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七七級”是一個含義特殊的稱謂。除去表示“1977年參加高考”外，還意味著這是“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制度第一屆入大學的學生。我經常遇到這種事，比如在火車上，與陌生人聊天，當對方説自己是“七七級的”，我的心立馬覺得“親”。似乎全國“七七級”的都是一夥的。前些年出門開會，“七七級”的教授、批評家能從對方身上“聞”出同類的氣味。當對方問你“是七七級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剛想問你呢。”

    七七級是什麼？是天之驕子？是幸運兒？是有社會經歷的老童生？是“囊螢”、“映雪”的讀書郎？是性蒙昧者？是會玩“權力鬥爭”的後紅衛兵？是休妻（休夫）大戰的參與者？是笨拙地開始學習將理想主義置換為實用主義的小于連？是後幾屆眼中的土鱉？……

    我是七七級的學生。雖然入學時只有20歲，在年級中屬於最小的那撥兒，可我已有兩年農民生活，兩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學，除四五位應屆高中生“小孩”外，有剛從蔓菁地裏躥出來的知青，還有剛從海河工地卸了土車的農民；有的是從鑄鍛車間逃出，指紋裏刺著幾年也洗不掉的鑄砂，有的卻是從煤窯裏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兒都是黑的；還有寒酸潦倒卻留著小分頭的民辦教師，還有猶豫著“我上大學是否虧了”的國家幹部；有買肉不要票的售貨員，也有部隊的營級“首長”……全國的“七七級”都是這樣，來自五行八作，且年齡相差極大，最大的已過30，最小的才17。我班老鄢的兒子與他一塊兒報到，上的是物理系，這樣全體七七級同學就都成了這可憐孩子的“叔叔”或“姑姑”。

    我所在的H大學“七七級”有許多趣事，上了點兒年紀的我有些記不清了。趁《美文》約稿的機會，我趕緊把記得的零碎佚事寫出來。我是筆隨著回憶走，沒有章法，不按時序，掄哪兒算哪兒。

    “階級鬥爭”

    入學不久，年級裏就展開了“階級鬥爭”。七八個“高幹子弟”（省部級或廳局級幹部的子女）扎成一堆兒，彼此欣賞，加上一幫沒出息的跟幫，意欲控制年級的“領導權”。其實所謂的“領導權”，大者就是進係學生黨團支部，校團委、學生會；小者就是當個班幹部。這幫傢夥，可能是從他們老爹那兒知道“沒權的苦，有權的甜”，將這等袖珍權力當真事了。

    一天，老栗找我説是要“開個會”。我趕到“會場”———操場後的一片核桃林裏———見已有十幾個同學在憤怒地唧咕。用不著細想，我就知道這是“另一堆兒”人，知識分子子弟。老栗説，“現在年級的形勢特別壓抑，高幹子弟歧視大家，年級的事他們説了算。發展黨員考慮他們內部的人。現在不鬥爭，到時候吃虧就晚了。”

    我説，讓他們鬧去，有什麼大權力可圖呀。老栗説：“幼稚！不覺悟！看過吉拉斯的《新階級》嗎？它説的是革命勝利後出現的特權階層……”經過老栗上升到理論的勸説，大家心明眼亮，紛紛附議，説今後要相互幫襯著點兒，並“團結工友和農友”子弟。可我還是認為，這玩笑也太乏味了。

    此後，年級裏矛盾尖銳化，打破了“新階級”控制的鐵幕。但最終矛盾又消失了，因為“新階級”對造反“領袖”採取了拉攏策略：讓老栗入了黨。教老栗打橋牌，給老栗好煙抽，討論學術問題、郊遊、看電影都拉上他。

    老栗成了“叛徒”，我們就直呼他老甫（甫志高）。但他面無愧色。“小赤佬”嬉皮笑臉地對我説：“你看，這就是知識分子革命的不徹底性。”

    我的覺悟來得慢好幾拍。年級裏的矛盾消失很久後，有次與某高幹的兒子聊天，為什麼事爭得急了，他説：“你們這樣階層的人玩命幹活，就是讓我們享樂的。”我説：“玩你媽蛋去吧！”

    我的階級覺悟就是在那一瞬間“昇華”的。

    枕磚頭睡覺的人

    我們班有個來自“革命老區”的同學小張，作風簡樸，學習刻苦，積極要求進步，不管該不該他，天天做值日，並經常找年級黨支部委員“彙報思想”。他有一絕——睡覺枕的是裹著布的磚頭。這是什麼功？為什麼練這功？他從不對我們説。

