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文章看起來“學術”些,請允許我在題中用入“試論”一詞。
規範是從事某一職業時應該遵守的一些行為準則。這些準則不是像魏彥淵對陸法言説的,“我輩數人,定則定矣”的,是由本行業從業人員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自然形成的。規範的形成原則,同時也是制定規範的目的,是為了使工作環境更加理想,使工作行為更具效率,使工作的成果更富科學性。對於學術研究這麼一種精神活動來説,其所應有的規範的形態當然會複雜一些。不妨將它劃作三個層面。
先説第一層面。這一層面屬於機械層面。這一層面上的規範基本是人為的硬性規定。比如要有關鍵詞,要有中英文摘要,註釋的格式如何,還有書後是不是得搞個索引,如此之類。但它與車輛靠左行還是靠右駛還不完全一樣,它有個方便讀者的原則。比如當頁注就比文末注要顯得人性化。而且這些硬性的規範同樣不是少數人拍腦門想出來的,這個層面上的規範也是隨時代、地域的不同變化的。像摘要的出現,就與這個時代知識資訊密集的狀況相關。關鍵詞的出現,又與出現不久勢頭很猛的電子網路檢索的需要影形相隨。
又如海外講求細注出處,作者名,書名,刊名,章節名,出版年月和單位名,這些我們都做得到。但卷多少,頁多少到多少,上欄還是下欄;尤其還每事注,行文中隨便提到一句,“這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文後就趕緊加個注:“戰國 莊周:《莊子 外篇 天地第十二》”,然後跟著何年何月何種版本多少頁等等,這些內容竊以為目前我們還沒條件做到。如果都這樣做了,本能容納20篇文章的刊物恐怕不得不割愛掉三、五篇,一本20萬字的書,也得漲到25萬字。在國民生産總值還位居世界第N位的時候,在還得靠少得可憐的一點兒科研經費去資助出版,資助費又是視字數多寡而增減的情況下,我看還是好鋼用在刀刃上比較妥當。
説明一下,這一層面上的規範,遵守不遵守倒也不是最主要的。你有錢,硬要不厭其煩地詳注出處,當然出版社最高興;你自信,硬要不寫摘要,相信人們都願意去細讀你那喋喋不休的長文,那你就不寫吧。
再説第二層面。這一層面屬於道德層面。比如,如何對待別人的勞動成果。寫年終總結還得參考一下別人的,何況搞學術研究。參考了就得出注,就得説明,不能幹掠人之美的事。更嚴重的是從報刊雜誌上我們得知,有那麼多文鈔公在那裏騰挪跳擲,欺負我們不懂洋文,欺負洋人不懂中文,光天化日之下幹著雞鳴狗盜的事。他不知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天底下哪可能就他一人看過那本書?被人指出之後竟然毫無愧怍,説我磚頭厚的一本書,你不只能説我抄了這麼幾頁嗎?這好比抓住一個當場行竊的小偷,他説就算這個錢包是你的,你怎麼能證明我的手錶、領帶、襯衣、金絲眼鏡……不是我的?
