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到的，在當今時代，全球化已經成為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密切相關而又使我們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這一現象正在日益影響和波及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從近幾年來中國報刊雜誌上發表的相關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出，全球化這個字眼出現的頻率之高也是我們所始料不及的。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説，我們現在已經處於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傳媒全球化，當然也有人已經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現的全球化趨勢。應該承認，這決不是聳人聽聞的宣傳，而是確實存在的客觀事實。當然，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後果必然會反映到社會文化等相關領域裏。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實現，這種跡象已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趨同化現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滲透到其他國家，在文化上出現趨同的現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徵。因而全球化在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中所遭到的一些抵制和反對就不足為奇。本書（《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對峙還是對話？》，王寧主編，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編選並非旨在鼓吹一種文化上的全球化，而是要探討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些客觀現實，以便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和文化研究學者提出一些相應的對策。鋻於全球化在經濟學界的研究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後來又逐步引起了政治學者們的關注，而它受到文化學者和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則是近幾年裏的事，在這方面收入本書的兩位西方學者的論文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羅蘭羅伯遜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如果我們將全球化當作一種歷史和文化批評話語，那麼它所顯示出的對有著鮮明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現代性的強有力消解和批判作用就應得到關注。同時，它作為現代性話語的對立物，與現代性以及其自然的延伸和悖逆——後現代性又有著某種反撥和交合作用。這也正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就在《共産黨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樣，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始自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資本在全世界的運作和擴張過程，這一過程到了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高潮，它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了公共的財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顯然，全球化曾在歷史上的兩個層面有所表現：其一是1492年始自歐洲的哥倫布遠涉重洋對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它開啟了西方資本從中心向邊緣地帶的擴展，也即開始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宏偉計劃，在這一宏偉的計劃下，許多經濟不發達的弱小國家不是依循歐美的模式就是成為其現代性大計中的一個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馬克思、恩格斯所預示的“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的現象，也即比較文學的早期階段。但是這種“世界的文學”並不意味著只是一種模式的文學，而是仍保持著各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時又代表了世界最先進的審美潮流和發展方向的世界文學。

    雖然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並未明確而且也不可能指明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現象，但卻已經隱隱約約地向我們提示了，全球化的現象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所産生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這樣一來，與經濟上由西向東的路徑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也有兩個方向：其一是隨著資本的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也滲透到這些地區；但隨之便出現了第二個方向，即（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的現象。對於這後一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從中國文化的西進過程見出例證。毫無疑問，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勢力的抵制，而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作用。因而只看到文化上的趨同性而忽視其多元發展走向顯然是片面的。

    就我們所從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領域而言，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目前在我們的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學術話語中，全球性話語已經在相當的程度上取代了現代性／後現代性二分法，成為一個可以覆蓋這兩種學術話語的新的視角。它在文化上的一個直接反映就是文化研究的崛起以及其對傳統精英文學研究構成的挑戰。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對文學研究情有獨鍾的學者面對這樣的情形，十分擔心文化研究會把已經日益萎縮的文學研究吞沒了，因而他們試圖通過打壓文化研究來拯救文學研究自身的命運，我認為這大可不必。這樣做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只能是導致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更為嚴重的對立，最後也可能導致文學研究的消亡。

    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來看，全球化與其相對立的本土化既有著對峙的一面，同時也有著交合和相通的一面，也即如羅蘭羅伯遜所説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佔據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尤其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徵，若想掩蓋或抹去這種特徵，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見，全球化只有通過本土的接受和實踐才能得以實現，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有所準備。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成為現實，也就是説，中國已經將自己正式溶入世界大家庭中去了，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文學研究者們所必須正視的事實。誠然，在全球化大潮的衝擊面前，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些問題：全球化將給中國的文化和知識生活帶來何種影響？在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如何保持中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們有可能為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為嗎？在文化研究佔主導地位的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會消亡嗎？對上述種種問題，本書的各位作者都從自己各自的角度作了回答。

