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達到9256萬，在勞務輸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萬人。

    周大新説，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壓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負，要求改戶口。

    河南人的名聲不好不是現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窮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

    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國人都有。沒有經過接觸就説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無恥。

    窮有窮病，富有富病，與窮病、富病相比，窮而急富之病更為可怕，因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

    有兩本書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傳統。一本是《潛規則》；另一本是《羊的門》。

    河南，在外貿出口額度上，僅佔全省GDP的2.2%，被損害了的河南形象換回的是備受懷疑的當地的投資環境。

    樣板河南人

    2002年新年初始，盛傳在天津、北京的“扎針事件”再次使河南成為網路上的高頻詞語。因為傳聞説這是河南得了艾滋病的人為了泄憤向社會採取的報復行動。

    “栽贓，純粹是栽贓！”提到“扎針事件”中的河南人，正在理髮的漯河人王二突然抬起頭，驚得理髮師幾乎傷了手。“憑什麼一提艾滋病就跟河南人扯上關係？河南不就出了一個文樓村嗎？那也是因為窮。為什麼不説雲南人，雲南比河南艾滋病患者更多，而且很多是因為吸毒。河南人已經夠可憐的，為什麼就不能説説河南人的好話？現在冒充河南人的人也多的是。”

    王二是我在開始採訪時無意中在理髮店遇到的，我問老闆對河南人的印象，王二説：“俺就是河南的！”

    王二今年26歲，兒子2歲了，和母親一起待在漯河農村老家。高中畢業以後的王二在漯河市、鄭州市闖蕩了多年，3年前來到廣州做保險，想多賺點錢。他口才很好，説話有理有據，打扮得很有職業特點：穿西裝，隨身攜帶公文包，比較講究，因為老闆説他每隔兩個禮拜就要修一次頭髮。“不能再這樣污衊河南人了。”臨走的時候，他憤憤然，“你以後再跟別人説扎針，別説是河南人，你又沒證據，就聽報紙瞎猜測。”

    走的時候他沒有給錢，原來老闆和王二做了一筆交易，王二優惠給老闆3單保險，條件是他在廣州期間可以在此免費理髮。“當初説好，他不經常在廣州，大多數時間都在外地拉保險，還要經常回家看老婆孩子，這大半年過去了，別説外省了，廣州恐怕都沒出過。”老闆沒有透露那3單優惠保險到底價值多少，聽她的口氣，倒是自己吃虧不少。“河南人，就是摳門！根本不應該相信河南人。”這樣的話隨著每一次王二理髮後的揚長而去都要被重復一遍，店裏的人來來往往，一起感受著語言上的“河南認知”。

    “河南人的形象問題不是一言二語可以説清楚的，但也絕不是外面所講的，任何事、任何人只要一挨著河南就是河南的。河南人口多，出去打工的人也多，難免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即使這樣的人有1萬，這1萬人和河南9000多萬人口比，算得了什麼？”做了大半輩子編輯的王春林提到外界“以偏蓋全”地醜化河南人很不高興，“説河南人形象不好，不公正。而且知識水準高的人不會有這種偏見。”其實，説到偏見，有時候很可能跟人的知識、文化關係都不大，因為它可能只是一種情緒。

    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達到9256萬，大致相當於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六個省區的總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7.14%。在勞務輸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萬人。這680萬河南人散佈在各個城市裏，每一個人都代表了河南。

    在王二與理髮店老闆的問題上，表面上看來是王二不守信用佔了老闆的便宜，但深究之下，理髮店老闆一樣難辭其咎。那一句“根本不應該相信河南人”更像是彌補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選擇錯誤的自慰，一句話就將自己置於了事外，拔高了姿態。雖然那些聽到這個故事的人掌握的僅是事件的表面資訊，不過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去探討，由於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不管掌握他人的資訊資料是多還是少，都力求形成一個對他人的整體印象，總體評價，好或不好。現代人沒有思考事件始末的精力，總是急於下結論，形成固定看法。於是，在眾多聽過這個故事卻沒有同任何河南人打過交道的外人眼裏，河南人簡直窮瘋了，低級地佔著小便宜 。

    劉蕾在去年來廣州找工作的時候，因為河南人的身份很費了些週折。她拜訪的兩家單位雖然都表示欣賞她的能力與才幹，仍然不敢輕易接收她。“其實我不怪他們，如果是幾年前，我肯定很氣憤，但時間久了，知道自己的鄉親確實不給自己長面子，也就只能靠自己一點點地去證明。説不上恨自己是河南人，也有人不承認自己是河南人，沒有意義，我覺得越這樣才越顯得河南人的厲害。”