    這事驚動了學校。宣傳部讓校學生會去調查。某日，全體學生正在食堂吃午飯，校廣播臺播出了一篇專稿《來自革命老區的大學生》。文章介紹，小張説他之所以睡覺枕磚頭，是為了提醒自己來自革命老區，不忘父老鄉親過著艱苦的生活，有一種臥薪嘗膽的意思；並且要牢記，自己畢業後還要回到偏僻的家鄉。

    小張成了學校裏的名人，走路老有人指指點點，“瞧，這就是枕板兒磚的哥們兒。”還有的係團支部組織活動，到小張宿舍“參觀板兒磚”。小張被推為“校級三好生”。

    小盛是個淘氣的傢夥。有一夜他拉肚子起得勤，發現小張枕的不是磚頭，而是偷換了衣服包。“枕頭事件”敗露後，小張成為大夥解悶的對象。他也由此獲得解放，枕上了真正的枕頭。

    與這個愚蠢的例子類似，還有個惡俗的例子。某女生來自農村，家境貧寒，卻喜歡模倣城市某些酸文假醋的女生，吃飯時剝饅頭皮，“我最煩吃這個。”又是小盛發現，她等同餐桌的人走了，才將饅頭皮吃下。

    “活學活用”薩特

    那時，存在主義者薩特是許多大學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於本質”、“自由選擇”、“成為你自己”之類，著實迷倒了一代人。

    小賀是個白凈文弱説話細聲細氣的小夥子，一米八四的個子像“沙篙”，卻膽小怕事。他迷上了老薩特，並極力向我推薦。

    一次夏日正午，我和他同去游泳。因為泳姿笨拙，他被體育係幾個男生嘲笑為“賽烏龜”、“像螃蟹”。我和小賀與他們對罵，根本罵不過他們。再説，體育係的人生性蠻野，動輒開打，平時在學校沒人敢真正與之較勁。這次，我們也就只好憋屈點了。

    只見小賀去買了一瓶啤酒，我以為他要與我喝兩口消消氣呢。沒想到他悠悠走到罵他的體育係壯漢身後，照人腦袋就是一瓶子。血流了滿地，那傢夥蒙了。小賀拎著半截兒碎瓶子追另幾個人，他們穿著游泳褲一路竄回了宿舍。

    小賀受到記大過處分，卻成為我年級的驕傲。人問他當時哪來的邪勁，他正色道：“當時耳邊忽然響起薩特的偉大教導‘英雄是自己變成英雄，懦夫是自己變成懦夫’，人，什麼都不是，無非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

    這是我見到的對薩特最“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知行合一的例子。此後，“薩特熱”在我們年級就更“煽”了。

    飯票後的英文單詞

    老趙是我們年級歲數最大的，“文革”前的“老三屆”。她衣著樸素，極為用功，很少在淩晨兩點前回寢室。她對學習有嚴格的計劃和任務，不似我們混日子。

    但令人嘆息的是，趙大姐的考試成績總是中等。特別是外語，因她高中時學的本是俄語，大學改學英語，她從沒超過70分。可能她年齡大記性發蔫，老是記不住英語單詞。

    她發奮學外語，每天定量30個猛背。下午5點的時候，將沒背過的單詞寫在飯票背面，背不過不“用膳”。這樣做有時竟有奇效。

    一次食堂“改善”，老趙卻遇了鬼了，死活記不住那幾個單詞。我們逗她：這可是對你意志品質的考驗呀！最後，老趙把“改善券”送了我們，直到背過單詞，才到街上買了冷饅頭吃。

    期末考試，她得了80多分。我們分食過老趙好飯的同學，要在小餐廳為她祝賀。老趙卻説，“我的喜事，我請客。”

    小提琴

    我們宿捨得老四，五音不全卻酷愛音樂。每天在宿舍裏鋸他那把破提琴，琴弓打的松香太多，那吱溜溜的聲音大家都煩透了。於是群起而攻之，將他趕出屋。這廝只好將“樂臺”挪到水房。

    這下又犯了眾怒，其他宿捨得人與他爭吵，並將他“反映”到了輔導員那裏。他對輔導員説這是一個公民的自由，我又沒在人該休息時拉。輔導員是個好好先生，覺他説得也有道理。

    後來，剛入學的新生把他“告”到了系主任那裏。一次全係學生大會，主任訓話，説是“據小同學反映，有一個人每天在四樓水房拉板胡，影響他們學習。這很不好！”

     　自從小提琴拉成了“板胡”後，老四再也沒拉過小提琴。

    “疾風知勁草”