    當然，應該説明的是，我這裡所説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學術界風行的一種跨越學科界限的研究方法和話語模式。毫無疑問，文化研究是在英語世界崛起的，它的研究對象並不是那些寫在書頁裏的高雅的、精緻的文化産品——文學，而是當今仍在進行著的活生生的文化現象，特別是那些在精英學者那裏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大眾文化。但一個事實卻是無法否認的，即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也出自文學研究，特別是在FR利維斯（F.R.Leavis）那裏的文化研究仍有著鮮明的精英意識。而後來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能走向大眾文化和當代社區中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走出了利維斯主義的狹隘精英文化領地的結果。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英國的威廉斯和伊格爾頓以及美國的詹姆遜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均對英語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化研究經過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爭鳴和後殖民主義批判的介入，已經包括了這樣幾個方面：以邊緣和第三世界未開發地區為主的區域研究，以後殖民地的寫作／話語為研究對象的種族研究，以探討女性文化和建構女性話語為主的性別研究和性別政治，此外，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面對影視傳媒對文學的衝擊以及當代高科技的發展和網路的普及，文化研究還應當包括影視和傳媒研究。儘管目前的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和衝擊，致使不少恪守傳統觀念的學者出於對文學研究之命運的擔憂竟對文化研究抱一種敵視的態度。但在我看來，這二者並非應當全然對立，若是著眼于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化背景，我們則不難看出，在當前的西方文學理論界，早就有著相當一批著述甚豐的精英文學研究者已經自覺地把文學研究的範圍擴大，從而可以在一個廣闊的文化語境下來研究文學。我以為這種方向是使我們走出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二元對立之死衚同的必然之路。這對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著一定的啟發。

    當然，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也使得有著悠久傳統的人文主義思潮再度受挫。實際上，20世紀的西方文學界和文化界已經經歷了以人為研究中心的三次大的轉折，也即人文主義，反／非人文主義和後人文主義。毫無疑問，現代主義仍是弘揚人文主義的，而早期的後現代主義則是反人文主義的，到了後工業的高科技時代，資訊生産取代了傳統的工業生産，自然，人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人的作用再也不像啟蒙時期那樣強大，而是成了一種“後人”（post－human）。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大語境之下，人的身份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往往從一種身份發展為多重身份，人的主觀能動性正越來越受制于高科技和網際網路的作用。因此重提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對於弘揚後人文主義時代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因而我認為，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現同時帶給了我們兩方面的影響：其積極方面體現在，它使我們的文化生産和學術研究更為直接地受到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從而使得經濟建設和文化生産和消費的關係更為密切；而消極的方面則體現在，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産，尤其是文學藝術的創作，變得日益困難，如果處理不當，最終有可能導致新的大眾／精英文化的等級對立。因此，面對全球化的強有力的影響，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策略是，首先要順應這一潮流，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本質的前提下，擴大中國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通過和國際社會的廣泛交流和對話，使得中國的文化和文學研究一方面達到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的境地，另一方面通過與國際學術界的平等交流和對話，對西方學術界的固有思維定式産生影響和啟迪，最終達到消解西方帝國的文化霸權之目的。

    既然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在國際學術界發出強有力的聲音，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對目前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的課題有所了解，並且以積極的姿態參與這種論爭性的對話中，通過和國際學術同行的討論、爭論和對話達到影響他們固有的思維模式之目的。這就是本書編者的一個明確目的。我們當然可以從本書所粹集的中西方學者論述全球化問題的重要論文中看出一個趨勢，即我們中國的一些前沿學者的研究已經基本上接近國際水準，他們的論文若用英文撰寫，定能在國際學術界産生較大的影響。因此，本書的編選只是編者所試圖實施的文化全球化戰略（暫時借用這個説法）的第一步。毫無疑問，在自然科學界，科學家們已經達成一種共識：能否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論文並收入SCI（Science CitationIndex，科學論文索引）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科學研究發達與否的客觀標準。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國際權威性的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論文索引）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藝術與人文科學論文索引）檢索系統對絕大多數學者還相當陌生，不少學者的這種國際意識仍十分模糊，他們僅滿足於利用外文資料向國人介紹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不能與西方同行進行討論和對話，因而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領域內實際上存在的“逆差”現象。中國既然有那麼多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這在世界各國都是罕見的，那麼為什麼中國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的聲音卻很微弱呢？有人認為這主要是一個語言的問題，我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還有人類一些共同關切的前沿理論話題需要我們共同去探討。因而在理論上的創新也應該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當然語言問題也很重要，在把中國文化學術的最新成果推向世界時，我們不得不暫時借用出自西方但目前已成為國際通用的語言——英語。我認為即使我們講的是英語（全球的），但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仍是中國的（本土的），這也決不會使我們的文化被殖民，與其相反，倒是會更為有效地使我們將中國學者的學術觀點傳播到全世界，從而使得中國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強勁。

