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七七級”是一個含義特殊的稱謂。除去表示“1977年參加高考”外,還意味著這是“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制度第一屆入大學的學生。我經常遇到這種事,比如在火車上,與陌生人聊天,當對方説自己是“七七級的”,我的心立馬覺得“親”。似乎全國“七七級”的都是一夥的。前些年出門開會,“七七級”的教授、批評家能從對方身上“聞”出同類的氣味。當對方問你“是七七級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剛想問你呢。”
七七級是什麼?是天之驕子?是幸運兒?是有社會經歷的老童生?是“囊螢”、“映雪”的讀書郎?是性蒙昧者?是會玩“權力鬥爭”的後紅衛兵?是休妻(休夫)大戰的參與者?是笨拙地開始學習將理想主義置換為實用主義的小于連?是後幾屆眼中的土鱉?……
我是七七級的學生。雖然入學時只有20歲,在年級中屬於最小的那撥兒,可我已有兩年農民生活,兩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學,除四五位應屆高中生“小孩”外,有剛從蔓菁地裏躥出來的知青,還有剛從海河工地卸了土車的農民;有的是從鑄鍛車間逃出,指紋裏刺著幾年也洗不掉的鑄砂,有的卻是從煤窯裏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兒都是黑的;還有寒酸潦倒卻留著小分頭的民辦教師,還有猶豫著“我上大學是否虧了”的國家幹部;有買肉不要票的售貨員,也有部隊的營級“首長”……全國的“七七級”都是這樣,來自五行八作,且年齡相差極大,最大的已過30,最小的才17。我班老鄢的兒子與他一塊兒報到,上的是物理系,這樣全體七七級同學就都成了這可憐孩子的“叔叔”或“姑姑”。
我所在的H大學“七七級”有許多趣事,上了點兒年紀的我有些記不清了。趁《美文》約稿的機會,我趕緊把記得的零碎佚事寫出來。我是筆隨著回憶走,沒有章法,不按時序,掄哪兒算哪兒。
“階級鬥爭”
入學不久,年級裏就展開了“階級鬥爭”。七八個“高幹子弟”(省部級或廳局級幹部的子女)扎成一堆兒,彼此欣賞,加上一幫沒出息的跟幫,意欲控制年級的“領導權”。其實所謂的“領導權”,大者就是進係學生黨團支部,校團委、學生會;小者就是當個班幹部。這幫傢夥,可能是從他們老爹那兒知道“沒權的苦,有權的甜”,將這等袖珍權力當真事了。
一天,老栗找我説是要“開個會”。我趕到“會場”———操場後的一片核桃林裏———見已有十幾個同學在憤怒地唧咕。用不著細想,我就知道這是“另一堆兒”人,知識分子子弟。老栗説,“現在年級的形勢特別壓抑,高幹子弟歧視大家,年級的事他們説了算。發展黨員考慮他們內部的人。現在不鬥爭,到時候吃虧就晚了。”
我説,讓他們鬧去,有什麼大權力可圖呀。老栗説:“幼稚!不覺悟!看過吉拉斯的《新階級》嗎?它説的是革命勝利後出現的特權階層……”經過老栗上升到理論的勸説,大家心明眼亮,紛紛附議,説今後要相互幫襯著點兒,並“團結工友和農友”子弟。可我還是認為,這玩笑也太乏味了。
此後,年級裏矛盾尖銳化,打破了“新階級”控制的鐵幕。但最終矛盾又消失了,因為“新階級”對造反“領袖”採取了拉攏策略:讓老栗入了黨。教老栗打橋牌,給老栗好煙抽,討論學術問題、郊遊、看電影都拉上他。
老栗成了“叛徒”,我們就直呼他老甫(甫志高)。但他面無愧色。“小赤佬”嬉皮笑臉地對我説:“你看,這就是知識分子革命的不徹底性。”
我的覺悟來得慢好幾拍。年級裏的矛盾消失很久後,有次與某高幹的兒子聊天,為什麼事爭得急了,他説:“你們這樣階層的人玩命幹活,就是讓我們享樂的。”我説:“玩你媽蛋去吧!”
