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作家蕭紅，她紅顏薄命，被死神緊追不捨，年僅三十一歲便離開了苦難的人世。她的一生如同白雪一樣美麗純潔，在寒風中零落成了泥土。

    1911年6月2日，蕭紅誕生於黑龍江省呼蘭城的一個大財主家庭，她在這幢小屋裏度過了不幸而蒼涼的童年。當蕭紅出落成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時，由於父母包辦婚姻，她和汪殿甲相識，兩人在哈爾濱的一家旅館裏同居了很久。之後，絕情的汪殿甲以回家取錢為由，扔下懷孕的蕭紅揚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

    重病纏身的蕭紅走投無路，給當地的報館寫信求援。報社青年編輯蕭軍得知消息前往旅館探望，這個求援的少女蕭紅含著眼淚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難身世，她寫下的小詩美麗而又哀怨，震撼了這個筆名為三郎的東北大漢。在一個暴風雨的黑夜，趁著洪水氾濫，孤苦無助的蕭紅終於投入了蕭軍火熱的懷抱。

    獲得自由後的蕭紅和蕭軍卻又不得不面對貧窮和饑餓的追殺，他們經常出入當鋪，四處借貸，而此時的蕭紅又即將分娩。就在一個三等的貧民醫院裏，蕭紅生了一個女嬰。然而他們實在養不起這個女嬰，醫院看門的老大爺把這個孩子抱走了。苦難的身世激發了他們對貧苦人民的感情，使他們的目光共同投向了下層人民的艱難身世。他們堅持共同寫作，不久便醞釀出了他們的第一個愛情結晶———一部名叫《跋涉》的文集。1934年6月，他們輾轉到了風景秀麗的青島，在那裏度起了精神的蜜月。在一幢小樓裏，蕭紅寫下長篇小説《生死場》，這本書此後奠定了她在中國文壇的重要地位。蕭紅在此後不到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一顆耀眼的明星。

    1934年10月， 在魯迅的支援下，他們搭乘日本貨船來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陸新村，成了魯迅的鄰居。在魯迅身邊的初期，他們的創作和情感都更加豐盛，而且魯迅還專為他們設下宴席，以便能介紹一些文壇的朋友給他們認識。為了給蕭軍準備一件合適的見客禮服，蕭紅連夜縫製衣服，在昏暗的燈光下熬了一夜，這些綿密的針線裏凝聚了蕭紅的無限情意。

    這是蕭紅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但這段蜜月在兩年後不可避免地結束了。蕭紅和蕭軍之間發生了衝突，爭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蕭軍甚至動手打了蕭紅。在蕭紅的身體和心靈深處遍佈著難以醫治的創傷。後來的人們這樣對比蕭紅和蕭軍之間的差別：一個多愁善感，另一個坦蕩豪爽；一個是長不大的女孩，另一個是血性漢子。蕭軍説：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蕭紅説：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説家，在思想上是個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

    為了緩解衝突，蕭紅動身去了日本，而蕭軍則回到青島。客居他鄉的蕭紅仍然思念著蕭軍，她在給蕭軍的信裏還張羅著要為他買柔軟的枕頭和被子。但當蕭紅滿含希望地回到蕭軍身邊後，他們的矛盾卻發生了進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變得毫無遮攔，最後分手的時刻終於降臨了。蕭紅是非常珍惜這段感情的，她寫了很多詩。雖然很怨恨蕭軍，甚至罵蕭軍，但是她內心裏還是希望蕭軍回心轉意，她不想捨棄蕭軍。

    經過一番猶豫和痛苦，蕭紅把自己的情感和命運從蕭軍那裏收回，轉交給了另外一個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贈給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這兩件定情物包含了一個受傷女人的心願。相思豆代表愛，而小竹竿則象徵著堅韌與永恒。1938年初夏，蕭紅與端木蕻良在武漢舉行了婚禮。端木蕻良與蕭紅的結合是理智的結合，同時也是很突然的結合。新婚中的蕭紅正懷著蕭軍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幾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斷了她與蕭軍最後的緣分。蕭紅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和體貼。蕭紅和端木相處的歲月裏，兩人互相勉勵，寫下了大量的新作，而蕭軍也找到了新的終生伴侶。

    抗戰爆發後，上海淪陷，蕭紅到了香港。由於被迫東躲西藏，加之醫院藥物匱乏，蕭紅的肺結核日益嚴重，本來就虛弱的身體逐漸走向了崩潰。重病之中的蕭紅因為沐浴著愛情的陽光，仍然樂觀開朗。有一次刮十二級颱風，端木忽然在家裏接到一個電話，説蕭紅病危。端木坐了船冒著風浪和生命危險，過海去看她。結果一到瑪麗皇后醫院，蕭紅睡得挺好，而且一見他來了還很高興。端木告訴她護士給他打電話説她不好了，蕭紅就咯咯咯地笑。其實端木不知道這個電話是蕭紅自己打的。

    蕭紅臨終時丈夫端木是否在場，這個問題後來成了爭論的焦點。端木的家人認為端木始終陪伴在蕭紅身邊，直到她去世為止。而當時一直照看蕭紅的作家駱賓基則堅決否認端木的在場。駱賓基回憶説，蕭紅在死前曾經熱切地盼望道：如果蕭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個淒涼的冬日，年僅三十一歲的蕭紅在醫院裏呼出了生命的最後一口氣息。十年漂泊，北國的呼蘭小城是她的起點，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終點。蕭紅走了，她的生命結束在戰爭的硝煙中，從此曾經愛她的兩個男人蕭軍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蕭紅的陰影裏。

    《北京青年報》200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