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陳凱歌、姜文、鞏俐可以説是影響中國當代影壇的重要人物。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1月推出了由著名影評人、電影策劃人李爾葳創作的“直面系列”——《直面張藝謀》、《直面陳凱歌》、《直面姜文》、《直面鞏俐》，近距離地與四位名導演、名演員直接交流，讀者可從中對這幾個人的生活及創作有進一步的了解。本篇文章即摘自該叢書。

    眾所週知，張藝謀是個吃過苦，有過曲折經歷的中國電影人。

    張藝謀屬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

    張藝謀的父親和他的兩個伯父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大伯父到了台灣，二伯父在率部隊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張藝謀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父親沒有收入，全靠做醫生的母親那點微薄的收入來維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貧寒的家境、社會的歧視、精神的壓抑以及家庭所籠罩著的苦悶，使幼小的張藝謀過早地失去了兒童的天真活潑、造就了他沉穩、內向的性格。

    兒時的張藝謀也喜歡玩，最喜歡光著身子在水裏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學後，張藝謀雖不怎麼用功，可他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常常讓那些死用功的同學納悶。不知從何時開始，張藝謀迷上了畫畫。他並沒有藝術細胞的遺傳，而父母也沒有給他安排學畫的環境，可他的畫技卻突飛猛進。他曾以大地、墻壁、電桿做紙，以粉筆、木棍、炭塊做筆，畫山水、花鳥、走獸，更多的是畫人物肖像。他自認為畫畫全班第一，後來發現班上還有一位女生也畫得不錯。這女生名叫肖華，後來成為張藝謀的妻子。

    “文革”爆發後，張藝謀和他的幾個好友告別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別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隊到了咸陽地區乾縣一個貧窮村莊。在這裡，他和當地農民一樣拉車、起糞，一身泥一身汗地和農民滾在一起。除了和幾個知青一起海闊天空地閒聊，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練字：楷書、草書、扁魏……他一有空就練。在村裏，農民們總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張臺謀。他畫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農民們感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主席像”。在這裡，他雖然過著一個勞動日三毛錢、連肚皮也填不飽的日子，但張藝謀卻並沒有白過。他飽覽了奶頭山的風韻、石獸群的雄姿。神秘的無字碑、靜臥的無頭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跡。那時候的張藝謀，無疑就是後來《老井》中的那個孫旺泉。難怪他演孫旺泉演得那樣真實。

    張藝謀21歲（1971年）時正值大招工，知識青年紛紛返城。張藝謀因為家庭問題，沒有廠家敢收他。幸虧咸陽國棉八廠看上他那強健體格，並打得一手好籃球，才放寬政審條件錄用了他。

    張藝謀由農民轉成工人，卻並不輕鬆。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進車間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視。但他並不甘心這樣默默無聞地生活。他開始為車間壁報發揮自己的繪畫才能。3年之後，他的“一技之長”終於被廠領導發現，於是他被提拔到工藝室從事設計工作。沒想到，搞設計又使他與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機，買廉價膠捲拍著玩玩，沒有錢買攝影書，他就從圖書館借來抄。後來，他越拍越上癮，便想買臺照相機。可那時最普通的照相機也要好幾百元人民幣一台，這對於每月只拿三張“大團結”（即30元人民幣）的張藝謀來説，怎麼消受得了？沒辦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攢。他戒了葷，每天啃幹饃、鹹菜，節衣縮食，連汽車也不坐。最後，還賣了血，借了錢，終於買回來一台“海鷗”牌照相機。從此後，他背著這臺“海鷗”登驪山、涉八水、臨雁塔、攀西嶽，將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攝進自己的鏡頭之中……他在悄悄等待著機會的來臨。

    張藝謀的機會終於來了，1977年夏天，全國開始恢復招生，張藝謀暗暗欣喜。當年5月份，他乘去瀋陽出差的機會，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帶到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場。攝影係的老師們接待了他。看著他從華山上拍來的60幅作品，老師們傳了一圈，愛不釋手，説從來沒見過“攝影基礎這麼好的考生”。但他超過規定年齡6歲，學校不能錄取他。絕望之中，張藝謀給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並附上了他的攝影作品。黃鎮愛才，親自發了話，張藝謀這才勉強被錄取進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張藝謀欣喜若狂。

