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文章看起來“學術”些，請允許我在題中用入“試論”一詞。

    規範是從事某一職業時應該遵守的一些行為準則。這些準則不是像魏彥淵對陸法言説的，“我輩數人，定則定矣”的，是由本行業從業人員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自然形成的。規範的形成原則，同時也是制定規範的目的，是為了使工作環境更加理想，使工作行為更具效率，使工作的成果更富科學性。對於學術研究這麼一種精神活動來説，其所應有的規範的形態當然會複雜一些。不妨將它劃作三個層面。

    先説第一層面。這一層面屬於機械層面。這一層面上的規範基本是人為的硬性規定。比如要有關鍵詞，要有中英文摘要，註釋的格式如何，還有書後是不是得搞個索引，如此之類。但它與車輛靠左行還是靠右駛還不完全一樣，它有個方便讀者的原則。比如當頁注就比文末注要顯得人性化。而且這些硬性的規範同樣不是少數人拍腦門想出來的，這個層面上的規範也是隨時代、地域的不同變化的。像摘要的出現，就與這個時代知識資訊密集的狀況相關。關鍵詞的出現，又與出現不久勢頭很猛的電子網路檢索的需要影形相隨。

    又如海外講求細注出處，作者名，書名，刊名，章節名，出版年月和單位名，這些我們都做得到。但卷多少，頁多少到多少，上欄還是下欄；尤其還每事注，行文中隨便提到一句，“這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文後就趕緊加個注：“戰國莊周：《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然後跟著何年何月何種版本多少頁等等，這些內容竊以為目前我們還沒條件做到。如果都這樣做了，本能容納20篇文章的刊物恐怕不得不割愛掉三、五篇，一本20萬字的書，也得漲到25萬字。在國民生産總值還位居世界第N位的時候，在還得靠少得可憐的一點兒科研經費去資助出版，資助費又是視字數多寡而增減的情況下，我看還是好鋼用在刀刃上比較妥當。

    説明一下，這一層面上的規範，遵守不遵守倒也不是最主要的。你有錢，硬要不厭其煩地詳注出處，當然出版社最高興；你自信，硬要不寫摘要，相信人們都願意去細讀你那喋喋不休的長文，那你就不寫吧。

    再説第二層面。這一層面屬於道德層面。比如，如何對待別人的勞動成果。寫年終總結還得參考一下別人的，何況搞學術研究。參考了就得出注，就得説明，不能幹掠人之美的事。更嚴重的是從報刊雜誌上我們得知，有那麼多文鈔公在那裏騰挪跳擲，欺負我們不懂洋文，欺負洋人不懂中文，光天化日之下幹著雞鳴狗盜的事。他不知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天底下哪可能就他一人看過那本書？被人指出之後竟然毫無愧怍，説我磚頭厚的一本書，你不只能説我抄了這麼幾頁嗎？這好比抓住一個當場行竊的小偷，他説就算這個錢包是你的，你怎麼能證明我的手錶、領帶、襯衣、金絲眼鏡……不是我的？

    西方嚴肅的學術著作多遵守一種格式，開頭先綜述一下本課題的研究歷史和現狀，然後説明自己的研究與他人有什麼不同，再開始具體的論述。形式上的過於固定不一定必要，但這不是單純的形式問題，體現出來的是對他人勞動的尊重，同時也是對學術的尊重，這就是很必要的。我們的文章往往不太注重這一點，洋洋灑灑地一路説過去，通篇不提一句他人的研究成果，仿佛這個問題是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實哪有這等事！這樣做還有一個後果，讀者本來不相信所論都出於你自己，這就使得他們弄不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別人的，因而不利於清晰地樹立自己的觀點。當然，對於那些本來就沒有自己觀點的人來説，這一個問題是不存在的，或許這還正是其瞞天過海的一種手段，也未可知。

