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起源之秘密，隱藏在詞語中，在最普通的動作中。

    這裡，脆弱的風箏，從沒有停飛翔，

    歲月更替，它化為無窮無盡的形狀”。

    ——《形而上的風箏》中的解説詞

    “這裡應該是中國，因為有一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標誌:禁放風箏。”1981年義大利人安德烈在威尼斯學習了3年中文後來到中國。在他以前學中文的人中很多人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而他的前輩安東尼奧尼的經歷在他説起來時也多有感觸，安東尼奧尼當年到中國來拍了那部著名的記錄片《中國》之後，義大利很多人批評他在搞宣傳、説假話之類，總之是政治上不正確的。不久在中國也遭到更大範圍的批評。安東尼奧尼説，來自義大利的批評並沒有讓他太難過，中國的批評讓他一輩子都納悶，到現在也沒想開。對安德烈來説，學習中文和到中國工作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使他在來到中國後春風得意地進入了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到中國來工作時，隨身帶著的是他的相機，就像他來中國的原因一樣，因為他對中國一無所知。1995年，他所感興趣的節奏、活動的物象在一台超8型個人錄影機上得以實現，這臺錄影機代替了相機，一直帶在他身上。現在，他換了數位錄影機，可以更方便地編輯所拍攝到的題材。

    《形而上風箏》是安德烈和他朋友的合作，他們從不同的媒體觀察中國。安德烈説，他的朋友對風箏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他就是因為想看看山東的濰坊風箏節。在濰坊的風箏博物館裏，他看到的風箏形象從雙喜到大白菜，從龍鳳到唐老鴨，基本上生活文化中的所有象徵性的物象都包括在其中。當然他的興趣不止于風箏。這是他拍系列片《世界上最快的博物館》中的一部。在此之前，他拍了北京和深圳城市空間的變化。他拍深圳停在海裏的一條船，所有想放肆的人都到那裏去，後來船搬到地面上來，好像是在隱喻這個實驗室一般的船已經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深圳就像一個社會學的實驗室，既是制度的實驗室，也是人的實驗室。拍的時候是沒有計劃地拍，最後和朋友的文字合在一起。在北京，他拍了潘家園販賣的不同時代的，甚至是剛剛過去不久的東西，以及城市中不斷變化中的人群。現在他完全放棄了原來的工作，成了全職攝影師。除了大量的記錄素材，他也在中國參加戲劇電影的攝影，曾為林兆華導演的《理查三世》、《故事新編》以及郭文景的歌劇《夜宴》拍攝投影影像。

    他的《三步曲》等片在義大利駐中國使館放映時曾引起過很多關於文化的討論，《形而上的風箏》和《孩童》等片也曾在義大利stream電視臺放映。義大利使館文化處的湯狄説:“比起很多中國的記錄片，安德烈的片子更少異國情調的東西。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他的片子也非常樸實，因而也細膩。”戲劇導演牟森曾在看過片子之後大為感謝放映者，尤其對《孩童》的觀察角度傾心讚賞。他説:“也許《風箏》還有外國人的文化好奇在，但《孩童》裏最重要的東西是他賦予主題的方式是詩人的，捕捉到的是孩子的日常節奏，又不是紀實。他在不同地點和時間選取孩子的生活片段，以歐洲60年代著名影片的音樂結構起來，我只能説，我們根本不用管他是哪國人，他拍到的東西是被我們忽略的。”

    幾年前，安德烈在北京南四環外的一個村子裏，蓋了自己的房子，和一些畫家、音樂人朋友聚在這裡。村子裏的事像他自己的事一樣熟悉，村長兒子結婚之類的事情會請他去拍照、錄影，也參加鄉里的一些活動。村子裏的人不會帶著那麼多國別文化的概念來對待他，完全是自己人的感覺。在中國生活了20年，尤其是他在兩種文化的比較和熟悉中，讓他關於國家民族的概念更有“國際主義”味道。問他是哪國人，他説:“不知道我是哪國人”，偶然生在哪就是哪個樣，就像他種的生菜。他從義大利買來的生菜種子，種在他北京的院子裏。生菜長出來跟在義大利的不一樣，也跟北京的不一樣，本來是紅紅的，現在是紅綠相間。在他種的菜裏最不一樣的是茴香，在義大利吃茴香是吃它的根，像大蘿蔔，他從義大利帶回茴香種子，待到茴香莖葉長得一米高了，他流著口水去挖根的時候，卻還只有一根小小的須。“你説這個東西是什麼國家的？我真不知道，反正我吃得一樣香。”

    Q and A

    問:你的記錄片在義大利和法國電視臺播放時有什麼反響？

    答:我不知道。也許不太像他們心目中的中國。那裏的人那麼不了解中國，所有第一次來的人都覺得這裡怎麼是這樣的。有兩個義大利朋友來中國做一個網路服務站，他説中國怎麼是這樣的，還以為都是騎自行車。我就説，如果是你想像的那樣，你還到這來開什麼服務站？以一種很概念化的形象來想像另一種生活。但我覺得，很多文化中的區別不在表面的物質上。如果説物質上，這裡也有汽車，也有立交橋。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同樣的物質在不同環境中，使用它的人以什麼樣的態度和方式與這些東西共存會影響這些東西的形態。在中國畫家劉小東的一幅畫上，一個人站在一輛賓士車前，我就跟他説，你這個賓士就是中國的賓士，不是德國的，也不是義大利的。我不是指那種表面上物質上的不一樣。為什麼我對動態的東西有興趣，就因為在動態的環境中，現實才呈現出來。

    問:你説過你拍的作品不是記錄片，那你是幹什麼的？

    答:作家。語言是民族的標誌，而語言只因為你是在那裏生長的。我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文字教育，現在的圖像資訊數量這麼大，我們好像沒有充分的教育準備來消化和處理這些視覺資訊，這就是視覺文盲。而語言能構成交流障礙的地方，我們可以用那麼豐富的視覺資訊來工作和表達交流。我的工作就是用圖像來寫作。

    問:雖然你的作品還沒有機會在中國的電視臺播放，但是在藏酷多媒體空間放映是不是也不錯？

    答:我當然希望在中國的電視臺也能播放，因為是拍這裡的事情，當然希望這裡有更多的人能看到，這是個核對的機會。這裡的生活變化之大，是最有意思的地方，這20年的變化在人類社會中沒有多少時代能與其相比。所以，我能以我的方式參加在這其中，是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

    《三聯生活週刊》2002年4月16日