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一次毛澤東，而且握了手。握手時，他的手實在太柔軟了，我的內心很是一驚。因為革命家的手持槍握鎬，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卻覺得他的手很軟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種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軟很輕，放在嘴裏一塊，不用嚼就化了。我握著毛澤東的手時，就正好有這種糖果的柔軟感。

    也許是自己握手時太用力的緣故，當時他卻沒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並沒有正經握手，而只是表示一個握手的姿態而已。

    拍完紀念照片後，他向另一房間走去。我緊隨其後，看著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經常有描繪出沒于竹叢中的老虎的畫。虎從半山腰的竹叢裏走出來，脊背部較前足要高。畫家藉以畫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説，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頭，緊頂著脊背。

    毛澤東是肥胖型身體，不像消瘦的人那樣瘦骨嶙峋。但是，從後面看他的脊背，覺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確實像是虎視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樣。現在回想起來，他的脊背實在很寬。

    到了另一個房間之後，我們隔著桌子坐下來。桌子上放著疊起來的毛巾。當然，我和其他人都沒有使用。此外，還有帶蓋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裏好像沒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鋪了綠色的絨布。

    入座後，他對我們的團長説了一、兩句無關緊要的話，就開始談話。

    他的話幾乎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因為有翻譯在內，我想實際上是講了三、四十分鐘。我幾乎全部筆錄了下來，不過記錄的是翻譯後的日本語。

    能夠見到毛澤東，聽他講話，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很想聽他講的漢語，然而，毛澤東對坐在他身邊的翻譯耳語般地講話，聲音很低，根本聽不見。我並沒能聽清他説話的聲音，覺得很是遺憾。

    只是有一處，我聽出了他的聲音。

    “Maiguo”。

    我明白了，這是説“美國”。

    而用北京話説，應該是：

    “Meiguo”。

    他的湖南鄉音沒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講話。説話時口型變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飛快、爆豆般的説話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過新中國成立大典的電影。毛澤東站在麥克風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聲音很是高昂。

    我們幾個人隔著桌子，面對毛澤東並排坐著。他沒有同我們一一説話，只是邊注視著他與我們之間的空間，邊講著話。

    談話的內容是中國近代簡史，同時也回顧自己的經歷。他一邊追憶過去，一邊娓娓道來。這樣的説話方式，把視線放在眼前的空間，是很自然的。我想，偉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視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願意讓別人看見自己的面孔。但是，我還是熱心地盯著他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失禮了，覺得非常慚愧。

    正如想親耳聆聽他的講話一樣，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腦海裏。

    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説他本來想做一名小學教師，不是想成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當時，日本關於他的研究尚未真正進行，我只知道他畢業于長沙師範學校。因此，這句話記得特別清楚。

    上面説過，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軟得令人吃驚。而剛進入房子的大門，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廳裏的毛澤東的身影，那簡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聳立在那裏。因為是在夜裏，由於從天花板上照明的關係，他就好像置身於劇場舞臺的中央。用漢語的“巍然屹立”來形容，是再確切不過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渾身上下充滿了沉靜的氛圍。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説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

    我覺得可能在剛剛不久之前，他還坐在那所房子深處的某間書房裏，沉浸于讀書之中。我從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與其説是革命家，勿寧説更是一個讀書人”。

    一直到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毛澤東在書房會見他的照片公開發表了。書房裏成排地擺放著書架，堆放著書籍。看到這張照片時，我再次確信我以上的印象沒有錯。

    我與毛澤東會見是在1960年。四年以後，《毛主席詩詞》出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給我一本。偶然間，拿給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們建議我翻譯出來。而且已得知，拜託了武田泰淳先生與我合譯。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託他購買當時出版的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他給我買了一套。我在翻譯詩詞原文時，譯文力求一聽即懂。為了了解毛澤東吟詩填詞時置身於怎樣的環境，我只能依靠讀革命回憶錄來汲取資料。於是，我也被毛澤東的詩詞引導著，開始追溯起中國革命史來了。同時，還參考了軍事博物館發行的紅軍長征地圖。

    我們執筆是在1964年夏天。那時，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在日本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而我，決定主要理解作為文學家的毛澤東，不加政治性的評論。

    當時，日本還沒有關於詳細記述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歷程的書籍，也沒有幫助理解毛澤東創作的詩詞所必要的註釋。1965年5月，這本著作終於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廣告，儘管書還沒有發行，書店裏的預定單早就到了。出版時，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刊載了書評。我對日語譯文傾注了心血，努力傳達出其文學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評論，詩句的註釋也儘量詳細。我想，這可以使讀者引發自己的感受，直接進入毛澤東的詩詞世界。

    許多日本讀者，由此知曉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物。直到現在，還能見到談論當時被此書感動的讀者。我在寫那本書(《毛澤東——其詩與生涯》)時，頗感他作為中國的語文教師，是確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選擇革命道路的話，毛澤東作為某所大學的教授，會留下業績。而且，説不定我還會聽到他講的課呢！

    現在想來，他在師範學校學習了五年，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學、歷史方面的知識，這並不怎麼奇怪。

    在那本書出版的第二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對我來説，給自己帶來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不管怎麼説，我的那本關於文學家毛澤東的著作能于1965年出版，是我的幸運。對於1960年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為我(當然還有別的日本人)談論革命及其經歷的人——毛澤東，如果能在這裡表達自己的謝意，那對我來説，無疑意味著一種難得的安慰。

    《回憶與思考》200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