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到了最後都是要上床的。不要嫌我這句話敗壞你的愛情觀,這只是一句實話,即使對上床兩個字敏感的人,甚至在對上床普遍持有罪惡感的時代,相愛的人還是要上床的。原來的青少年,哪有“璩美鳳47分鐘版”可供觀摩,都是新婚之夜臨陣磨槍。這就是説,無論有怎樣的誤解,也無論再貧乏,實情還是會浮出地面的。而實情還是越早知道越好。
在靈與肉方面的誤解,只是萬千誤解的一種。與此並列的,原來有一個著名論斷,那就是:人的智慧與道德純潔度是與人的財産成反比的。這對貧窮的弱勢群體能起到巨大的精神慰藉,但可惜的是,這是虛幻的,我的意思是,製造一個虛幻的東西去讓弱勢群體精神勝利一把,實屬下作。在這條理論的指導下,我們一度甚至強烈認為,一個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精神、智慧、道德上,遠遠戰勝那些富裕的第一世界國家。在這種誤區里長大,導致我看到羅素詳論述有錢有閒的古希臘貴族對文化的貢獻時,像當場被扇了一個耳光一下,頭都暈了。因為我一直以為,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肯定是個奴隸。
現實並不甜美
現在,中科院撰寫了一份《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報告中,專家們用“人力資源能力”來表述百姓所説的“能力”。他們將“人力資源能力”分為三個層面:人的體能(生理和心理的健全程度)、人的技能(掌握基本技術和生産流程的熟練程度)和人的智慧(創造性開發及創新的程度)。
專家認為這三方面能力對社會財富的貢獻分別為1:10:100。也就是説,只具有體力的文盲,貢獻只及一個有技術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只相當於一個科學家的百分之一。按這樣的公式計算,中國人的“人力資源能力”得分只有7分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得分在25至40之間。按這一方法計算,最接近發達國家國人“能力”的是北京人,他們2001年的得分為18,其次是上海,其得分為17。在20世紀90年代的10年裏,中國人平均“人力資源能力”提升了1分,專家認為地區發展不平衡致使進步速度仍較為緩慢。但是北京人的得分在過去3年間提高了5分。
這份報告説的是一些常識,不是説常識不好,常識很重要,改變我們生活的,多半是常識。讓人無法容忍,勃然大怒的,也往往只是常識。這裡面和第一條常識是知識改變世界,體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剩下腦袋在正常運轉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連説話都要借助儀器,可是他的理論卻顛覆了整個世界的知識體系。一個人力氣再大,能撞死一頭牛,他也會可悲地發現,在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什麼工作適合他了。即使找到工作,他可能也掙不到一個病仄仄的程式員的十分之一。人類的進化史的規律,就是越來越少用體力,越來越多的用智力。知道這條,我們就知道改變自己的生活,要把重心放在哪,知道自己要朝智力發達的優秀物種進化。當然了,不要誤解為一定要把身體搞壞,好身體也是很重要的。
180年的距離
這份報告的第二個常識是:進化是艱難的,緩慢的。中國人平均“人力資源能力”是7分,離發達國家最低的25分也差了18分。在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中國上個世紀發展得最快的十年——我們的平均分提升了1分。換言之,18分的距離要花180年的時間才能趕上。即使進步最快的北京人(他們很努力,連老太太都集中起來學英語,按理會快一些吧),3年5分,也得花上十來年時間趕。這個假設還是以別人靜止不變為前提的,可是,他們為什麼要傻傻地站在那裏等我們追?事實上,一些研究機構表明,美國及其他一些先進國家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拉大與其他國家的距離。也就是説,我們恐怕花180年時間,人力資源能力還是趕不上。
我想,不要考慮180年,甚至更久以後的事了。因為這毫無意義。且聽波普爾如何論述這個問題:人類歷史的行程是受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的(看看你手中的電腦,想想你離不開的網路,這點不用多加解釋);而我們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告科學知識的未來增長(蓋茨曾説,個人電腦640K的硬碟完全夠了,也有人説,網際網路會因為容量增長過大,在1996年崩潰);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預告人類歷史的未來行程。
説這些,不是要讓你悲觀,認為自己永遠是個後進生,破罐破摔。而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們的現狀,不要癡迷于無謂的妄想。一個弱者要變成強者,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知道自己是弱者,而不是沉迷于幻想遙遠的將來。當然,更不是去把強者的摩天樓給撞掉,出口惡氣。我想,最好的認識,是知道我們只有7分,就行了;然後,馬上著手提高我們自己的分數,而不要指望什麼宏大敘事。也不要指望別人倒楣什麼的。
零碎工程
宏大敘事就像恐龍一樣過時了——它甚至連恐龍都不是,恐龍還真實地活過——零碎工程才在改變世界。法國的加斯東 巴什拉用“顫動”來形容進化過程。顫動,這個詞説得如何之妙啊,簡直妙不可言。
