。此一關係是該訪談中無數散點目擊的潛在焦點。

    有意思的是：在後現代語境中，文學與啟蒙似乎都成了過時的話題，“文學的終結”和“啟蒙的終結”幾成一種時髦的“共識”，而格拉斯卻以文學敘事的《未完待續》為題在20世紀最後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致詞，且多次説啟蒙的“石頭不會呆在山上”，他要做一個幸福的西西弗斯。

    文學和啟蒙都是未盡的事業，更是不可窮盡的事業和相互支撐的事業。“我希望我們能再次通過啟蒙的過程，使人們能讓在啟蒙的標誌下所做的荒唐的事走上正軌，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是我迫切希望的了。”“不過所謂的啟蒙絕對是非庸俗意義上的。我並不是指手劃腳的東奔西跑，而是試圖借助放大了的事實，採用人們往往不易覺察的啟蒙的方法，通過藝術手段來擴大人們的視野，揭示事實真相，消除蒙昧和欺騙。”

    格拉斯區分了“啟蒙精神”和“被損壞的啟蒙方案”，後者指18世紀以來的啟蒙實踐。格拉斯認為啟蒙實踐從兩個方面損壞和誤解了啟蒙精神：其一是將具有豐富內涵的啟蒙精神狹隘化為單維的抽象技術理性，並在抽象技術理性的崇拜中，製造新的迷信和蒙昧，從而背離了啟蒙精神中最為根本的懷疑與開放原則；其二是將引領人們從不自由的狀態到自由狀態的啟蒙庸俗化為剝奪個體自由的教化。文學作為對啟蒙之狹隘化和庸俗化的抵制，是“啟蒙不聽話的孩子”。在此意義上，格拉斯説：“如果文學只遵循啟蒙的要求，那它就很無聊。”不過，格拉斯又説：正因為文學是對啟蒙之狹隘化和庸俗化的抵制從而顯示了它的啟蒙本質：堅守並實踐著啟蒙精神。

    格拉斯談得最多的是文學敘事，尤其是他本人的文學敘事。格拉斯説他的文學敘事是“擴大的現實主義”，是將狹義的現實主義指責為非現實的潛意識、幻想、夢想、想像等包括在其中的現實主義。狹義現實主義是啟蒙狹隘化的産物，在那裏“現實的”等於“理性的”，格拉斯認為這背離了啟蒙精神的原初涵意。在訪談中，他一再提到早期啟蒙思想家蒙田，説這位懷疑論者在與經院哲學和迷信的鬥爭中，“對於後來被啟蒙運動視作為非理性而誹謗的東西一直抱有某種尊重。他不贊成它，但還是接受了它。他知道，應該小心謹慎地對待它，因為不能消滅非理性，也不能把它拉直。”蒙田的態度更接近啟蒙精神，也更接近文學。而重申非理性的意義和權利乃文學的使命與啟蒙的應有之義。

    文學敘事不僅不承認啟蒙理性的至上權威，也不認同啟蒙理性確認的敘事眼光，即勝利者和統治者的眼光。它要從失敗者的角度、下層人的角度、婦女的角度、兒童的角度和動物的角度重新敘述被勝利者和統治者所敘述的“歷史”、“現實”、“事實”、“技術”、“進步”、“真實”與“真理”，它要將這一切變成複數。更重要的是文學還可以在多種敘述的相互糾正、對駁、質疑、否定的張力語境中取消任一敘述上升為唯一絕對的僭妄，將被敘之事置於懸而未決的狀態，它召喚新的敘述。因此，對格拉斯而言，他的多角度、多層次的敘述方案絕不只是一種藝術技巧，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啟蒙精神，一種不承認絕對，不承認終結，將一切（包括自身）置於懷疑、反省、批判的視野之中而謹守自身限度的啟蒙精神：未完待續。

    比如在談到作品《母鼠》時，格拉斯説他以多種敘述角度和線索講述了由被損壞的啟蒙方案導致的災難：核戰爭、生態破壞、媒體幻境等等。格拉斯強調如此敘述的目的不是去描述“世界末日”，因為“世界末日”基於上帝的意志，而這一“災難”卻是人類的自我毀滅。“我們已經闖下了禍，而且還在闖禍，純粹是人類的作品，也只有通過人類之手才能停止下來，才能改正。”不像海德格爾，格拉斯並不期待一位上帝來拯救我們，因為沒有神；也不像無神論者薩特，寄希望於抽象的人的自由，因為無神論只是有神論的顛倒，是另一種迷信。“啟蒙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消除。”而文學敘述就是啟蒙自身調整被損壞的啟蒙方案的一種方式，它可以讓一隻與人類長期共處的母鼠來見證並提醒人類正在走向自我毀滅，使人類擺脫啟蒙教化的偏見，學會重視一向被人類所厭惡的“有害無益”的異類的意見。

    訪談當然遠不止談論文學與啟蒙這一話題，它廣泛地涉及到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媒體、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係等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格拉斯均有獨到的見解與説法。不過，格拉斯對文學與啟蒙的個人解説以及訪談的啟蒙氛圍卻是我們聆聽這位啟蒙冒險者其他言談的基本語境。在此語境“從來都沒有‘信條’可以提供，他提供的是‘懷疑、清醒、不安、寬容與——就像到處提供的不受歡迎的酸啤酒一樣——勇氣。”竊以為，也許這恰恰是在被損壞的啟蒙方案和現代性實踐中丟棄的啟蒙精神，它給了格拉斯的文學以力量嗎？我不敢妄斷。格拉斯的告誡正聲聲在耳：作者（筆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靠的目擊者（敘述者）”，他的敘述“未完待續”。

    （《啟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對話》，君特格拉斯、哈羅齊默爾曼著，周惠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