    會不會有人冒充過河南人幹過壞事？

    劉蕾説：“這很有可能。因為河南的口音很容易辨認也很容易模倣。像山東、山西，甚至蘇北、安徽等地都跟河南人的口音很接近。河南人的名聲已經臭了，多加幾個也沒人懷疑。”

    劉威是深圳的生意人中堅決不與河南人打交道的眾人之一。“説妖魔化河南人，也先想想為什麼被別人討厭。河南人的騙還不是高級的騙，有時候就是把我們騙過去請他吃一頓飯，這種低級的舉動純粹浪費時間。而且不是單個人，很多時候是整個村子在騙。惹不起我總躲得起吧？我遭遇的事我也有權將之告訴我的朋友，他們會有自己的判斷力。”劉威表示在他的朋友圈子裏沒有河南人，對河南人，無論是高級白領還是打工一族，“我們都避而遠之。”劉威認為河南人的形象主要還是自己造成的，“所謂身正不怕影子歪，以前也説一些單個地方，溫州假鞋呀，但不會涉及到江蘇，還是河南整個省有問題我們才會説。即使是冒充，也是因為有值得冒充的前提。”

    但周大新不這麼想河南人。河南不是一個出商人的地方，卻是一個出文人的地方，如今比較知名的有劉震雲、柳建偉、李佩甫、姚雪垠、周大新。2001年，周大新發表長篇小説《21大廈》，他説這是一本向妖魔化河南人作抗爭的書。周大新説，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壓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負，要求改戶口。在《21大廈》中，周大新針對現在無事不談河南人笑話的現狀，借書中人的口説：“我一直想找到編這笑話的傢夥，在他的睪丸下放一包炸藥，炸了他個壞蛋。”

    媒體河南

    王二是680萬出省在外的河南人中的一個，卻代表了9256萬人。實際上在河南人眼中，除了他自己，他誰也代表不了。周大新去北京多年，仍操著一口河南話，但對於大多數河南人而言，他已經是北京人了。

    石破是河南鄭州人，是《南風窗》的記者。2001年5月，他的一篇《為什麼偏偏是河南商人》的文章在《南風窗》上刊載以後，一石擊起千層浪。文中歷數的種種事件及與相關問題的比較是對這些年河南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深刻剖析。在採訪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唯一的風波來自於對從未出過河南的55歲的陳鵑（化名）的採訪。當問及是否知道河南人在全國的形象時，她生氣地説：“河南人都是本份人，全讓你們這些做報紙、雜誌的給説壞了。”這話和王二的説法倒無二樣。

    石破對此的看法是：“河南人諱疾忌醫的毛病非常嚴重，生了病以後，他不想讓社會知道他有病，也假裝讓自己不知道。這種心理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化整體上不寬容，正統文化對另類群體太過苛刻。”但雖然如此，石破仍堅持有病就應該看病，哪怕看不了，也沒必要隱藏。“我自己是河南人，我一直生活在河南，也很喜歡河南，這不等於身為河南人就只能説河南人的好話。既然河南人的名聲不好，説明有土壤，有土壤就不能説是極個別現象。把責任推給少數出去的人，無助於正視問題。”

    在資訊社會，大眾傳媒是個體獲得資訊的重要來源。而人們的態度常常以所獲得的資訊為根據對目標對象作出判斷。在反覆傳遞的過程中，人的意識被強化。而媒體之於河南，好比當年的兵家，是必爭之地。在大事面前，能充耳不聞嗎？從1999年至今，詐騙案、洛陽大火、鄭百文事件、愛滋病村、原陽毒米、鄭州搶劫殺人案……一件件、一樁樁在媒體並不誇張的報道下，大眾對河南的印象成了諸多事件的疊加——河南，總出大案、要案的河南。

    不久前，在河南很有影響力的報紙《大河報》登載了一篇“趣聞”。説是開封某地居民將上海人騙至開封談生意，吃了一餐2000元，對方要開發票，説沒有，最後開了一張花圈店的發票。上海人回去以後一查發現並沒有這家公司。其實這種被騙完全可以在事實發生前避免。劉威解釋道：“中國不像西方有比較完善的市場運作模式，彼此大多講個“誠”字。再加上企業效益不好，一有人説要買貨，很容易放鬆警惕。”

    這篇“趣聞”登在河南省內的媒體上，標明詳細地為開封，而在河南省外，以強調簡約、直白的寫作風格的媒體需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表達出幾百字甚至上千字的資訊，使用含蓋大面積意義的字眼效果要明顯，所以才會出現“河南商人”、“廣西貪官”、“山西煤礦”這樣大而全的字眼，並不只是河南才有，不過是河南次數多、頻率勤，且情節比較惡劣罷了。