我的階級覺悟就是在那一瞬間“昇華”的。
枕磚頭睡覺的人
我們班有個來自“革命老區”的同學小張,作風簡樸,學習刻苦,積極要求進步,不管該不該他,天天做值日,並經常找年級黨支部委員“彙報思想”。他有一絕——睡覺枕的是裹著布的磚頭。這是什麼功?為什麼練這功?他從不對我們説。
這事驚動了學校。宣傳部讓校學生會去調查。某日,全體學生正在食堂吃午飯,校廣播臺播出了一篇專稿《來自革命老區的大學生》。文章介紹,小張説他之所以睡覺枕磚頭,是為了提醒自己來自革命老區,不忘父老鄉親過著艱苦的生活,有一種臥薪嘗膽的意思;並且要牢記,自己畢業後還要回到偏僻的家鄉。
小張成了學校裏的名人,走路老有人指指點點,“瞧,這就是枕板兒磚的哥們兒。”還有的係團支部組織活動,到小張宿舍“參觀板兒磚”。小張被推為“校級三好生”。
小盛是個淘氣的傢夥。有一夜他拉肚子起得勤,發現小張枕的不是磚頭,而是偷換了衣服包。“枕頭事件”敗露後,小張成為大夥解悶的對象。他也由此獲得解放,枕上了真正的枕頭。
與這個愚蠢的例子類似,還有個惡俗的例子。某女生來自農村,家境貧寒,卻喜歡模倣城市某些酸文假醋的女生,吃飯時剝饅頭皮,“我最煩吃這個。”又是小盛發現,她等同餐桌的人走了,才將饅頭皮吃下。
“活學活用”薩特
那時,存在主義者薩特是許多大學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於本質”、“自由選擇”、“成為你自己”之類,著實迷倒了一代人。
小賀是個白凈文弱説話細聲細氣的小夥子,一米八四的個子像“沙篙”,卻膽小怕事。他迷上了老薩特,並極力向我推薦。
一次夏日正午,我和他同去游泳。因為泳姿笨拙,他被體育係幾個男生嘲笑為“賽烏龜”、“像螃蟹”。我和小賀與他們對罵,根本罵不過他們。再説,體育係的人生性蠻野,動輒開打,平時在學校沒人敢真正與之較勁。這次,我們也就只好憋屈點了。
只見小賀去買了一瓶啤酒,我以為他要與我喝兩口消消氣呢。沒想到他悠悠走到罵他的體育係壯漢身後,照人腦袋就是一瓶子。血流了滿地,那傢夥蒙了。小賀拎著半截兒碎瓶子追另幾個人,他們穿著游泳褲一路竄回了宿舍。
小賀受到記大過處分,卻成為我年級的驕傲。人問他當時哪來的邪勁,他正色道:“當時耳邊忽然響起薩特的偉大教導‘英雄是自己變成英雄,懦夫是自己變成懦夫’,人,什麼都不是,無非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
這是我見到的對薩特最“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知行合一的例子。此後,“薩特熱”在我們年級就更“煽”了。
飯票後的英文單詞
老趙是我們年級歲數最大的,“文革”前的“老三屆”。她衣著樸素,極為用功,很少在淩晨兩點前回寢室。她對學習有嚴格的計劃和任務,不似我們混日子。
但令人嘆息的是,趙大姐的考試成績總是中等。特別是外語,因她高中時學的本是俄語,大學改學英語,她從沒超過70分。可能她年齡大記性發蔫,老是記不住英語單詞。
她發奮學外語,每天定量30個猛背。下午5點的時候,將沒背過的單詞寫在飯票背面,背不過不“用膳”。這樣做有時竟有奇效。
一次食堂“改善”,老趙卻遇了鬼了,死活記不住那幾個單詞。我們逗她:這可是對你意志品質的考驗呀!最後,老趙把“改善券”送了我們,直到背過單詞,才到街上買了冷饅頭吃。
期末考試,她得了80多分。我們分食過老趙好飯的同學,要在小餐廳為她祝賀。老趙卻説,“我的喜事,我請客。”
小提琴
我們宿捨得老四,五音不全卻酷愛音樂。每天在宿舍裏鋸他那把破提琴,琴弓打的松香太多,那吱溜溜的聲音大家都煩透了。於是群起而攻之,將他趕出屋。這廝只好將“樂臺”挪到水房。
這下又犯了眾怒,其他宿捨得人與他爭吵,並將他“反映”到了輔導員那裏。他對輔導員説這是一個公民的自由,我又沒在人該休息時拉。輔導員是個好好先生,覺他説得也有道理。
後來,剛入學的新生把他“告”到了系主任那裏。一次全係學生大會,主任訓話,説是“據小同學反映,有一個人每天在四樓水房拉板胡,影響他們學習。這很不好!”
