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0年代之後，正如整個社會的文化思想已不再像80年代那樣富有理想的激進色彩一樣，眾多著名作家的先鋒寫作姿態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其中比較值得關注的一個有趣現象便是，余華、莫言、陳染的寫作正在或者已經變得越來越溫柔了。

    余華早年的小説多是陰森森、血淋淋的。他總是能用不急不緩的冷靜筆調寫一個人是如何被（他人、陰謀、意外、災難、戰爭）殺掉的，或一個人、一些人是怎樣不動聲色地籌劃著實施著一場思路清晰的殺戳之事的。所以讀余華的小説總是提心吊膽的，指不定某個人物就會在某種情境中被這個叫作家的傢夥“幹掉”，而他被“幹掉”的過程或程式又被余華設計得那般精密細緻、有條不紊。90年代，尤其是當你帶著原來的閱讀慣性去讀他的《許三觀賣血記》時，你一定會感到驚訝：許三觀流了那麼多血，許三觀和他的老婆、三個“樂兒”一家人遭了那麼多難（疾病、政治迫害、社會偏見），怎麼竟然沒有一個被余華寫死掉！許三觀一家茍全性命于亂世的情形同福貴一家人在世事變故中紛紛死掉的慘相正好相反，——余華對生命怎麼變得一下子溫情起來了？

    我所熟知的陳染的作品很有些杜拉斯的味道：總是一種有些畸形的充滿緊張和意外的情愛，總有一個把反叛和孤獨深藏于內心的女主人公，總用一種冷到極點、深刻到虛無的文筆去寫原本熾熱狂野的靈欲。讀陳染的小説，你會感到這個人正把自己的心與身一條條、一片片地撕裂開來，放在火焰之上烤炙。近幾年，陳染的小説寫得少了，不知是何原因。前段時間讀到她的一篇短短的隨筆，大意是説從現在開始，她已決定不再像從前一樣同自己過不去，用一些激烈的東西撕扯折磨靈魂，而是要隨心所欲，放鬆神經，學會享用平常生活中的快樂和陽光、咖啡、春風等等。從極“酷”的特立獨行的陳染到開始有些人間煙火氣的日常的陳染，這個劇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莫言最初是喝著紅紅的高粱酒寫起小説的。被熾烈的高粱酒燒得渾身發熱的莫言寫起小説來總有一種放蕩狂野甚至野蠻的激情：大膽粗俗的譬喻、急湍湍慌不擇路的人物舉止、噴薄而出一瀉千里泥沙俱下的文句、令人膽戰心驚不可思議的故事情節，這些都直使你感到莫言寫小説就像發瘋之後的凡高在阿爾的鄉間頭頂烈日大塊大塊地往畫布上塗抹油彩一樣！即使偶露柔腸溫情，那也是“黑旋風”李逵式的，是“花和尚”魯智深式的，帶著粗鄙頑劣、大大咧咧的腔調。可是，如果你看到莫言近年寫的幾個中篇，如《三十年前的一場長跑比賽》、《師傅越來越幽默》，你會難免感到納悶：喲，莫言這廝怎麼能寫得這麼心平氣和，把個小包袱抖得有韻有致的，而且甚至有些耍弄小情小調的嫌疑，——這是莫言寫的嗎？

    余華接受採訪時曾説：由於生了孩子做了父親，加之生活逐漸變得安穩起來，他自己的心境同從前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用一種平靜的心情去感受生活中日常的溫情，而這種溫情恰恰是生活中最可貴最永恒的東西。——“天增歲月人增壽”。余華、莫言、陳染乃至其他曾堅持先鋒寫作姿態的小説家，在創作中越來越溫柔的變化，難道僅僅是由於歲月沉積打磨之下、激越叛逆之後對生命中溫情的回歸或發現？這個變化之後究竟有沒有什麼更深刻更隱秘的社會文化根源？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