    我班老於是個才子，人品方正，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剛剛被選為省級優秀大學生。他研究電影很有見地，得過“《大眾電影》徵文”獎。某出版社看中了他的書稿，這樣，他成為學生裏惟一要出書的人。

    人一得意，難免忘形。可能為了顯擺，他沒多大必要地發動了許多同學為他抄書稿。人們心裏不願意，但礙于面子還是為他幹了。但有個同學小劉頂了他，説“老子憑啥給你抄？閒你幹什麼？”

    老于到底是老于。有一天他對我説：“小劉是好人，他心口如一。就是不知他遇到大事怎麼樣。”這話教我嘆息。

    畢業分配時，小劉與來自同一城市的一女同學“犯頂”，他們都聯繫的那所大學只要一人。小劉讓給了那女生。

    老于説：“怎麼樣？疾風知勁草吧。其實，有時微風也能看出‘勁草’來。”

    畢業快20年了，老于和小劉始終是聯繫最密切的朋友。

    當了一回“紅爺”

    一二年級時，學校反對學生“談戀愛”。最愚蠢的是，校保衛處的“晚自習後圍擊戰”，他們突然包圍校小花園和生物系實驗田，明晃晃手電筒亂照，並記下對被圍擊或狙擊的“俘虜”的係與班。

    七七級的許多學生年齡大，“單”著的也很多，找朋友是緊迫的事。他們中有全不懔的，也有膽小的。

    有一天，我班老江請我看電影。剛出校門，遇到女生楊子。她與我打招呼後，説恰好她也要去看。我們三人一起看了場電影，按楊子的安排，我坐中間。前後他倆沒説一句話，我還責怪老江“太高老太爺”。

    不久我發現，老江一邀我做好玩的事，半路準會碰上“也正想去”的楊子。最長的一次是到某風景山區玩了三次。楊子總熱烈地和我沒話找話，對老江卻愛理不理的。

    比較精的同學早就看出貓膩了。我沒心沒肺，很久才開始明戲。直到快畢業，江楊之戀方公開。在紀念冊上，楊子寫道：“謝謝你，我的好友和紅娘。”

    而老江給我寫的是：“積德您吶，紅爺。”

    “神經病”和名主持人

    體育係有一男生，面皮白皙，衣著講究，留著當時在學生中少見的卷髮“迎風背”，格外扎眼。無論是晨練還是下午課外活動，我們幾乎每天都看到他神經質地自言自語，嘴唇動得飛快。他似乎對一切都視而不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裏。大家認為他有輕度“神經病”（那時我們不懂，準確的表述是“精神病”）。我班某些女生還挺同情他，説“挺好的人得這種病，慘了。他父母也慘了。”

    畢業後不久，大家在我省電視臺的體育節目裏看到他做了主持人，反應敏利，解説內行而生動，深得觀眾喜愛。這才知道，人在學校的“話癆”，是苦練功夫呢。後來，他又被調入中央電視臺做體育頻道主持人，專門解説乒乓球，成為名主持。

    “他們都得了重感冒”

    那時中國還很閉塞，青年對性知識的了解極少。大學生中年輕一點的接受的性啟蒙，不過是葷段子和手抄本《曼娜回憶錄》之類。70年代末，記得是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青年性知識手冊》，印數好幾百萬。去買這本書的青年人，都跟做賊似的，得趁櫃檯前沒人，售貨員碰巧又是同性才敢張嘴。

    看了小冊子，迷迷糊糊知道了點性知識，也鬧出不少樂子。

    快畢業時，老四遇到了發愁的事兒。他從書上知道了自己“包皮過長”。老鄢開導他道：“沒事，能翻上去麼？這不就得啦。我其實也長。”

    老四熟練地一口氣以背書的語調説：“包皮過長會産生一些污垢，日久之後會引起……影響夫妻……”老鄢説：“你注意經常清洗麼。”

    老四還是做了“環切”。因害羞，對外人講是“得了重感冒”。

    老四以他“紮實”的性知識，在年級男生中製造了緊張氣氛。畢業前夕，已停了課，又有十幾個同學相繼做了手術。宿舍走廊裏不時徘徊著表情嚴峻，叉開雙腿慈祥地挪步的傢夥。

    碰巧，系裏衛生大檢查，女生發現十幾個身板結實的男生都沒來幹活。她們不平地喊：“他們幹嗎去幹嗎去啦？”

    輔導員説：“非常遺憾，他們都得了重感冒。”

    關於我們“七七級”發生的趣事，還有很多。限于篇幅，先説這麼點兒。我想，在它們的細部紋理中，或許含有一些特定時代的滋味？

    《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