    在對河南問題的報道上，河南省內媒體的態度與省外截然相反。一年前，據説省內某媒體因為轉載了新華社記者寫的一篇外商在鄭州遭遇不公的文章而使得從業人員從上到下都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懲戒。

    “河南人骨子裏非常保守，但是想致富的心氣非常足。大家不是不知道，那麼多人出去，當然知道關於河南人的各種段子，只是不想知道。”劉蕾説。石破對待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河南的新聞跟河南人一樣，在省內很壓抑，因為在省內除非集體行騙，而且是騙外地人，彼此都認識，肯定不會。農民很要面子。為什麼説河南人名聲在外？因為出來才有機會，誰也不認識誰。”

    解讀河南

    “窮啊，人又多，幾個人出事，壞名聲就有了。”這是大多數人對河南問題的解釋。但這遠遠不夠。朔州假酒奪去多少人的性命，但誰拿“山西人”説過事？克拉瑪依大火中燒死的人也絕對多過洛陽，但説段子、挖苦人的時候也不會提“新疆人”。在形象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河南一樣，沒有點只有面。

    1999年，河南第一産業在國內生産總值構成中佔24.5%，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6.8個百分點，是十分典型的農業大省，縣級區劃數排第四，共有112個，前面是四川、河北及雲南。社會學者曹錦清在《黃河邊上的中國》一書中將河南、中原地區定義為是中華農耕文化得以發源、定型且延綿不絕的基地。河南相對於“現代化”起步較快的沿海地帶而言屬於絕對是“內地”，但因為地處中原要塞，交通發達，無論是消息的內外進出都比較方便。同雲南、貴州、甘肅等地域偏遠的省份相比，都是窮，但河南人自古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及差距。純樸的民風只有在真正閉塞的區域才有可能形成。

    河南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容易掙搶，也更容易放棄。特別是到了現代，沿海開放了，西部開發了，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仍處在掙扎生活的邊緣，固守著農業的發展。“本來生存空間就比較狹小，再加上各方勢力的‘你方唱罷我登場’，造成河南人像墻頭草一樣。自古對河南人來説，生存都是第一位的。這些不是發達地區的人能夠體會的。”談及河南問題，石破總是掩不住地無奈，“河南人的名聲不好不是現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窮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麼，河南有多窮？

    河南GDP在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中排名第五，而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只為全國平均水準的74.9%，列全國第18位；人口達到全國總人口的7.14%，面積只佔到1.74%，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4.3人，每平方公里比全國多出419人。人口素質不高，結構也不合理。與全國平均水準相比，全省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和高中文化教育程度的分別為937人和1115人，還有一點就是，省內眾多的優秀人才紛紛捅向省外。“越是對窮地方的人，越容易造成不好的印象。而我們這些出來的河南人即使樹立了一些好形象，對‘河南人’這個大稱謂也沒有多大幫助，因為這時候，對方已經不把我們當河南人了。”在廣州讀經濟學研究生的薄濤對河南窮的看法是：“河南人是窮，但並沒到所表現出來的如此窮的地步，因為摳門，所以顯得特別窮。”河南跟寧夏、甘肅相比並不窮，每人平均第18位的經濟排名使得河南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真正窮的地方，連一個向上的比較都沒有，因為太封閉了。

    促使劉蕾走出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的窮，而是“複雜”。要想在河南生存得好，就必須當官，這是大多數河南人的共識。“學而優則仕”對內地知識分子來説，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傳統。因著種種更加牢不可破的關係網，這條路在河南只有極少數人走得通。

    “我考上大學了，分數過線了，但是我仍然要找人，因為如果我不找，別人就有可能把我擠下去。河南的官場是標準的中國作派，一是唯上，二是好吹。主要是過去地方政權改旗易幟得太快，人人只為自保。”劉蕾提及當年的事，感覺很可笑。“有時候覺得河南是中國最典型的地方，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國人都有。笑話河南人不過是使自己解脫出來，看似高雅了，仿佛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實際上，一起長在手上的指頭，再遠能遠到哪兒？沒有經過接觸就説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無恥。看著別人因為苦難造成的不足而幸災樂禍簡直是卑鄙。”同劉威不同的是，劉蕾身邊的很多朋友都認為河南人不錯。感覺也是可以傳染的。

    向誰看齊？

    劉蕾説要靠自己的努力讓身邊的人重新認識河南人，實際上，所有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只能代表自己。曹錦清在村落農戶的採訪中發現，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饃，在全年有多少時間吃上白饃”為生活水準變化的主要標準。而鄉村年輕一代，他們以城裏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水準，尤其以暴發戶的消費方式為參考線。應該講，近些年河南人的名聲主要是由一批出外打工及在家待業的年輕人造成的，他們不甘心自己的生活落於人後，又沒有一技之長，很容易走上歪路。