自從小提琴拉成了“板胡”後,老四再也沒拉過小提琴。
“疾風知勁草”
我班老於是個才子,人品方正,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剛剛被選為省級優秀大學生。他研究電影很有見地,得過“《大眾電影》徵文”獎。某出版社看中了他的書稿,這樣,他成為學生裏惟一要出書的人。
人一得意,難免忘形。可能為了顯擺,他沒多大必要地發動了許多同學為他抄書稿。人們心裏不願意,但礙于面子還是為他幹了。但有個同學小劉頂了他,説“老子憑啥給你抄?閒你幹什麼?”
老于到底是老于。有一天他對我説:“小劉是好人,他心口如一。就是不知他遇到大事怎麼樣。”這話教我嘆息。
畢業分配時,小劉與來自同一城市的一女同學“犯頂”,他們都聯繫的那所大學只要一人。小劉讓給了那女生。
老于説:“怎麼樣?疾風知勁草吧。其實,有時微風也能看出‘勁草’來。”
畢業快20年了,老于和小劉始終是聯繫最密切的朋友。
當了一回“紅爺”
一二年級時,學校反對學生“談戀愛”。最愚蠢的是,校保衛處的“晚自習後圍擊戰”,他們突然包圍校小花園和生物系實驗田,明晃晃手電筒亂照,並記下對被圍擊或狙擊的“俘虜”的係與班。
七七級的許多學生年齡大,“單”著的也很多,找朋友是緊迫的事。他們中有全不懔的,也有膽小的。
有一天,我班老江請我看電影。剛出校門,遇到女生楊子。她與我打招呼後,説恰好她也要去看。我們三人一起看了場電影,按楊子的安排,我坐中間。前後他倆沒説一句話,我還責怪老江“太高老太爺”。
不久我發現,老江一邀我做好玩的事,半路準會碰上“也正想去”的楊子。最長的一次是到某風景山區玩了三次。楊子總熱烈地和我沒話找話,對老江卻愛理不理的。
比較精的同學早就看出貓膩了。我沒心沒肺,很久才開始明戲。直到快畢業,江楊之戀方公開。在紀念冊上,楊子寫道:“謝謝你,我的好友和紅娘。”
而老江給我寫的是:“積德您吶,紅爺。”
“神經病”和名主持人
體育係有一男生,面皮白皙,衣著講究,留著當時在學生中少見的卷髮“迎風背”,格外扎眼。無論是晨練還是下午課外活動,我們幾乎每天都看到他神經質地自言自語,嘴唇動得飛快。他似乎對一切都視而不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裏。大家認為他有輕度“神經病”(那時我們不懂,準確的表述是“精神病”)。我班某些女生還挺同情他,説“挺好的人得這種病,慘了。他父母也慘了。”
畢業後不久,大家在我省電視臺的體育節目裏看到他做了主持人,反應敏利,解説內行而生動,深得觀眾喜愛。這才知道,人在學校的“話癆”,是苦練功夫呢。後來,他又被調入中央電視臺做體育頻道主持人,專門解説乒乓球,成為名主持。
“他們都得了重感冒”
那時中國還很閉塞,青年對性知識的了解極少。大學生中年輕一點的接受的性啟蒙,不過是葷段子和手抄本《曼娜回憶錄》之類。70年代末,記得是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青年性知識手冊》,印數好幾百萬。去買這本書的青年人,都跟做賊似的,得趁櫃檯前沒人,售貨員碰巧又是同性才敢張嘴。
看了小冊子,迷迷糊糊知道了點性知識,也鬧出不少樂子。
快畢業時,老四遇到了發愁的事兒。他從書上知道了自己“包皮過長”。老鄢開導他道:“沒事,能翻上去麼?這不就得啦。我其實也長。”
老四熟練地一口氣以背書的語調説:“包皮過長會産生一些污垢,日久之後會引起……影響夫妻……”老鄢説:“你注意經常清洗麼。”
老四還是做了“環切”。因害羞,對外人講是“得了重感冒”。
老四以他“紮實”的性知識,在年級男生中製造了緊張氣氛。畢業前夕,已停了課,又有十幾個同學相繼做了手術。宿舍走廊裏不時徘徊著表情嚴峻,叉開雙腿慈祥地挪步的傢夥。
碰巧,系裏衛生大檢查,女生發現十幾個身板結實的男生都沒來幹活。她們不平地喊:“他們幹嗎去幹嗎去啦?”
輔導員説:“非常遺憾,他們都得了重感冒。”
關於我們“七七級”發生的趣事,還有很多。限于篇幅,先説這麼點兒。我想,在它們的細部紋理中,或許含有一些特定時代的滋味?
《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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