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後，“追星”現象在我國逐漸萌生，當“追星”者被以“族”來加以描述的時候，説明這種現象的規模及其影響力正在凸顯出來。但是，“追星”現象引發社會關注的起因還在於1993年初由南京電視臺和南京廣播電影電視報共同舉辦的青少年心目中的“十大青春偶像”評選活動的結果。在近3000名青少年評出的“偶像”當中，有9名都是港臺流行歌星，雷鋒則是入選者中唯一的非歌星和內地人士，以107票位居第五。此結果一經公佈，社會輿論驟起。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社會生活中尤其是大眾媒介上群星閃耀，“追星”熱一浪高過一浪，致使某些偏激化事件及其更直觀的消極後果常常出現，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和人們的極大憂慮。例如媒體上常常見到這樣的報道，某些青少年因迷戀某明星而癡狂，以致于耽誤了學業、花費了家中的錢財、出現了心理問題，甚至有極端者上演輕生的悲劇……

    要求對“追星”現象給予重視並提供正確引導是社會的一致呼聲。然而，首先對“追星”現象作出科學的認識，卻是進行一切建設性導向工作的前提。

    引發“追星”象的複合性動因

    “追星”熱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尤其是作為青年中的一種流行時尚，它的出現與蔓延有其特定的社會基礎、文化氛圍、價值觀念和心理機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動因。

    開放社會裏一個明星時代的來臨。隨著社會環境不斷開放，文化氛圍逐漸寬鬆，人們精神需求日趨多樣。尤其是由於社會行業類型和職業種類的擴充以及個人發展機會的增多，為各個領域中新星輩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平臺。而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普及，則為明星們的星光閃爍，製造了獨特的“天空”。特別是在影視、音樂、體育等頗具大眾文化性質的領域，祖國內地的明星頻頻誕生，港臺的明星爭相“登陸”，他們“一朝成名”，家喻戶曉，由此形成了比其他領域的明星強大得多的轟動效應和名氣資本。總之，一個明星時代的來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群星閃亮登場的基礎條件。

    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轉型效應。世界發展的經驗表明，世俗化代表了現代化起飛階段一個社會文化變遷的主要特徵。世俗化的核心內涵可以理解為一種強烈的現世取向，社會心態上表現為充分地肯定當下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眾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世俗化的影響力促使社會中整個文化格局發生了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小康社會的來臨，隨著消費文化正在以多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臺，世俗化正全面地展開著自身的內涵與形式，於是，就社會文化的整個格局而言，呈現出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領域在逐漸縮小，而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地盤在日益擴大的態勢。

     　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變遷。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開始了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型，這種由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與行動取向。社會價值觀念發生了這樣的深刻變化：從注重集體向關注個體轉變，由崇尚理想向重視利益轉變，從強調節儉向尊重享受轉變。這種價值觀念變化使人們精神世界的偶像類型表現為：從崇拜政治型偶像、道德型偶像、神聖型偶像向崇拜成就型偶像、生活型偶像、個性化偶像的方向轉變。這正是那些氣質迷人、有所成就、富於情趣的明星受到當今青年青睞的重要原因。

    傳媒社會中大眾文化的擴張。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與廣泛普及，營造了一種媒體社會，帶來了一個傳媒時代。大眾文化就是借助於大眾傳媒進行擴張的。大眾文化的重要特徵就是它的愉悅性、感受性、消費性。而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産業，其運作機制必然遵循市場規律，商品化則成為大眾文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尤其是當它與高科技媒體相結合的時候，便會更充分地展現出這些特徵。大眾文化的大行其道往往得益於消費主義的推動，科技創新所帶動的傳媒發展、尤其是電視的普及所帶來的廣告攻勢，對消費主義的擴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消費主義成為了大眾文化的“天然燃料”。

    青春期的偶像崇拜心理與自居作用。在青少年時期，伴隨生理髮育的日漸成熟，個體的心理和社會性開始趨於成熟，但又處於尚未完全成熟的人生發展階段。強烈的偶像崇拜心理是這一時期人們的突出特徵。偶像崇拜是通過心理上的自居作用來達成的，那些被崇拜的明星，往往被青少年當作他們人生發展的楷模、參照係以及心靈的一種寄託。當代流行文化明星們所表現的特徵——靚麗的外表、瀟灑的風度、事業的成功、社會知名度、豐厚的收入、優越的生活條件等等，都會強烈地吸引著青春期青少年，明星的作品如歌曲等，能夠不同程度地對青少年起到特有的共鳴、寬慰、激勵、引導、娛樂乃至宣泄作用，從而形成“愛屋及烏”的效應。

    建構對“追星”現象的合理導向機制

    “追星”現象，對於一個個體而言是一種青春期的獨有現象，而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卻是一種複合性現象，換言之，“追星”現象是社會發展、文化氛圍、價值心態與青年特點這幾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産物，是開放社會、現代社會的必然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它確實對社會、對青年帶來了消極影響。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從諸種因素的角度來建構將“追星”現象導向更具合理性方向的現實機制。

    重新定位卓有成效的教育榜樣。榜樣教育是社會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然而，榜樣教育的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追星”熱從另外一種角度所提供的啟示在於：對於社會中的榜樣教育，尤其是對於青年人進行的榜樣教育，榜樣的吸引力與其所具有的現實感、所內涵的人本化、所表現的青年性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因此，應努力為青年樹立諸多符合他們身心發展特點、體現新時代風貌、展示先進觀念的新型榜樣。

    強化大眾傳媒中的社會效益取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眾傳媒為了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難免會尋求新聞效應，渲染名人軼事，尤其是對當紅明星的捕風捉影。如果這種傾向被偏激化，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媒體與其應有的社會效益的距離擴大、甚至抵觸。因此，媒體必須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社會正確導向為前提，這一常識必須成為新聞界更廣泛的社會自覺。

    努力促進合理的社會文化結構。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日益盛行，決不意味著這種情勢是一種合理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一種充滿生機的文化體系應該具有多元化的特徵，它應該能夠相容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具體而言，應該是在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感性文化與理性文化、通俗文化與高雅文化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關係。特別需要著力弘揚精英文化、理性文化、高雅文化。合理的文化結構將會直接促進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念的重建。

    公眾人物應該自覺管理好名氣資本。明星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不同於一般人的最重要特點莫過於，他或她擁有社會知名度這種重要資本，我們可稱之為“名氣資本”。這種東西在社會生活中所産生的效應是巨大的。現實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公眾人物的言行對社會風尚所産生的影響要比成百上千個普通人的作用大得多。不言而喻，公眾人物的道德修養及自律水準的高低，或者説，明星對其名氣資本的管理與運用的合理程度，將會極大地影響社會風氣，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塑造。所以，明星應提高社會意識，加強道德修養，管理好自己的名氣資本，而不要濫用社會所給予你的一切。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