西方嚴肅的學術著作多遵守一種格式,開頭先綜述一下本課題的研究歷史和現狀,然後説明自己的研究與他人有什麼不同,再開始具體的論述。形式上的過於固定不一定必要,但這不是單純的形式問題,體現出來的是對他人勞動的尊重,同時也是對學術的尊重,這就是很必要的。我們的文章往往不太注重這一點,洋洋灑灑地一路説過去,通篇不提一句他人的研究成果,仿佛這個問題是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實哪有這等事!這樣做還有一個後果,讀者本來不相信所論都出於你自己,這就使得他們弄不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別人的,因而不利於清晰地樹立自己的觀點。當然,對於那些本來就沒有自己觀點的人來説,這一個問題是不存在的,或許這還正是其瞞天過海的一種手段,也未可知。
三説第三層面。這一層面無以名之,姑名之曰理念層面。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行業理念,它是從事某一行業的人對這一行業的目的、價值等的理解的具體體現。我們現在強調“規範”,似乎在前兩個層面上談論得較多。對學術研究目的、價值的理解雖然不屬於具體的條條杠杠,不具有太強的操作性,但如果我們同意“規範”的實質是行業行為的一種準則,那麼無疑是它更接近“行為準則”的本義,更應包括在所謂“規範”的話題中。
如同人體內部的病毒導致體表溫度的升高,“規範”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説明的是學術界的機體出了毛病,就是説,可能“失范”了。果真如此,則我以為其根源即在學術理念這一層面。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什麼,價值體現在什麼地方?不同的學術領域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同一學術領域,不同的人答案也會不同。這麼一個很“學術”的問題,不可能在一篇短文(雖然我預裝了一個很“學術”的題目)中詳説,所以打算換一個方式錶述,就是不説是什麼,而説不是什麼。比如,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為搏金,不是為評職稱。比如,學術研究的價值不一定與其和政治、經濟聯繫的緊密程度成正比;同時還有相關聯的一點,學術研究的水準不體現在發表了多少文章,發在什麼樣的刊物,收入什麼檢索機構。這些道理基本淺顯易懂,所以不用詳加解釋。問題恰恰在於,也許我們不願直面,我們現在所處的人文學術環境確實就是這樣。
記得兩三年前,一位現在已頗知名的中年學者對我長舒一口氣地説,終於評上職稱了,以後就可以少寫些沒意思的文章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從中至少獲得這麼幾重資訊。他是為評職稱而寫文章,此其一;他評上了職稱,是因為寫足了所需數量的文章,此其二;他為評職稱寫的文章並非自己想寫的,因為(或因而)它們沒意思,也就是不具有學術價值,此其三;他並非不知道什麼樣的文章有意思,只是無奈得評職稱,所以不能不先委屈一下學術,此其四;職稱的問題終於解決了,他從此要改寫有意思的文章了,此其五;……孰料言猶在耳,不久前他老兄又是一鳴驚人,説整天忙著寫短文,新的工效掛鉤方案下來了。權威核心(我才知道世上還存在沒有權威的核心)刊物一篇獎五千,重點核心(敢情還有不是重點的核心)三千,一般核心一千,如此這般。至於為什麼寫短文嘛,是因為一篇文章三千字起算,低於三千的沒錢,超出三千的部分,豈不等於白寫!他還告訴我,有的學校出手更狠,每年鬚髮文章若干篇,須獲課題若干項,須電視露臉若干回,完不成就不僅是拿錢來説事的問題,還將不能倖免地遭到名譽上的毀滅性打擊:降你的級,撤你的崗。
舉這個例子我看可以説明我的觀點了。學術研究的真諦扭曲了,學術研究的目的淆亂了,學術研究的樂趣也跟著泯滅了,在這樣的氛圍下做研究,哪怕文章的表面打磨得再“規範”,再跟世界接軌,也白搭。可以預見的短期內本已不少的文鈔公很可能還會翻倍地增加——不這樣來不及啊!長此以往的結果則必然是:提高非學術數量,促退學術發展。這不是明擺的事嗎?
説到和世界接軌,現在老嚷嚷這個,我倒覺得也許我們和世界的軌脫得本不算太遠。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文出版社1990年版)中説:“在這個‘不出版,就殞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裏,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干?所以在美國的科舉裏,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門。”這本書的寫作距今總有二十來年,也不知近來美國的軌有否新的變化,直到那天遇見一個剛從那邊回來的華籍美人,杏眼圓睜道,Publish or Perish,你也知道這句話?我才相信了,就像我上面説的,我們的軌和世界脫得並不遠。
我們跟美國都一樣了,大傢夥還嚷嚷個什麼勁;人家美國都這樣了,我還嚷嚷個什麼勁。就這麼走下去吧。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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