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約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教授第一次來到中國。作為諾丁漢大學文化和社會學中心的負責人、利物浦大學全球化與邊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湯林森教授在文化和媒體研究這一領域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他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書已在中國出版，並引起中國學者的極大關注。這一次他將與中國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這是四月初的一個春日。生機勃勃的北京，給湯林森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説他沒有想到中國會有如此迅猛、驚人的發展速度。在京城一家書店的咖啡廳裏，湯林森教授的思想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問：您對“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唸有非常複雜的界定，但是，大多數讀者在看到這個詞時，都會有一個非常簡潔的理解。那麼，您能否簡潔地解釋一下，您所説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含義。

    湯林森：簡單地説，就是一個國家有那樣一種權力，可以把他們的文化轉置到別的國家。但實際情況並不那麼簡單。

    這牽涉到對文化的理解。在我看來，文化是人們對他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特定的生活。它的傳播與擴散是非常複雜的。就像我在書中一直説的，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強大並不意味著有轉置文化的可能。

    問：“文化帝國主義”這個術語盛行于20世紀的60年代。您的這本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您在書中所説的“文化帝國主義”概念與上世紀60年代的“文化帝國主義”概唸有什麼不同嗎？

    湯林森：全球化改變了“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20世紀60年代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有特定的背景，當時美、歐、亞洲等地區差異非常大。冷戰後，全球化改變了這種格局。60年代人們會覺得中國與美國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習慣，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地的差異性變得越來越模糊、複雜了。用原來的“文化帝國主義”來解釋現今的狀況很困難。比如説麥當勞、可口可樂這些東西，60年代提到它們是非常美國化的，但今天這些東西對許多地方的人們來説已是生活中很尋常的事情。

    可能二三十年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消費麥當勞、可口可樂或許被認為是崇尚美國的生活方式，但現在並不帶有這種意識，只是消費。當然，像麥當勞的這種市場操作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但與60年代相比，這些事物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不一樣了。儘管它沒有完全的本地化。

    問：你剛才講像麥當勞的市場操作是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的，這些産品同時也融入其他國家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那麼，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了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是不是政治經濟利益的驅動？

    湯林森：像麥當勞的擴張，是符合經濟利益的，可以佔有市場。它對文化産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經濟操作能夠控制的。這又回到我剛才所説的對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人們對他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不同地方的人們消費同樣的物品，完全可能擁有不同的體驗。所以，很難講它們會産生同樣的文化效果。

    在這裡，我很願意談一下全球化的問題，我認為它是一個比“文化帝國主義”更重要的概念。

    全球化並不是簡單地西方文化影響東方、亞洲，它是一個更為複雜的過程。其實西方的生活也被全球化影響。

    全球化是一種非常深層的結構。世界各地被一種類似蜘蛛網似的交流複雜地聯繫在一起。這使得人們生活的地域與人們生活本身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因為交流和傳播技術的發展，人們的文化體驗已經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比如飲食，二三十年前，人們吃的東西主要是本地生産的，現在則可以很容易地消費其他地方的東西。這種文化體驗與生活空間的關係發生的變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人們有更多機會了解不同文化，文化視野變得更開闊了，也會變得更寬容，對文化有了一種更充分、更多樣的理解。在我看來這有利於世界的和平。

    問：不利的影響呢？

    湯林森：不利的一面是：一方面，經濟上，資金更集中在某些經濟活躍的地方。一些欠發達地區可能會變得越來越被忽視。

    還有一個負面影響，是因為全球化，各地聯繫變得複雜，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控制能力受到影響，變弱了。日本的股票下跌可能會影響到英國。全球化使每一個地方的人受到一種遠端的影響，這是以前所沒有的，使人們的生活不穩定，控制能力下降了。換句話説，世界逐漸變小，互相影響變多。

    所以，建立一種全球化的規則是非常重要的。這需要世界各個國家政府的合作，現在看來還很難做到。

    問：我想知道，您現在講的全球化是否還包含“文化帝國主義”的含義在裏面？

    湯林森：當然很多人還是認為美國文化有一種主導性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問題是對這種影響的理解。我認為這種影響不是直線性的，是更複雜的。

    問：你所説的主導性影響，不再是原來書中所説的“文化帝國主義”？

    湯林森：是的，是不同的。

    問：我們相信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有自身固有的價值。在全球化帶來的這樣一種其他文化主導性的局面下，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的創造性和參與熱情是否會受到影響。他們能否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聲音。

    湯林森：在今天，一些發展中國家表達自己的聲音仍然會有某些困難。但也應該看到，各個國家發展的程度是不同的，像中國就是一個發展勢頭強勁的發展中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已經很不錯了，有能力表達自己的聲音。

    問：在這種全球化的格局下，會不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有一天有能力發出自己聲音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質已經很少了。或者説，已經西方化了？

    湯林森：沒有那麼悲觀，我個人對此還是稍微樂觀一些。因為這與對文化的理解有關。我所説的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體驗，而日常生活總是存在著差異性，很難變成單一的模式。

    問：最後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我們能否保持文化的多樣性？

    湯林森：我認為全球化是有利於文化的多樣性的，但同時也有非常複雜的一面。多樣性是令人興奮的，但同時也是不穩定的。對於一個人來説，是過一種本地化的、簡單生活更快樂呢，還是過一種豐富的、全球化的生活更快樂，這很難回答。

    《文化帝國主義》一書，湯林森出版于1991年。在1999年時，他出版了《全球化與文化》。這本書的版權也已被中國購買。或許不久，中國的讀者可以看到湯林森思想又走過了什麼樣的歷程。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