    曹錦清對此的看法是，窮有窮病，富有富病，與窮病、富病相比，窮而急富之病更為可怕，因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結果便是“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

    問題在於即使是效顰，西施又是誰？

    研究城市問題的社會學者張鴻雁談到河南的問題時説：“河南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如同我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進程一樣，從農村向城市轉化，這在將來幾年會有大的發展。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沒有樣板型城市，沒有可供學習的對象。”在當前的社會，賺錢的目的與手段不言而喻，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多情況下肯定了眾多賺錢的方式與途徑，而且很少受到倫理精神、道德觀念的制約。農村的標準來源於城市，而城市的標準常常在少數先富者的手中。同時在向西方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哪些是我們已經達到的，哪些是享受出來的，已經看不清了。邯鄲學步還好，學醉步則無路可走。而這一切解釋不清的大問題隨著幾個突出的小問題編成一頂大帽子，扣在了河南人頭上。因為只有河南最能代表中國最本原的農村人，社會已經習慣於在解釋不了的問題上向農民性開炮，農民性成了一切落後與淪落的根源。

    重塑河南

    有兩本書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傳統。一本是《潛規則》；另一本是《羊的門》，李佩甫寫的。《潛規則》講述了官場的兩套規則：一套是公開的紅頭文件，一套是現實的人際操作。《羊的門》以河南人的生存環境為背景，講述了一場優雅的厚黑學，即“人活一個小”，要夾著尾巴做人。這種觀點是儒家思想極端化的一個側面。為官者只為護官，老百姓呢，雖然接受著扶老攜幼、善良、正直的教誨，現實的磨難與官場傾軋，官棄民于不顧的事實使得在心裏又重立另一條規則，那就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不擇手段。為求心理平衡，又總要找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常常淺顯的令人無言以答，“誰讓你比我富呢，就當富幫窮吧！”

    另一個，也是很重要的使河南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河南的原因在於官場的唯上、好吹，這是使得為何所有的災難到達河南常常是致使大災的原因，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周邊地區的名聲沒有河南那麼遭。“地方保護主義+利己主義”才是問題發展漫延的關鍵。甚至可以説，河南人的護短是積重難返的一個重點。當初文樓村被媒體報道之前，國際紅十字會曾向河南省政府表示願意予以一定的幫助，但被拒絕了，因為他們説“我們這裡沒有愛滋病”。文樓村問題爆發後，省裏曾設立過一些醫療站，但不久就撤消了。文樓村和其他沒有被公開的愛滋病患者依然沒有錢治病。“他們不會主動傷害別人，農民都很善良，雖然他們遭到很多歧視，但是也很少會有人想到報復社會。他們想不了那麼遠。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臟，把小事變成大事，則很可能把謊言變成現實。”扶助愛滋病志願者的李強在接受電臺採訪時為受冤的老鄉代言。

    在河南人的形象問題上，河南省政府在陰曆新年前提出了“重塑河南人的形象”。隨著開放的進一步加大，“形象能夠創造效益”成了眾人皆知的事實，作為中部經濟大省的河南，在外貿出口額度上，僅佔全省GDP的2.2%，被損害了的河南形象換回的是備受懷疑的當地的投資環境。而就在省內媒體大肆宣傳道德文化建設之時，鄭州火車站又上演了一幕詐騙鬧劇。某磚廠剋扣數十名民工工資，在工作結束後，老闆找來一輛卡車，將民工拉到鄭州火車站，每人發了一個紅包，即刻便離開了。打開紅包以後才發現，裏面的錢僅僅夠他們回家。幾十個大男人在廣場上抱頭痛哭。

    其實，中國並不缺少道德教育，建國後發動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活動，並沒有將人性中的自私、利欲鏟滅乾淨，反而將“潛規則”玩得更加得心應手。運動永遠沒有榜樣那麼有説服力，如果一定要將河南的問題歸因于農根情節，那麼，並沒有證據證實農根文化與現代化的完全背離。石破説：“不要重塑，要改進。河南也在一步步開放，只要真能看出問題，而不是擺樣子，河南的問題已經算開始解決了。真正的河南人是質樸的，善良好客的形象。我們不用告訴別人，而是讓對方自己感受。做而不僅僅是説。”

    黑格爾説：“社會生活走著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一個優秀的民族必須自省，不斷地在自省中看清自己走著的路，有時候這比改變它更有意義。在這一點上，任何人都無法脫離于河南人之外，你能對一個外國人説，這個河南人長著一張不是中國人的臉嗎？

    《新週刊》2002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