    入學不到一個星期，學校飯廳門口就貼出了説他“走後門”入學的大字報，但20多年來的磨難，教會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雖然他的各科成績都不錯，而且常有自己的攝影作品散見在全國各地報刊，但學完一年之後，在放假前，校方仍以“入學手續不完備”為由，勸他下學期不要再來。多虧真正愛才的老師説好話，張藝謀又寫了一份態度誠懇的保證書，他才得以在“夾縫”中熬過了後三年的大學生涯。在攝影係，張藝謀的作業幾乎成了“標新立異”的象徵。當時在電影學院任藝術課老師的鄭國思説：“張藝謀的東西是動感情又動腦筋的。”學校對他的冷遇，促使張藝謀越加勤奮。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運的喉嚨。他相信“自己總會有一天也會成為氣候”。

    關於第五代的交情：互相了解就是看電影

    李爾葳： 現在你對你們第五代這幾個導演有什麼看法？

    張藝謀： 這個我不想多説什麼。中國現在認認真真拍電影的沒幾個。凱歌、壯壯、子牛，我這幾個同學在事業上都是認真的人，都很不容易。現在中國電影還不是處在一個旺季，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對他們多愛護、多鼓勵。應該少砸人、多做善事。第五代跟第四代比，在人際交往上完全不同。第五代不怎麼抱團。不是説不怎麼理解，而是不抱團，極少進行人事的聯絡，兩三年影子都不照一個，見了面則：“哥們兒，你好啊？”拍拍肩膀，不是説大家不好，只是不像第四代導演那樣抱團，有很多共同點。第五代不愛在一起開會（笑），跟第四代不一樣。我們第五代互相了解就是看電影，真的很少在私下做更多的了解。

    關於父母：實際上我盡不到做兒子的這種責任

    李爾葳： 能説説你的父親嗎？

    張藝謀： 我父親是個沉默的人。他的性格與他的境遇有關係。他是國民黨軍官，又是什麼黃埔軍校的，長期以來都很嚴厲，也很壓抑。在我兒時的印象中，他就是不茍言笑。我們之間平時交流很少，但我還是較多地受了我父親的基因遺傳。拍《紅高粱》之前，我一直沉默寡言，這非常像我的父親。上電影學院時，凱歌有篇寫我的文章，就寫我沉默寡言。因為是陜西人嘛，陜西人不善交際。陜西人一根筋，執著，但是也保守。

    李爾葳： 你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但現在看起來仍然很精神，她年輕時候漂亮嗎？

    張藝謀： 我母親年輕時確實漂亮。她是我們家的主心骨，可以説是我們家的幸福之源。我爸是那樣一種糟糕的情況，長期沒有工作。我媽媽很樂觀，拉扯我們幾個孩子。我覺得我媽是很了不起的母親，要靠她支撐這個家。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長期以來，媽媽是我極大的精神支柱，這一直延續到我上了電影學院。

    李爾葳： 你後來拍的電影很成功，而且在國際上有了這麼大的影響，你父母有什麼反映？

    張藝謀： 他們當然很高興，老年人嘛，總是望子成龍。

    李爾葳： 你經常回去看他們嗎？

    張藝謀： 我很少回去。這點很慚愧。實際上我盡不到做兒子的這種責任。我就顧一頭吧！電影是流動的藝術，實際上電影人也是流動的，幾乎是四海為家。但只要我拍好電影，即使不能照顧家，但看我事業有成，做父母的總會感到欣慰。我要盡孝道，就顧不上拍電影了。連續四年春節，我都是在國外過的，根本沒辦法照顧父母。現在，多虧有我弟弟和弟媳照顧他們。

    關於寫作：能寫一行就不寫十行

    李爾葳： 你寫東西怎麼樣？不是常要改劇本、寫分鏡頭劇本嗎？

    張藝謀： 我寫東西很慢，很吃力。我不屬於那種文采飛揚的人。在我們第五代這幾個導演裏，凱歌的文采最好，首屈一指。

    李爾葳： 對，他喜歡古典文學，文學修養很深。

    張藝謀： 他文學素養高，感覺也好。他愛讀書，寫得也好。我沒那兩下子，所以平常不寫，也懶得寫（笑）。實在躲不過去了，能寫一行就不寫十行，儘量寫短一點（笑）。

    李爾葳： 你的字寫得不錯？

    張藝謀： 一般。我“文革”時在農村、工廠練過一段毛筆字，各種體都練，是為了寫大字報而練的筆（笑）。現在也沒時間練了。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