    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同樣也體現在文學理論及批評實踐中：傳統意義的文學理論之範圍變得越來越寬泛，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為含義更廣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所取代；另一方面就是文學批評的萎縮和文化批評的崛起，後者顯然已對前者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的走向，並不只是空發一些議論，而更應該結合我們各自所從事的專業提出一些具有建設意義的方案，我在此所要提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文學研究日益萎縮的局面，我們應當弘揚一種新的文學的文化研究。這種研究的特徵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就其當代形態而言，西方的各種文化研究方法論為我們提供了對中國文化和文學進行多種闡釋的可能性資源，並且作為我們應用於研究實踐的工具。當然，我們對這個工具的態度是為我所用，也即既借鑒它來分析闡釋中國的文學現象，同時又從中國的文學現象出發對西方的各種文化理論進行質疑、改造甚至重構，最終旨在建立自己的文化研究理論。因此借用全球化的路徑，我們可以這樣來描繪：（來自西方的）理論旅行在經過立足本土（中國）的批評實踐之後又實現一種（始自中國的）理論的回歸。但這樣的回歸已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復歸，而是一種具有本土特色的建構性、創造性回歸，它不僅可用於中國本土的研究實踐，同時也足以為國際文化研究界所參考借鑒。一般人總認為，文化研究在中國已經變了型，它一味向大眾文化獻媚，因而喪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語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徵。這種批評雖不無偏激，但對我們卻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語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識形態性和解構性的文化研究，在運用於東方語境時會不會與傳統的文學研究形成對立？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在從事文化研究實踐時，我們要正確看待文化研究與傳統的（人文）文學研究的關係。在這方面，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關係決非對立，而是一種對話和互動關係：文化研究擴大了文學研究的範圍，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課題，開闊了文學研究者的視野，而文學研究的紮實的文本知識則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於脫離文本實踐而空談大而無當的文化。應該承認，將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不同方法結合起來，將有助於擴大文學研究的領地，使之在廣闊的文化語境中游刃有餘。當然，我還想指出，在我們的文化研究中，我們要區別國際化與西化的界限，這樣才能促進中國的文化研究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就全球化在大眾傳媒領域內的巨大影響而言，它使英語世界以外的人們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在未來的世界，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會英語恐怕寸步難行，你根本無法得到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同樣，在理論批評領域，“失語症”（loss of discourse）還有可能發展為“失聲症”（loss of voice），這樣所導致的後果將是中國文化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學理論批評遺産竟不為（除了極少數漢學家外）世人所知；而另一方面，則是西方文化通過英語的仲介長驅直入滲透到我們的批評話語中。這樣一種局面是令人悲哀的，它同時也會激發我們的奮進決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文化的發展並不一定要與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未必能産生出優秀的文化藝術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後、但藝術家的想像力異常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出現不朽的藝術珍品，這已被拉丁美洲“爆炸文學”的崛起所證實。因此在文學的文化研究方面，與國際接軌也並不意味著與西方接軌，而是意味著與後者進行對話，“失語症”現象的出現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如果我們能夠借助於西方語言的媒介來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建構自己獨特的研究話語，就將對中國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傳播和推廣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我認為這正與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積極對策相吻合。

    《中華讀書報》200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