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後，有好事者做統計，散見於媒體的最高頻詞彙除了規則之外，就是“制度缺失”了。

    未成年少女賣淫是制度缺失，煤礦爆炸是制度缺失，基尼系數高企是制度缺失……制

    度缺失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一切全是“制度”惹的禍。

    這樣的背景下，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走紅也就不奇怪了，張五常先生在大陸的大熱也就更加順理成章。

    他是新制度經濟學家阿爾欽和科斯的親傳弟子，師承驚人，喝過洋墨水，又身處資本主義的橋頭堡——香港，與大陸有一段説遠不遠説近非近的安全距離。個性上又是傳媒最喜歡的那種類型，毫無學者慣有的木訥氣和學究味；十分清楚媒體和公眾想要什麼，發言又屢屢狂放不羈，如作驚人之語句句可上頭條；形象也頗上鏡，據説年輕時還是靚仔一名，當然現在也不差，頭髮還適時地白了，女記者們很喜歡。

    關於張五常先生，許多人未必記得他的《經濟解釋》，他的小冊了《賣桔者言》曾被某雜誌評為20年最有影響的十部著作那回事也被人忘記了，但人們一定記得他頗著名的一句話。當別人稱讚他學術精湛時，張説，我的學術不算好，更好的是攝影。類似的話印象中不少人説過。比如蘇軾，別人讚他詩書畫俱佳，蘇軾説，我的烹調術更好。再比如章太炎，別人讚他國學泰斗、書法大家，他説，我更好的是中醫。

    用名士形容張五常先生是貼切的。即使喝過再多洋墨水，師從過多少洋鬼子，他還是不小心洩露出西裝下隱藏的那個“中”字來。今人張五常很多的驚世駭俗的舉動其實古人老早就做過了，而且比他更徹底。比如劉伶，比如李白。

    這也是在名士之風盛行的北大辜鴻銘等怪傑常常比一些老實頭如王力更眾口成誦的原因之一。大眾歷來消費名人，一個識情知趣的懂得投桃送李的名人無疑是大眾更喜聞樂見的呵，如果再時不時地裝裝瘋賣賣傻，那簡直是完美。至於他本來是幹什麼的，倒可能不重要了，我可以打賭，誰要是能説出辜鴻銘的任何一部著作名，我就輸他5分錢。

    狂並不可怕，偶爾還挺可愛。王朔也狂，他説他寫的小説即使比不上《紅樓夢》，也一不小心整出個《飄》來，事實證明他的新小説連跟《飄》提鞋兒都不配。李敖也狂，比如説他説現存在世用中文寫作的頭三人分別是：李敖，李敖還是李敖。別人也只當他是自戀。但也少有張五常先生這路的，科斯諾斯早已不在話下，人家瞄上了斯密。這就是糊塗話了，地球人都知道，任何一個中國大學本科畢業生對市場經濟的熟悉程度都要強過亞當斯密，就好像某巨牛的物理學家説他超過了牛頓一樣可笑。文人或曰名士偶爾發幾句癜語糊弄一下世間小老百姓是可以的，怕就怕説多了自己都以為真，把自己也給糊弄了。

    用明星形容張五常先生也是合適的。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如陳岱孫的情形照今人看來是頗淒涼的，他終生未婚，其人其名除了圈子內少有人知。第二代如厲以寧吳敬璉等以身為高層幕僚揚名，但老實説，他們實在缺乏操縱媒體的能力，儘管他們都有意無意地被媒體利用著。新生代如張維迎畢竟是海外歸來，已經通曉一些應對媒體的小技巧，比如適時放炮與有節制地做秀。總體説來，內地經濟學界尚缺乏一個如張五常先生般有明星效應讓人眼前一亮的人物。

    毫無疑問張是聰明的，他甚至在接受採訪時説他很不想出名的，他只中意過過癮，中意誇誇其談，和朋友談談天，有時對自己很滿意。現在樹大招風，個個都以為他想出風頭，又説他顛又説他狂。有這個煩惱的恐怕不止張五常先生一個人，所有名人都正在苦惱著。

    張五常先生自言從未在內地開專欄，但這並不妨礙他的《經濟解釋》從一本經濟學科普讀物被抬到了經濟學經典的地位而大為暢銷。雖然科斯在諾貝爾頒獎辭中的確提到了張五常，然而真的很遺憾，諾貝爾評委們沒聽科斯的話，沒把獎再授給張五常先生，大約他們認為他已經無需這個獎了。

    肯定可以找到100個理由來解釋諾貝爾評委們是多麼有眼無珠或者有多少得過這個獎的人其實都是庸才再或者得了這個獎並不代表什麼。科斯説過，張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類似的話他有沒有對其他人説過？如果張五常先生知道這一點，他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把科斯的這句話終日挂在嘴邊了。

    張五常先生現在需要做的可能是：別太曝光過度，一下子給予得太多容易傷了胃口，同時適當地保持神秘。不要對媒體過好。孔子説，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媒體有時候連女子與小人都不如：名人什麼都不給，開始怨，名人什麼都給，媒體如獲至寶，分完搶光之後開始犯嘀咕：咋這麼容易？別是假貨吧。沒辦法，媒體就這麼賤，張五常先生要注意這一點。

    我仍然願意稱張五常先生為經濟學家，但我會在前面冠以“明星”二字，如同我稱呼王家衛先生王菲小姐為“明星藝術家”一樣。當然我並不排斥明星，我甚至追逐他們。

    《新週刊》2002/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