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一次毛澤東,而且握了手。握手時,他的手實在太柔軟了,我的內心很是一驚。因為革命家的手持槍握鎬,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卻覺得他的手很軟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種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軟很輕,放在嘴裏一塊,不用嚼就化了。我握著毛澤東的手時,就正好有這種糖果的柔軟感。
也許是自己握手時太用力的緣故,當時他卻沒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並沒有正經握手,而只是表示一個握手的姿態而已。
拍完紀念照片後,他向另一房間走去。我緊隨其後,看著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經常有描繪出沒于竹叢中的老虎的畫。虎從半山腰的竹叢裏走出來,脊背部較前足要高。畫家藉以畫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説,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頭,緊頂著脊背。
毛澤東是肥胖型身體,不像消瘦的人那樣瘦骨嶙峋。但是,從後面看他的脊背,覺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確實像是虎視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樣。現在回想起來,他的脊背實在很寬。
到了另一個房間之後,我們隔著桌子坐下來。桌子上放著疊起來的毛巾。當然,我和其他人都沒有使用。此外,還有帶蓋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裏好像沒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鋪了綠色的絨布。
入座後,他對我們的團長説了一、兩句無關緊要的話,就開始談話。
他的話幾乎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因為有翻譯在內,我想實際上是講了三、四十分鐘。我幾乎全部筆錄了下來,不過記錄的是翻譯後的日本語。
能夠見到毛澤東,聽他講話,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很想聽他講的漢語,然而,毛澤東對坐在他身邊的翻譯耳語般地講話,聲音很低,根本聽不見。我並沒能聽清他説話的聲音,覺得很是遺憾。
只是有一處,我聽出了他的聲音。
“Maiguo”。
我明白了,這是説“美國”。
而用北京話説,應該是:
“Meiguo”。
他的湖南鄉音沒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講話。説話時口型變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飛快、爆豆般的説話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過新中國成立大典的電影。毛澤東站在麥克風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聲音很是高昂。
我們幾個人隔著桌子,面對毛澤東並排坐著。他沒有同我們一一説話,只是邊注視著他與我們之間的空間,邊講著話。
談話的內容是中國近代簡史,同時也回顧自己的經歷。他一邊追憶過去,一邊娓娓道來。這樣的説話方式,把視線放在眼前的空間,是很自然的。我想,偉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視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願意讓別人看見自己的面孔。但是,我還是熱心地盯著他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失禮了,覺得非常慚愧。
正如想親耳聆聽他的講話一樣,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腦海裏。
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説他本來想做一名小學教師,不是想成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當時,日本關於他的研究尚未真正進行,我只知道他畢業于長沙師範學校。因此,這句話記得特別清楚。
上面説過,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軟得令人吃驚。而剛進入房子的大門,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廳裏的毛澤東的身影,那簡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聳立在那裏。因為是在夜裏,由於從天花板上照明的關係,他就好像置身於劇場舞臺的中央。用漢語的“巍然屹立”來形容,是再確切不過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渾身上下充滿了沉靜的氛圍。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説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
我覺得可能在剛剛不久之前,他還坐在那所房子深處的某間書房裏,沉浸于讀書之中。我從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與其説是革命家,勿寧説更是一個讀書人”。
一直到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毛澤東在書房會見他的照片公開發表了。書房裏成排地擺放著書架,堆放著書籍。看到這張照片時,我再次確信我以上的印象沒有錯。
我與毛澤東會見是在1960年。四年以後,《毛主席詩詞》出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給我一本。偶然間,拿給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們建議我翻譯出來。而且已得知,拜託了武田泰淳先生與我合譯。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託他購買當時出版的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他給我買了一套。我在翻譯詩詞原文時,譯文力求一聽即懂。為了了解毛澤東吟詩填詞時置身於怎樣的環境,我只能依靠讀革命回憶錄來汲取資料。於是,我也被毛澤東的詩詞引導著,開始追溯起中國革命史來了。同時,還參考了軍事博物館發行的紅軍長征地圖。
我們執筆是在1964年夏天。那時,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在日本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而我,決定主要理解作為文學家的毛澤東,不加政治性的評論。
當時,日本還沒有關於詳細記述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歷程的書籍,也沒有幫助理解毛澤東創作的詩詞所必要的註釋。1965年5月,這本著作終於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廣告,儘管書還沒有發行,書店裏的預定單早就到了。出版時,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刊載了書評。我對日語譯文傾注了心血,努力傳達出其文學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評論,詩句的註釋也儘量詳細。我想,這可以使讀者引發自己的感受,直接進入毛澤東的詩詞世界。
許多日本讀者,由此知曉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物。直到現在,還能見到談論當時被此書感動的讀者。我在寫那本書(《毛澤東——其詩與生涯》)時,頗感他作為中國的語文教師,是確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選擇革命道路的話,毛澤東作為某所大學的教授,會留下業績。而且,説不定我還會聽到他講的課呢!
現在想來,他在師範學校學習了五年,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學、歷史方面的知識,這並不怎麼奇怪。
在那本書出版的第二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對我來説,給自己帶來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不管怎麼説,我的那本關於文學家毛澤東的著作能于1965年出版,是我的幸運。對於1960年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為我(當然還有別的日本人)談論革命及其經歷的人——毛澤東,如果能在這裡表達自己的謝意,那對我來説,無疑意味著一種難得的安慰。
《回憶與思考》200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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