    三説第三層面。這一層面無以名之，姑名之曰理念層面。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行業理念，它是從事某一行業的人對這一行業的目的、價值等的理解的具體體現。我們現在強調“規範”，似乎在前兩個層面上談論得較多。對學術研究目的、價值的理解雖然不屬於具體的條條杠杠，不具有太強的操作性，但如果我們同意“規範”的實質是行業行為的一種準則，那麼無疑是它更接近“行為準則”的本義，更應包括在所謂“規範”的話題中。

    如同人體內部的病毒導致體表溫度的升高，“規範”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説明的是學術界的機體出了毛病，就是説，可能“失范”了。果真如此，則我以為其根源即在學術理念這一層面。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什麼，價值體現在什麼地方？不同的學術領域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同一學術領域，不同的人答案也會不同。這麼一個很“學術”的問題，不可能在一篇短文（雖然我預裝了一個很“學術”的題目）中詳説，所以打算換一個方式錶述，就是不説是什麼，而説不是什麼。比如，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為搏金，不是為評職稱。比如，學術研究的價值不一定與其和政治、經濟聯繫的緊密程度成正比；同時還有相關聯的一點，學術研究的水準不體現在發表了多少文章，發在什麼樣的刊物，收入什麼檢索機構。這些道理基本淺顯易懂，所以不用詳加解釋。問題恰恰在於，也許我們不願直面，我們現在所處的人文學術環境確實就是這樣。

    記得兩三年前，一位現在已頗知名的中年學者對我長舒一口氣地説，終於評上職稱了，以後就可以少寫些沒意思的文章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從中至少獲得這麼幾重資訊。他是為評職稱而寫文章，此其一；他評上了職稱，是因為寫足了所需數量的文章，此其二；他為評職稱寫的文章並非自己想寫的，因為（或因而）它們沒意思，也就是不具有學術價值，此其三；他並非不知道什麼樣的文章有意思，只是無奈得評職稱，所以不能不先委屈一下學術，此其四；職稱的問題終於解決了，他從此要改寫有意思的文章了，此其五；……孰料言猶在耳，不久前他老兄又是一鳴驚人，説整天忙著寫短文，新的工效掛鉤方案下來了。權威核心（我才知道世上還存在沒有權威的核心）刊物一篇獎五千，重點核心（敢情還有不是重點的核心）三千，一般核心一千，如此這般。至於為什麼寫短文嘛，是因為一篇文章三千字起算，低於三千的沒錢，超出三千的部分，豈不等於白寫！他還告訴我，有的學校出手更狠，每年鬚髮文章若干篇，須獲課題若干項，須電視露臉若干回，完不成就不僅是拿錢來説事的問題，還將不能倖免地遭到名譽上的毀滅性打擊：降你的級，撤你的崗。

    舉這個例子我看可以説明我的觀點了。學術研究的真諦扭曲了，學術研究的目的淆亂了，學術研究的樂趣也跟著泯滅了，在這樣的氛圍下做研究，哪怕文章的表面打磨得再“規範”，再跟世界接軌，也白搭。可以預見的短期內本已不少的文鈔公很可能還會翻倍地增加——不這樣來不及啊！長此以往的結果則必然是：提高非學術數量，促退學術發展。這不是明擺的事嗎？

    説到和世界接軌，現在老嚷嚷這個，我倒覺得也許我們和世界的軌脫得本不算太遠。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文出版社1990年版）中説：“在這個‘不出版，就殞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裏，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干？所以在美國的科舉裏，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門。”這本書的寫作距今總有二十來年，也不知近來美國的軌有否新的變化，直到那天遇見一個剛從那邊回來的華籍美人，杏眼圓睜道，Publish or Perish，你也知道這句話？我才相信了，就像我上面説的，我們的軌和世界脫得並不遠。

    我們跟美國都一樣了，大傢夥還嚷嚷個什麼勁；人家美國都這樣了，我還嚷嚷個什麼勁。就這麼走下去吧。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