事物要進化,總要受一些刺激,比如,我們正在觀察一棵進化的植物,它受的刺激不能太大,過於激烈,植物死亡了,什麼結果都沒有。這個刺激必須保證植物活下來,然後變成它基因的一部分,然後更新整個物種。進化,就是這種在形式裏面的輕微顫動,個性十足的、漸進的。
同樣的道理,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能力的提高,必須著眼于個人內心持續的顫動,這個顫動表現為對個人生活現狀與知識現狀的不滿足,並在努力逐漸改良造成此種不滿足的諸條件。也就是説,社會整體的進步,必須從個體的進步開始。而這恰恰戳到了中國人的死穴,中國人從眾的功夫是一流,紮起堆來,什麼荒唐事都幹得出來,什麼大膽的口號都喊得出來,一落單時,往往是死狗一條,連叫一聲都困難,更不用説讓他拿出一點主見和勇氣來——當然,這不是説你,你是一條兇猛的狗,你是另類。
更不幸的是,扎堆這種事,弗洛伊德早就依據病理學統計資料説明這是件低效,甚至無效的事;因為人群中的決定往往會跟著其中最平庸的一個人走。這些因素湊到一起,就是中國人的弱點,個體不夠強大,在價值觀中的地位也不高;又偏好以群體的方式出現;而群體的走向又是根據個體中較低的人來決定的;這個走向又進一步弱化個體的地位。完成了黑格爾刻薄而正確的評論:中國人只有簡單重復。
模式化生存
一個小小的簡單重復,就足夠耗盡一個人的生命了。在一個像中國這麼傳統久遠的國家,我有個比較極端的看法是它給一些人的好處就是不要腦子,也可以像模像樣地過一輩子。什麼時候讀書、什麼時候戀愛、什麼時候工作、什麼時候成家、什麼時候生育、什麼時候管孩子讀書、什麼時候管孩子戀愛、什麼時候管孩子工作、什麼時候管孩子成家、什麼時候管孩子生育、什麼時候擺譜、什麼時候老掉,比節氣還準時,一眼看得到底,人生就像衚同裏趕豬,直來直去;其實,趕豬的還更有成就感,畢竟可以抓到一隻豬嘛。
模式不斷被強化的結果是它成了真理,成了規律,剛性越來越大,生産出來的人相似性也更強。一個孩子撒謊時挨了個耳光,他當父親時,如果沒有接受更好的教育方式,一定會把這個耳光賞給撒謊的孩子,因為這是他小時候接觸到的教育方式。如此迴圈幾次,耳光就變成鐵律,一個孩子質疑耳光的合理性,就會顯得很荒唐,然後多給他一個耳光。
再舉個更近的,體現更為明顯的例子來説事吧。春節剛過去不久,每年春節前後,中國就像一個大沙漏,數十億次的人從南回到北、從東回到西;然後再從北回到南、從西回到東。
人畢竟不是沙子,每年在火車裏都有不少人因為過於擁擠而引起突發性的精神崩潰;把屎尿爆在自己的褲子裏的人,更是多數。有人説這是中國的鐵路太少了,這固然是一個原因,但鐵路再多,也經不起以十億計的人這麼一窩蜂。這種恐怖的沙漏運動,為的是什麼?為的“團圓模式”——春節一定要舉家歡聚,最好是四世同堂。在一百前的中國,最出息的孫子不過離家百里,團圓是應該的。現在,團圓也是應該的,但不應該像舊有的模式一樣把時間定在春節,現在任何一個村莊都有人離家千里以上,舊模式就把人搞得痛苦不堪,要花大量的積蓄買提價的車票,還要把身體和心態搞壞,而鐵路據説也在超勞損耗中無錢可掙——也就是説,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對群體,都只有負效益。幾十億人次反覆再做負效益的事,那只能是這個模式有問題,為什麼其中沒有一半的人,甚至三分之一、十分之一的人都好,在平時完成團圓儀式呢?這麼想的人肯定有,但要面臨自己的負罪感,怎麼可以為了一已的舒服壞了春節的規矩?不從眾帶來的舒適感越強,這種負罪感恐怕也越強。
模式的力量,能足夠大到讓起了改變意念的人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哪怕這個改變,僅僅是回家時間。
人本教育
許多事情説起來可怕,似乎無法可想了,但人有一個好是,他會有切膚之痛,再硬的模式,只要把人弄疼了,就會有反思,這個反思就是進化的起點。
人類精神極重要的人文主義傳統,最早並不是起源於被火刑燒掉的那些人物,而是萌芽于精研聖經的一些神學士,他們在裏面讀到了人的地位,出現了所謂的聖經人文主義者。後來,才是那些更具力量的人文主義者接了棒,人文主義確立後,人類精神與科學的大繁榮才出現,直到現在。
人文主義者從這段可貴的經驗中得出了一個最重要的看法:教育——包括學校教育與自我教育——是人類進化不可或缺的條件,甚至是唯一條件。當然,是以人為本的教育,不是以神為本。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不能和先進國家比的,我想,要進化成更有力量的人,首先,儘量多授受幾年教育是最基本的。而我們的知識更新年限,恐怕更是落伍得可怕,自我教育基本不在中國人的生涯規劃裏,大本畢業後,那幾本教科書裏的知識就要用一輩子,知識已經完全過時了,還以知識分子自居。不自覺以舊知識抵抗新知識,這也比較可怕。
不要説這麼大的事,説到具體可以做的,具體可以幫助中國人進化的事情是什麼?最好的四個字是:容忍異端。有更多的人對於不敬的言論、觀點、方法、生活方式持容忍的態度,那麼,我們進化的節奏一定會加快;甚至,有更多的人對束縛自己的言論、觀點、方法和生活方式做一些反思,然後有切實的改變,也就是説,多少帶了一點異端的神色,那麼,我們分明可以聽到新力量抽枝長葉的聲音。所以下次,當有人非議你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時,碰到你看不慣的人物時,不要急著發火,忍一忍,這一忍,就是你自己的進化。如果能接著想一想對方説的合理之處,那麼,你絕對不止在3年內提高5分,會進步得比北京人還快。
《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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